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资源稀缺一样，生产力革命和经济制度的路径依赖的矛盾是人类面对的一个基本经济问题，其核心是经济制度的适应性效率高低，集中体现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对国际资本倒流的金融风险管理两个方面上。在生产力革命的必然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系统为了产生长期经济增长，必须有较高的适应性效率。本书提出，“学习经济”是一种相对完美的人类经济制度，其优点具体体现在结构调整的制度灵活性和有效的金融危机防范上。
世界生产力革命一旦发生后，结构调整是对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严重挑战，该国经济已经进入必须通过结构调整才能促进和保持经济增长的阶段。什么是“学习经济”？从“两部门四阶段”模式角度更具体界定“学习经济”。“学习经济”是能顺利和安全地完成四个经济结构调整阶段的经济体制，通过必要的市场机制主动、及时地对经济结构进行适应性调整。我与读者一道，在本章共同探讨一个成功的结构调整的经济制度要求。由于篇幅所限，我没有讨论各个制度组成之问的关系，请读者谅解。我还想强调，经济制度尽管有一要求，但没有一个普适的具体模式，每个国家都应根据本国的国情来进行制度创新。
第一节产品市场结构
“学习经济”要寡头垄断竞争和充分竞争共存，并坚决反垄断。
当一项产品进人常规技术创新阶段，企业采用拉马克进化具有更高的适应性效率，产品市场结构应采用寡头垄断竞争形式。从市场结构角度看，完全竞争中的小厂商在常规技术创新的市场竞争中缺乏知识积累优势。大企业更有适应性效率，可通过从干中学使得知识随着时间不断累积，减少常规创新成本。例如，制造业是工业革命中形成的主导常规技术范式，它几乎都是由少数大生产者组成的。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是偏好大厂商之间寡头垄断竞争的，他相信大厂商更能够最大限度地从事技术创新。熊彼特认为，技术变动需要大厂商的存在。他进一步指出，创新强度和它的扩散率与短期保护和市场势力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虽然他并不是为垄断辩护，但熊彼特明确认为创新应得到法律保护，以给予最低限度的短期市场势力。熊彼特认为，完全竞争的效率是不高的，因为需要这种组织形式的小厂商是不可能为研究与开发支付最佳费用的。支撑上述论述的是熊彼特的信念：技术变动本身是竞争的一个要素。因此，竞争并不因引进大厂商而被消除，相反，厂商追求技术变动的努力增进了竞争。而且他还指出，每个人都将因研究与开发的最佳支出而受益。
但是，熊彼特没有区分常规性创新和革命性创新。革命性技术创新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市场结构采用达尔文进化更有适应性效率，要求充分竞争的市场结构，存在大量中小企业不断诞生和不断死亡的动态选择过程。
在革命性技术投资这个很大不确定性过程中，企业不能预见哪个新主意会成功，革命性创新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大概要试过几十个，才能找到一个有意义的创新方向。因此，达尔文选择比拉马克选择更有适应性效率，有可能“幸运”地碰上一种合适的新技术的投资方向。达尔文进化体现在竞争市场机制带来的一系列筛选、淘汰的动态过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大部分革命性技术的投资活动分散在众多中小企业中进行，这些中小企业创新尝试。在这种试错、摸索中。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果成功了，其他企业可以随之跟进，超额利润很快消失。如果失败，或是选择的技术方向、市场需求的判断不正确。通过竞争，向着正确方向前进的企业家将击败误人歧途的那些企业家。这意味着，对那些把资金和劳动力投人到错误方向上的企业家，通过无情的生存竞争被淘汰掉。
当革命性技术创新领域进人常规技术创新领域后，学习经济必须阻止出现垄断的市场结构风险。革命性投资的预期回报率是很高的。在产品市场上，“侥幸”实现革命性创新的企业拥有动态比较优势，因为投资于革命性技术，使得产品难以短期内被模仿，就可能意味着企业成为一个新的或独到的市场垄断者，获得大笔的垄断利润，即“赢者全拿”。虽然垄断利润可以弥补革命性投资的高不确定性，使成功的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处于高回报的发展之中，但从长期来看，垄断对一个经济整体的创新活动有害。革命性技术在进人常规阶段后，必须允许其他企业进人，形成寡头垄断竞争。
