创新的产业后果是对别的厂商的破坏。熊彼特说：“不要以为技术创新就好像是在公园里散步，每个人都能高高兴兴；技术创新是一个很残酷的过程，如果你成功了，你将毁掉别人的事业。”然而，熊彼特是从积极的角度看待这种破坏，发明了一个广受欢迎的新概念，即“创造性的毁灭”。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将毁掉旧的工业，而让新的工业有崛起的空间。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却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经济发展的推进器。他举例说，有的“创造性的毁灭”影响如此深远、广泛。以至它们常常能创造出一个新的产业或者破坏一个现有的产业，如半导体产业的成长及其对真空管产业的破坏性作用。熊彼特借用生物学上的术语，把那种所谓“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地破坏旧的，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的这种过程，称为“产业突变”。
一个企业家在创新之后，他所在的产业进入模仿阶段。熊彼特假设，发明创造是先驱者的活动，领导者很少。而且很难。可追随是很容易的，紧跟发职家后面的是一大群熊彼特称之为“模仿者”（imitators）的人。模仿活动导致投资热潮。最初的模仿和改进会在行业中扩散，模仿企业大量的银行借款，刺激大规模投资，引起经济繁荣；随后，创新推广的过程也抹杀了优势之差，竞争迫使价格降低到新的生产成本水平，创新利润消失了，生产又按周定的线路环流。随着赢利机会消失，利润开始下降，投资也趋下降，经济便转入衰退。
就这样，熊彼特用“创新—模仿—投资—利润下降”四阶段来说明宏观经济的发展和周期波动。他还根据各类创新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大小，综合前人的观点，提出存在着长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中周期（朱格拉周期）和短周期（基钦周期）这样三种经济周期。熊彼特的“多层次”经济周期理论，是综合了前人的论点，再加上自己的见解而形成的，首次提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长、中、短“三种周期”的理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是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其规律当然重要。熊彼特假设，由于“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的出现，不是像人们按照“概率论的一般原理”所预料的那样连续均匀地分布在时间序列之上，而是时断时续、时高时低。有时“群聚”（即“成组”或“成群”），有时稀疏，这样就产生了“商业循环”或“经济周期”。
熊彼特认为，从历史统计资料表现出来的这种周期的变动，特别是“长周期”的变动，同各个周期内的生产技术革新呈现着相当密切的关联。他具体地指出，某一个周期的上升波动是和某一种工业的发展或某一种生产技术的革新有关联的。熊彼特沿袭了康德拉季耶夫的说法，把近百余年来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过程进一步分为三个“波”，而且用“创新理论”作为基础，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和它们的应用，以及生产技术的突出发展，作为各个“长波”的标志。“长波I”——从大约1783年到1842年，是所谓“产业革命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专指第一次“产业革命”。“长波II”——从1842年到1897年，是所谓“蒸汽和钢铁时代”。“长渡1II”——从1897年到本世纪20年代末首次提出“长波”理论为止（当时这个“长波”尚未最后结束），是所谓“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当再次出现创新浪潮时。又会引起繁荣。在繁荣和衰退这两个基本阶段之问，还要经历“萧条”和“复苏”，才构成一个完整的周期。
值得指出，熊彼特的利率理论是独特的和有价值的【这里谈到利率问题，是为了今后对新古典经济学利率理论讨论时做一个伏笔。】。他认为，“作为一种重大的社会现象的利息是发展的产物；利息来自利润；利息并不依附于具体商品。承认这些命题，就结束了一再在具体商品中寻求相当于利息的价值要素的尝试，于是就把利息问题的研究集中在相当狭小的领域。”他把利率作为企业家的选择机制，而不是投资项目的选择机制。熊彼特写道，“只要有高于零的利率存在，就会有许多企业家被淘汰；而且，随着利率的上升，被淘汰的企业家会越来越多。这是因为，虽然在实际中获取利润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但这些可能性却是大小不同的，而且其中大部分当然是很小的。利息不同于利润，比如说，它并不像利润那样，是给予成就的奖赏意义上的一种由发展带来的直接结果。相反，利息不如说是一个对经济发展的制动闸——在交换经济中是一个必要的制动闸，是‘对企业家利润的一种课税’。当然，这样说并不足以谴责利息有罪即使人们把谴责和赞同也包含在我们这门科学的任务之内。”
尽管如此，熊彼特理论也有不足之处。为什么经济增长只是在最近两三百年才出现？企业家的投资机会从哪里来的？熊彼特创新理论没有回答。熊彼特不认为“创新一模仿一投资刺润下降”的连续阶段会中断，因为熊彼特设有重视劳动力市场的失业问题。“刨造性的毁灭”必将导致失业，失业的社会成本高。丽且熊彼特要求大规模创薪出现在经济衰退期间，这将加重失业问题，高失业率可能导致社会****。为了避免高失业率，政府的经济政策很可能是冻结创新活动。熊彼特的四阶段循环过程存在中断的可能。所以，该理论不能解释增长事实（3），即各国贫富差距拉大；有助于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可是，对经济结构调整现象缺乏理解。
