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经济”中，宏观经济政策的五大目标是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可持续增长、国际收支平衡和防范金融危机。为达到这五大目标，一个国家的政府应根据国内经济状态和国际经济发展来务实地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不能过分强调学派不同，在宏观经济政策中抱住某一学派不放。******说得好，“管它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宏观经济政策可大致分需求管理和供给两大方面，需求管理的经济政策又包括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需求管理政策的特长是对付短期冲击；供给方面的政策重点足劳动力工作的积极性，偏重于经济制度改革。
第一节财政政策
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制度还不是“学习经济”，国内经济增长率变动大，而且世界实际利率有不确定性。从长期来看，政府不能盲目乐观，应当保持财政纪律，不能乱花钱，防止出现大量的赤字，造成国债的信用风险。一个合理的财政目标应当在资金充足的财政基础上，保持其在短期内的预算平衡。随着1人口老化，当务之急应加强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财政前景，留出足够的资金，为未来的社会安全和医疗责任提供经费。保持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信托基金的盈余，为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体系留出足够的资金。
财政政策纪律是货币政策的“内核”。一个经典的情况是这样的：在固定汇率体制和资本账户开放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具有高流动性，国外和国内的利率一致。那么在固定汇率下，央行必须干预货币市场，以满足该汇率下公众对外币流通需求。结果是，央行将失去对货币供给的控制，不得不被动地调整货币的供给以适应货币需求。但如果此时财政政策出现高额赤字，固定汇率体制就会很不稳定，发生货币危机的风险就会很大。1979年，克鲁格曼研究了资本流动情况下对不协调的政策制度（如汇率制度）进行攻击的模型。模型显示，假设资本是自由流动，购买力平价成立，真实的货币余额给定，在实行固定忙率制度下，政府为了弥补财政赤字而实施扩张的货币政策会导致外汇储备的减少。当外汇储备减少到一定的时候，中央银行就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而选择汇率的自由浮动。给定上述的过程，当中央银行的行为被投机预期到时，投机攻击就会在一定条件下开始。造成汇率大幅度贬值的危机，固定汇率体制提前崩溃。投资活动是经济活动中最不可靠和最神秘的因素。处于萧条中的经济很可能继续停留在那里，投有内在于经济机制中的力量能把它拉出。凯恩斯提出了以财政政策为中心的需求管理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经济衰退时期具有其他政策工具所不具有的优越性：拉动经济增长直接有力，时滞短、见效快。增发国债、增加政府支出不仅可以扩大国内需求，而且可以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稳定的心理预期。经济面临萧条风险时，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是各国政府经常使用的手段。
但财政政策不一定有效，因为政府与企业一样，难以准确判断投资收益率。如果把财政花费用于革命性投资领域，这样的不确定很高，“花钱打了水漂”，见不到实效。在革命性技术投资领域，要让大量的企业去试，财政政策一定要很保守。我认为，使用财政政策的原则是在经济常规部门发展的早期阶段，政府可以投资于基本建设，促进企业投资。例如，完善道路、桥梁、通信等公共事业，为工业部门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一旦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准备打持久战，不能中途放弃。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中，罗斯福总统上台伊始。立即大刀阔斧地实施了“新政”运动，对于摆脱经济萧条发挥了重要作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长达10年之久，措施包括举办社会公共工程，实行大规模的以工代赈，从事交通、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电网建设，加大环境治理和资源保护力度。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求有坚定的决心和毅力，否则居民认为经济恢复是临时性的，消费增长不能强劲。刚迈人20世纪90年代时，日本是惟一的一个在各级政府财政结算总额中（包括社会保险费用在内）有盈余的发达国家。1991年，日本金融泡沫破灭后，日本大规模地增加公共开支与消费，无怪乎有人把这一时期的日本经济称之为“检验凯恩斯主义最理想的实验场所”。日本政府曾10次采取刺激措施，相继注入1万多亿美元，但一直没有始终如一的方向，未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回升。1993年以后日本经济开始缓慢复苏。1995年日本推出了一项价值14兆日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措施，并将法定利率下降到0.5％的水平。在“双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作用下。日本经济在1996年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但是，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趋势中断。连续几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日本财政状况急剧恶化。1996年日本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占GDP的4.2％，比美国高出一倍多。在此时，日本政府过于担心国债负担率的状况，忽视恢复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1997年反而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提高消费税率、停止特别减税、减少公共投资，力图控制国债负担率，这打击了消费增长的恢复，结果1997年下半年经济形势再次恶化。1998年日本政府被迫再次实行积极的经济政策。2000年，日本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高达7％；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大约为1.35％，也大大超过国际上较为认同的60％的警戒线。
