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制度适应生产力革命的不确定性
在生产力发生革命后，也要求经济制度发生适应性改变，这种改变往往带有革命性。经济制度革命是经济范式转换，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局面、一种鲜为人知或闻所未闻的经济生活方式即将呈现出来，是经济生活的根本条件和前提被改变，是毫不留情地使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经济历史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
新石器时代的人的食物来源大半甚至全部是靠栽培植物和畜养动物，而不是像旧石器时代的人靠狩猎或采集。人类放弃树居。开始流浪冒险的渔猎生活阶段，这是一场经济生活的革命，但狩猎生活的人们靠采集野生植物和捕捉动物过着朝不保夕、勉强糊口的生活；后来，人类放弃游荡，采取定居的生活方式，由食物采集者变为食物生产者这一转变是经济生活方式的革命。之后，世界经济处于延续几千年的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人类用材料建造房屋，用牲畜驮运自己和行李，用帆和桨推动船。用纺织品制作衣服，用蜡烛和火炬照明。农业社会以第一产业（农林渔牧业）为主，生产力不高。人类经过极其艰苦的劳动，从土地上得到仅够维持生活的东西；只是近两百多年来，由于工业革命的兴起，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人类才开始逐渐跨人工业经济时代，在工业文明阶段，经济增长的出现使人类增加了食物的数量和品种，最终能够摆脱为生存挣扎的无能为力的状态。同时，金属和塑料补充了石块和木头，铁路、汽车和飞机取代了牛、马和驴，蒸汽机、内燃机和原子动力代替了风和人力来推动船，大量合成纤维织物与传统的棉布、毛织品和亚麻织物竞争。电使蜡烛黯然失色，这又是一场经济生活的革命；1971年后，以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诞生为标志，信息技术革命突然爆发，在信息社会端倪初现之后不久，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指出，信息社会的主要特点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白领工人的数目第一次超过蓝领工人数目，信息产业的产值超过了其他产业的产值。彼得·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同样宣称，世界正处于巨大的转变之中，处于他称之向着“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之中，认为人类从一个以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为基础的社会走向一个以知识为主要资源和以组织为关键结构的社会；刚进入2l世纪，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人们都能够强烈地感受到电脑、互联网技术给我们生活、工作等各方面带来的巨大变化，“信息时代”几乎成了人们现在最热的话题。从1971年算起，信息革命开始30年后的今天，人们已经感受到这场经济制度革命的强大震撼力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谁能想像没有电会怎样？今后，谁能想像没有国际互联网会怎样？正当信息时代君临天下之时，天才的未来学家就在思考接踵而来的社会形态。他们宣称，信息时代已经日薄西山，即将跨人第五种社会形态：“梦想社会”。即将来临的梦想社会。是一种完全新型的社会，其中的企业、社团和个人都凭借自己的故事扬名立业，而不再仅仅依赖于效据和倍息。梦想社会并非痴人狂想，它在许多企业已初露峥嵘：未来产品必须打动人们的心灵，而不仅仅是说服人们的头脑。当前正是为产品和服务赋予情感价值的大好时机。
与人类祖先相比，今天世界居民总体上享受了经济增长的巨大实惠。尽管世界经济的历史进程总体上在生产力发展特别是生产力革命的推动下不断前进，经济制度革命相应发生。然而，由于路径依赖的存在，这个进程是不平坦的和不确定的。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我在本节的以下几个例子中不去深究某个特定经济制度不能适应生产力革命的原因，而重点说明经济制度受到生产力革命的冲击，其变化结果因“路径依赖”而有高度不确定性。可能很快“欲火重生”，重建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也可能陷在原有制度轨道上不能变革，甚至掉进社会****的深渊，经济长期停滞或衰退。
生产力革命产生的经济增长机会可能被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系统通过经济制度革命而首先抓住，经济实力获得极大提高。强大的经济实力很容易转化为强大的军事实力，打破了原有的军事平衡，从而可能导致战争。反过来说，在20世纪以前的历史上，只有通过国际间的战争，才能检验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从而检验该国经济制度对生产力革命的反应程度。所以，当经济系统不能对这种经济实力差距造成的残酷挑战有效反应时，该经济制度便会发生动摇或解体。在20世纪，经济制度不能适应生产力革命更多地体现在经济增长表现上，如世界各国收人不断拉大，贫困问题依然严重。
一、日本和中国对工业革命的不同反应
在19世纪，惟有英国经济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并且因此获得强大的军事实力，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一个大国像19世纪中期的大英帝国那样，称霸世界。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西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正在进行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给东亚的冲击是巨大的。
17世纪初，日本德川幕府采取锁国政策，使日本撤回到几乎完全与世隔离的境地之中，开始了两个多世纪的闭关自守。最终，德川幕府锁国政策的“围墙”，挡住了外界的影响，保护了日本的封建制度。日本同中国一样，付出的代价是经济制度对工业革命的来临毫无准备，原有的经济制度在巨大的挑战面前变得陈腐、僵化。
在1854年海军上将佩里（Perry）的炮舰到来之前，日本大体上是与国际经济隔绝的，外贸很大程度上被局限于一个港口，而通过这个港口的贸易也严格受到限制。与中国截然不同，日本能做出积极的反应，这就是“明治维新”，实现了根本改变封建制度的大变革，以欧洲为典范建设现代国家，贸易迅速扩大，经济增长明显加速，尤其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段时间里更为显著。然而，中国1840年后的反应与日本“明治维新”截然不同。这是为什么？自远古以来，智慧、勤劳的中华民族，曾以灿烂的文化、辉煌的文明，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许多方面都是先进的：艺术、社会管理技巧和技术发明等。直至17、18世纪，中国一直在农业生产力和生活水平方面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中国的经济教欧洲迫近，大约是18世纪中叶，这与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的时问对应。长期的闭关锁国使中国对英国的工业革命一概不知，对生产力革命的忽视是致命的错误。英国的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到了清朝嘉庆年问，英国的经济实力已经明显地超过了中国。