熊彼特假设创新是随机过程，没有规律，从逻辑上推理，经济增长只有波动，没有周期；这就与他承认经济周期的存在自相矛盾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他引人了长、中、短“三种周期”，混杂起来，经济总体就看上去随机起伏了。但是，在我看来，探讨创新的规律，必先抓住科学发展规律这个源头，然后顺藤摸瓜，探讨技术发展的规律，再进一步才是创新的规律。熊彼特理论没有抓住科学。下面章节我们还将谈到，科学是按照积累、危机和革命三阶段来发展的，但科学革命的出现是不可预期的，带有巨大的不确定性。
另外，熊彼特没有明确区分革命性创新和常规创新。常规创新提高和加强企业现在的能力，对其他企业具有竞争优势，占据更大市场份额，不是“创造性的毁灭”；但革命性创新使企业现在的技能和资产遭到破坏。革命性创新会使人们的消费需求发生巨大变化。原有市场需求萎缩，使现有企业的资源、技能和知识只能满足短期内市场的需要，长期内根本无法满足新兴市场的要求，从而降低了现有资源的价值，在极端情况下，会使其完全过时，对其他企业和其所处产业是“创造性的毁灭”。宝丽莱破产是最佳的例证。
无论如何，熊彼特创新理论对本书的新理论框架有着很好的启迪作用。
三、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
刘易斯（Lewis）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经济模型”的理论模型。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刘易斯看到人必须消耗一定的产品方可维持生命有机体的持续存在，从而把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人的增长作为评判发展的首要标准。他把储蓄、投资的增加视为发展动力。他假设。在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经济部门，一个是“现代”部门，又称工业部门；一个是“维持生计”部门，或称传统农业部门。就资本而言，农业部门远低于工业部门。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农业部门存在着隐蔽性失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或接近于零。现代部门的工资是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在提供同等数量与同等质量的劳动条件下，非熟练劳动者（农业、家庭服务业、小商小贩，由女性组成的小家庭、临时性行业或增长的人口）在现代部门比在传统部门得到更多的工资，因为现代部门的资本比农业部门多。在现行工资水平下，对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超过这个部门的劳动力需求。所以，在现行工资下，对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现代部门通过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动力而获得发展。农村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迁移，既可以减少农村的劳动力供给，增加维持生计农民的收入，又可以压低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降低现代部门（城市工业）发展的成本。一旦这个过程不断进行。则最终会消除二元结构的对立，整个经济成为一个一体化的过程。实际上，刘易斯设想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就是这样的一个现代城市部门不断以低廉的价格吸收农村劳动力，从而扩大工业化积累的过程。然而，如果存在着若干种阻止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劳动力的转移就不能以一个均衡的过程实现。只要这些制度障碍所起到的排斥就业的效果。就足以造成两个部门的运转机制不能一体化，就存在着二元结构。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指出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于是储蓄率的高低就成为了经济增长的关键，这种观点属于发展经济学的结构学派。刘易斯模型不能解释（1），即经济增长突然出现；没有谈到生产力变化，当城市部门吸收农村劳动力完成时，经济增长就停止了，所以不能解释（2），即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刘易斯模型假设发展中国家都能完成工业化，从而提高其居民的生活水平，这与（3）相悖，即许多发展中国家依然贫困，与发达国家收人差距拉大；更进一步，该理论无力解释一个国家经济兴衰和长期停滞现象。
除此之外，在我看来，刘易斯模型还有三个先天不足：第一。该模型把人类经济发展的工业化看做终极目标，并因此假设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而本书把工业化作为一个特例。工业化后还有信息化，信息化后还有所谓“梦想社会”，“梦想社会”之后还有超脱21世纪人类想像力极限的经跻生活方式，如此无穷无尽。第二，刘易斯模型假设了现代部门是“天生就有”的，经济发展只是现代部门吸收传统部门的转轨阶段，忽略了转轨前阶段即现代部门的诞生和转轨后阶段即现代部门成为惟一的主导部门（我称之为革命阶段）。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刘易斯以及现今几乎所有的经济理论都认为生产力不会发生革命性跳跃。只是渐进积累的。本书将论证生产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在刘易斯两部门模型的基础上，我将提出“学习经济”的结构调整模型，这个模型将刘易斯模型归为一个特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