第二节货币政策
“学习经济”的中央银行应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变化独立地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确保货币政策的可信性、灵活性和前瞻性。中央银行应以经济研究工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基础，对国内外经济和金融形势进行全面的和及时的分析、评估和预测，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依据。中央银行的根本政策目标是货币总量，应以超前性的货币政策削弱或避免经济波动，主要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来改变货币市场上的价格即短期利率来调节货币供给量，抑制经济过度反应的倾向。货币政策目标是两重的：（1）价格稳定：既防通货膨胀，也防通货紧缩；既要防止股市泡沫，也要防止股市崩溃；（2）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由于货币政策的两重目标和必须未雨绸缪，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实际上是一门艺术。
货币政策一般可以分为常见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反对经济衰退，而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依靠削减货币数量来抑制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同时，考虑到货币政策的时滞性，中央银行在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之前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在经济衰退之前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从而熨平经济波动。
货币政策不能只盯住物价，也要盯住资产价格。货币政策通过调节利率水准，对股票市场与股票价格的影响非常大。一般来说，利率下降时，股票的价格就上涨；利率上升时，股票的价格就会下跌。但是，当长期预期表现为过度自信的状态时，股市会疯狂，中央银行调高利率可能对抑制股市的上涨趋势无效，股市泡沫会继续膨大。
关于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在货币政策制定工作中不可避免地要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只是针对过去或当前的经济发展采取行动，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可能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状态。由于要想得到准确的预测结果是很困难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存在不确定性。中央银行应考虑各种可能的经济结果的概率分布。针对这些分布，中央银行应判断各种政策方案的后果。特别是错误政策的后果。
现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对未来经济状态所有预测结果的平均值是重要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中央银行应着重考虑与平均预测值的潜在偏差。以及这些潜在偏差所产生的不利影响。简而言之，中央银行的政策选择是考察未来状态可能性分布与对应的损失函数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结果。中央银行并不一定运用这类模型进行数学运算。但应遵循它背后的哲学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银行有“赌徒”的特征。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不能不及早下赌，货币政策的时机有时比货币政策的方向和力度更重要。我以怎样防止金融投机泡沫为例来说明这个“赌博”的过程：
某一时期。一个经济系统的资产价格大幅度上涨。资产价格不会如此之高，一定是大多数投资者的长期预期由稳定转为不稳定。然而，中央银行在确认泡沫出现的判断上是异常困难的。难以预见到金融市场过度投机的累积和结束。资产价格的变动通常都反映多种潜在影响因素的变化，预测资产价格的上升是一次泡沫，很可能会与大多数投资者的长期预期背道而驰。
假如资产价格的上升真的是一次泡沫，中央银行误以为是由于革命性技术创新带来的投资浪潮，不通过升高利率来抑制资产价格大幅度上涨。那么，可能的后果是这样的：在股票泡沫高涨时，由于财富效应，居民的消费旺盛，为了满足消费需求，投资不断增加以提高生产能力满足消费需要。这些资产泡沫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破裂。一旦泡沫经济破灭，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所拥有的房地产和股票抵押的价值大幅缩水，必然降低其资信性和造成大量坏账，引发银行危机，使企业融资困难，投资需求下降。同时，泡沫经济的破灭也使居民的财富大幅度缩水，消费需求因而减少。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下降，在泡沫高涨时，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就变成了过剩的生产能力。生产能力出现普遍过剩时，一般企业将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整个经济的投资需求必然下降；同时，企业开工不足，设备闲置，利润下降或亏损，劳动力将面l临失业，导致劳动力的收入预期下降，总消费需求也跟着下降。当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双下降，则会使原来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形更为严重，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导致投资和消费需求更加不振，从而使整个经济出现恶性循环。
假如资产价格的上升真的是由于革命性技术创新带来的投资浪潮，中央银行误以为是一次泡沫，通过升高利率来抑制资产价格大幅度上涨。那么，可能的后果是这样的：利率的上升，不仅会增加企业的借款成本，而且还会使企业难以获得必需的资金，这样，企业就不得不削减投资规模，而投资规模的缩小又势必会减少企业的未来利润，从而投资减少、库存增加；另外，投资者据以评估股票价值所在的折现率也会上升，股票价值因此会下降；最后，一部分资金从投向股市转向到银行储蓄和购买债券，从而会减少市场上的股票需求。使股票价格出现下跌。因此，股票价格下降，革命性技术投资增长得到抑制，经济系统可能在短期内错过一次由革命性技术投资带动的高增长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