第二节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是“学习经济”的适应性效率的重要基础。“学习经济”要成功完成经济结构调整的四个阶段，例如常规部门和新兴部门的转轨阶段，要有一个流动性强、弹性大和高参与率的劳动力市场。
一、流动性要求
新兴部门诞生后，经济系统进入两个部门的转轨阶段。在转轨过程中，“劳动力转移”问题是个挑战，即把劳动力从常规部门内转移出来，并安置到新兴部门的工作岗位上。相当大量的劳动力流入新兴部门才能保证充分就业。如果劳动力不能自由移动，则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善的。转轨经济要求劳动力在常规和新兴部门之间自由移动，劳动力资源才能得到配置效率和适应性效率。凡是妨害劳动力在常规部门和新兴部门之间自由流动，也同样会妨害投资活动在两个部门之间进行的间整，因为新兴部门上获得的投资收益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个部门从常规部门所能得到的劳动力数量。
劳动力市场缺乏流动性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存在“福利粘性”。“过分”的社会福利会不利于劳动力转移。例如，如果每一个劳动力都能保证得到最低的社会福利，那么即使新兴经济部门工作的工资高于这个福利水平，这个劳动力也不会有积极性去学习和参加这样的工作。因为学习新技能需要很高的成本，在短期内是痛苦的。而且工作本身产生负效用，以至于放弃无业状况的闲暇就会产生机会成本。这样，那些即使失掉常规部门工作，仍可靠社会福利生活的劳动力可能会永久离开劳动力市场。这既造成了社会福利成本的上升，又引起了新兴经济部门劳动力供给量的下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经济不能掉进“福利陷阱”中去。在学习经济中，真正的和长远的社会福利是人们有充分的就业机会。
新兴部门一旦创造了高工资的就业机会，我们可能会轻率地得出如下结论，即这种劳动力的自由转移可以导致充分就业。这一论断的错误之一在于：劳动力的转移不是瞬时的，特别是新人力资本（新工作技能）的积累，需要时间，在转移期间将会出现结构性失业。任何国家或地区都已发现，不同产业之问突然进行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都是困难的。
新兴部门在类似的情况下也存在瞬时的工作空缺，但是，司能有工作机会存在，但失业劳动力却可能不具备这些工作机会所要求的技能。缺乏劳动力的新兴部门之所以缺人，往往是由于无法招到足够的合格劳动力。20世纪初，新兴的工业部门要求劳动力掌握较高的技能。这些技能包括阅读使用手册、解读设计蓝图以及看懂公式的能力：20世纪末，新兴的信息产业要求劳动力具有更新的技能。比如，零售人员不仅可以在常规条件下进行销售，而且会使用更快速的个人电脑，同时也包括更好的计算机辅助设备和制造，以及把库存、采购和财务捆绑在一起的更完善的信息系统。
劳动力转移不仅仅是把常规部门的人吸收到那些最需要他们的新兴职业中去，这种转移意味着让常规部门的大部分人改变他们已经从事和熟悉的工作，学习新的技能，在短期内是不容易的和痛苦的。他们可能因年龄过大而无法再通过学习、训练或实践而取得与过去所从事工作同样的技巧水平。劳动者的学习能力随年龄增长而下降，这导致劳动者所承载的“人力资本”的更新和补充会随年龄增长而日益困难。但是，在“学习经济”中，不能等到这些劳动力到了退休年龄之后才能真正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劳动力的转移需要政府发挥积极的角色。我们在本书的后续章节会谈到“国家学习体系”。
二、弹性要求
“学习经济”要求劳动力市场有强大的工资弹性，即灵活性，原因何在？其基本原因有四个：第一，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有利于新兴部门的诞生；第二，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是防范出现大量和长期失业的制度保证；第三，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能提高经济整体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减少就业的不确定性和失业恐惧，从而保持需求强劲增长；第四，在国际金融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为汇率制度选择提供较大空间。
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点。在新兴部门的生产活动中，资本和劳动力是不可缺的。新兴部门的诞生需要适合于革命性技术创新的原始资本的出现。由于革命性技术创新是高度不确定的，其要求的专有原始资本和相应的劳动力也带有高不确定性。高不确定性要求对新兴部门的劳动力给予高工资的补偿，否则，没有人愿意在前途不明朗的部门工作。劳动力市场应当为这批“先驱者”提供比常规部门更高的工资，为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新兴部门进行转移奠定基础。