亚当·斯密曾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渡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马克思也曾经深刻地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最后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1840年6月，英国侵华远征军到达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在以工业化经济为后盾的强敌目前。以农业经济称雄世界的中国被打败了。中国碰到了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要求中国的农业经济制度向一种全新的工业经济制度转变。为什么1840年以后中国没有出现工业革命呢？经济制度的路径依赖起了关键作用。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在被迫的甲午战后不平等谈判期间，中国代表李鸿章和日本使节伊藤博文之问曾有过以下谈话，导出了中国未能完成工业革命的原因。
伊藤：十年前，我在天津时曾同大人（李鸿章）谈过改革问题，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件事情得到改变或改进呢？为此我深感遗憾。
李：先生，当时听你谈论此事，不胜钦佩，而且，我对先生您在日本有力地改变你们的习俗，以至达到现在的水平，也十分羡慕。可是，我国的事情受传统束缚太深，我简直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
伊藤：“除对善良的人外，天意没有任何影响”。如果贵国愿意努力行动，上天无疑会帮助贵国实现自己的愿望，因为上天对地上的人们一视同仁。根本的问题在于每个国家都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应该指出，中国1840年后经济增长微乎其微。是阻碍经济制度变革的另一个重大因素。清政府采用白银作为主要货币，白银的生产是有限的。由于鸦片贸易和数次战争赔款，导致白银大量外流，中国经济陷入长期的通货紧缩【这个观点是张五常提出的。】，从而严重抑制了中国新兴工业部门的发展。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整整一个多世纪，偌大一个中国内患外辱从未间断，民不聊生。终于到1949年，一个新中国诞生了，中国结束了百年的社会****，开始了工业化。1978年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最光辉的两件大事。
二、中国商鞅变法
中国东周时期（公元前771～256年），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奴隶主相互混战不绝。其间经历了长达550年的大动荡，此即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战国中期，正逢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雄”的局面，残酷的兼并战争迫使各诸侯国先后变法图强，这是一个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从而永久地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时期。
变革的根本原因是由于铁得到采用。铁传入中国的时间很晚。直到公元前600年前后才大量出现。铁发生影响的方式是大家熟悉的。新的、更有效的铁制工具使农业有可能从原先的黄河发源地向南扩展到森林茂密的长江流域。铁制工具还促进了流域地区大批的排水工程、为长距离运送大批商品而进行的运河开挖以及西北干旱地区的灌溉工程。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生产力有了巨大增长，生产力增长又转过来促进贸易。而对于这次使用“铁”作为农业工具的生产力革命，有其原有的经济基础，即旧的奴隶制已经走到了尽头，需要一种新的经济制度来适应发生革命的生产力。
中国法家找到了这种新的关系，这就是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土地私有和一夫一妻式小农经济形式，并用严刑峻法来付诸实施。商鞅（约公元前408～公元前338），战国中期法家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是法家的实践代言人。商鞅自公元前361年入秦，先后实行两次变法，由左庶长升任大良造，又于公元前340年受封为“商君”。在商鞅变法的背后，蕴含的是一场深刻的经济大变革，在这场变革中，奴隶制下的旧贵族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太子傅就是一例。年少的太子傅在保守派的师傅和一些宗室贵戚的唆使下触犯法令，公开站在了反对改革的一边。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太子不可施刑，所以下令将太子的两个师傅公子虔、公子贾传来，代太子受刑，其中公子贾被施以面部剌字的黥刑。
虽然发起人商鞅最终遭到五马分尸，而商鞅变法本身也是一场经济制度革命。“商鞅变法”是成功的，秦穆公死后，新贵族势力想的就是“商鞅之法不可不行，商鞅之人不可不杀！”凭借“商鞅变法”，秦发生了经济制度的革命，适应了生产力的革命，经济实力极大提高，带来了蓬勃生机，军事实力随之迅速增长，使一个落后的秦国变成了相对富裕强大的国家，能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属地，征服周围一个又一个国家。当时的人恐惧地称秦为“野兽”，把秦无情的扩张比做“蚕食”。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统一。
三、美国南北内战
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是美国工业革命进展快的北方与以农奴制的农业经济为主的南方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由北方工业经济所进行和主导的美国统一战争。美国独立以后，北方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得益于已经工业化的欧洲的资本、劳动力和技术，尤其获利于英国，开展了工业革命；但极少输入工业化资源的南方经济，则呈现一种典型依附于英国贸易的经济。就像澳大利亚必须依靠羊毛那样，南方经拼的成功之处，在于用它出产的、几乎全数的棉花去供应英国繁荣异常的棉织工厂。但正是这种成功使它的农奴经济的属性由于路径依赖而无可扭转。南联邦想保存农奴经济社会，对抗工业经济社会，不过是一个白日梦。北方联邦拥有超过10万家工厂，而南方联邦只有2万家；北方的工业生产总值达到了15亿美元，几乎是南方的10倍。著名小说《飘》中的男主人公白瑞德说得十分尖刻：“北方佬的装备比我们好得多。他们有工厂、船厂、煤矿、舰队。他们完全能占领我们的港口，让我们活活饿死。”美国南北内战的代价是超过62万人死亡，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四年动荡战乱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