现在我们探讨第二个方面。在经济突然遭到需求方面（如出口）的打击而出现衰退或停滞时，两个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将大幅度减少，劳动力市场有两种方式进行调节：第一种方式是主要依赖破坏就业机会，即企业大量裁减雇佣人员来应付需求冲击，工资水平下降是次要的；第二种方式是通过迅速地减少工资水平主要来应付需求冲击，裁员是次要的。“学习经济”的重要目标是充分就业，第二种方式较理性，但只有在工资有弹性的情况下，该种调整方式才能实现。有的读者对此会有疑问？为什么不采取凯恩斯的积极财政政策来应付需求冲击？在后面我将会谈到，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是不确定的，因为投资行为本身是不确定的。“学习经济”强调的是“制度解”而不是“政策解”，尽管政策也很重要。
让我们看看第三点。一个经济系统的劳动力市场弹性越大，创造工作机会的能力就愈强，人们对找到工作的信心愈足，对长期失业的恐惧心理愈小，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就比较坚挺和旺盛；日本的失业率只有5％，但是，日本居民明白，一旦失业，再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很小，对失业的恐惧导致刚性的和很高的居民储蓄倾向，从而严重抑制了日本消费的增长。
最后，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能支持固定汇率制度和联动汇率（Curreney Board）制度安排。在一国遭受无法预料的外部需求冲击的情况下，要稳定汇率，就必须灵活调节国内工资和价格。中国香港的劳动力市场有弹性，与货币当局这种与美元硬挂靠的方式一致，可以维持联动汇率制度，尽管在长期是付出相当代价的；阿根廷从1991年起采取联动汇率制度，其初衷是用汇率来“捆绑”住货币政策，使货币政策具有反高通胀可信性，从而控制国内高通胀，但劳动力市场弹性不足，工资很难调整，无法应对外部需求冲击。1991年至1997年，阿根廷经济发展良好，高通胀也被消除了。突然，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给阿根廷出口造成了沉重打击，经济开始衰退。在2001年美国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不能灵活调节工资，导致国内大量失业，经济衰退进一步加深。我预计。阿根廷联动汇率制度是不能长久的。
三、高参与率的要求
社会保障制度是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为经济增长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学习经济的社会保障制度应当由公共账户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减少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增加劳动参与率。所谓“公共账户”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缴纳养老金给由国家统一管理的公共账户，通过这个账户付给现在的老年人，是“后代人扶养前代人”的社会保险方式；而“个人账户”制度是一个人在年轻时把钱存人自己的养老金账户，在退休之后从个人养老金账户中领取养老金。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相应地要求提高退休年龄，提高劳动参与率，让熟练的劳动力继续工作，以缓解巨大的养老金压力。然而，社会保障福利的年纪和离开劳动大军的年纪高度相关。在公共账户制度下，人们没有激励延长自己的工作年限，而更愿意早退休，这是因为只要人们到了退休年龄就可以领到一定数额的养老金，如果一个人多工作一年，那意味着多做一年工作，少领一年养老金，而且，劳动者并不会因为多工作一年而使每年领到的养老金增加。在这样的激励结构下，人们是不愿意延长工作年份的。相反，人们更愿意找出各种理由提前退休。在这种情形下，劳动参与率难以提高。而在个人账户制度下，以上的问题不再存在。由于每个人贡献的养老金存人自己的账户，是自己的资产，延长工作年份使得自己以后的养老金数额增加，彻底地解决了提高劳动参与率中的激励问题。下面我以美国和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例来说明公共账户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