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国内金融自由化的依据。麦金农-肖理论认为提高利率、减少政府对金融的干预会消除信贷配给，从而提高投资质量。20世纪90年代。一些实施金融深化的国家相继爆发了金融危机。我认为，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的前提是资本账户不开放。东南亚国家在金融深化过程中，过急过早地实行国际金融自由化，放开对国际流动资本的限制，同时又保持固定汇率体制，金融危机是难免的。
如果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金融危机是偶然的、局部的，那么，在1973年后浮动汇率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一个采取固定汇率制度的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大的货币贬值风险，货币危机就成为经常的。例如，1994年墨西哥发生货币危机，以后则有1997年的东亚货币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货币危机和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这是为什么？国际资本高流动性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必然结果，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求高收益率是基本经济行为。根据新剑桥经济理论，世界实际利率的突然跳跃是必然的，国际资本倒流也是必然发生的，结果造成引入国际资本的新兴市场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货币被迫贬值，往往成为货币危机。例如，在东亚金融风暴爆发之前，东亚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皆以不同的形式采取钉住。“通货篮”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所谓钉住特定“通货篮”汇率制是指事先选定一个世界性储备货币，确定本国货币与该选定货币的一个固定汇率和一个合适的比较小浮动范围，然后钉住该选定货币，让本国货币在规定的小浮动范围内“随之沉浮”。】但同时，东亚国家和地区在“东亚增长奇迹”的鼓舞下，于20世纪90年代逐步开放资本账户。1996年，美国新兴部门的发展，带来所谓的“新经济”，引起国际资本市场对美国的投资高潮，对新兴市场国家，国际资本倒流是注定的。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首先在泰国爆发，泰铢大幅贬值，迅速席卷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香港也很快受到波及。
开放资本账户和固定汇率体系是不相容的。为了防止未来货币危机的发生，我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不能轻易开放资本账户，即使开放，也要实行不同程度的资本控制【资本控制就是对国际资本交易进行跨国界的控制或征收相应的税金或实行朴贴。】。在这点上，我与克鲁格曼观点相近。克鲁格曼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认为，我们不应以短期的救火态度来看待1997年以来的危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应选择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而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即不开放资本账户。
尽管如此，我认为，国际资本的高速流动是科技革命的大趋势，发展中国家不能采用“鸵鸟政策”，通过关闭资本账户而对此视而不见。从长期来看，开放资本账户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要求，否则。国内资本市场对国际资本市场的变化反应不及时，关起门来搞经济结构调整是不行的，20世纪50年代的“进口替代”战略是有历史教训的。“新的国际金融体系”有助于减少货币危机风险。
发展中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参与一个“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制度创新，共同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从短期不开放资本账户到长期开放资本账户的过渡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应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情况实行资本控制。
第三节关于“国际金融新体系”的建议
在本节，我先讨论蒙代尔的主张，然后提出我的方案【除了在本节讨论的蒙代尔的世界货币外，还有若干建议。比如，托宾提出的托宾税（Tobin Tax协），即对资本交易征税，目的是在轮子里加沙子（sand in the wheels），以增加车子的摩擦力，不要使轮子转得太快，这样可以增加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即建立一个国家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组织。
一、蒙代尔的世界货币
蒙代尔提出了世界货币主张。从2002年1月1日起欧元货币将正式进入流通领域，成为欧元区12国的法定货币。蒙代尔认为，有了欧元的存在，世界经济主要被三大货币区主导：美元、欧元和日元，这三大货币的作用和其在全球GDP中的份额基本相称，其总量则占到了全球GDP的55％。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元—欧元、美元—日元、日元—欧元的汇率成了全球经济中最重要的价格。但汇率体系的不稳定不仅给美元、欧元和日元三个经济区带来很大问题，同时也“殃及”这个世界上其他国家。
蒙代尔建议采用。G—3货币联盟，这个联盟建立在美元、欧元和日元之间的固定汇率基础上，下一步，以此为平台，建立一个真正需要的世界货币。具体而言，这个计划可以分五步走：第一，确定一个共同的通货膨胀率；第二，确定一个度量通货膨胀的共同指数；第三，将汇率和美元锁定；第四，一个共同的货币政策；最后，在铸币税的分工上达成一种协议。只要上述货币联盟成为现实，IMF就可以建立一个国际货币。下一步就是建立三个中央银行，最后则是按照各国经济规模的大小建立一个世界中央银行。
如果说蒙代尔当年对欧元的建议是可行的，但世界货币的建议是不可行的。国际资本高速流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国际资本流人和突然倒流是经济行为。新剑桥不可能理论与资本账户开放和固定汇率体制基本上是不相容的，资本账户开放就必须采用浮动汇率体制。另外，美国、欧洲和日本都还不是“学习经济”，面对生产力革命的不确定性和必然性，美国、欧洲和日本都可能出现增长停滞或衰退，一旦当前的三大经济实体有一个不稳定。世界货币就会面临崩溃的风险。比如说，日本经济已长期停滞，日元不稳定，直接影响亚洲各国汇率的稳定。最后。因为国内价格调整慢，汇率变动有利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为了就完全汇率稳定而完全放弃汇率变动，在政策上是不可行的。但是，在国家问经济充分整合的基础上，区域性的货币联盟是可行的。货币联盟既能让汇率变动又有相对稳定性。
二、国家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维织
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国际资本高速流动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一个国家到国际资本市场上，就应认识到承担风险是必然的，风险的来源是国际资本倒流。一个国家面临国际资本市场风险，具体说来，主要有两种。第一是世界利率变化风险，特别是突然向上跳跃；第二是汇率变动风险，特别是大幅度贬值风险。利率风险可能引发债务危机，汇率风险可能引发货币和银行危机。
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都承受巨大市场风险，与国际资本市场隔绝不是长远之计。这存在“两难困境”。怎么办？对一个金融机构来说，这个“两难困境”不存在，因为该金融结构可以用各种金融衍生工具来规避（hedge）市场风险，再用风险管理办法来控制期权风险【当然。这不能解决全部风险问题。期投风险管理是难度很大的任务。】。按同样的办法，国家也可以用金融衍生工具来规避国际资本市场的风险。但是，国家金融衍生工具市场还很不发达！
为什么国家期权市场不发达？可能有若干个理论解释。比如说，一个金融结构不可以不执行期权合同，但一个国家却可能这样做。既然一个国家对期权合同的承诺不可信，那么就没有国际私人金融结构愿意进行期权交易。但我认为，国家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不存在主要是投有一个经济制度来维持它的运作，是国际经济制度的缺陷。
世界各国和主要国际组织有必要进行制度创新，即建立一个所谓的“国家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组织”。这个组织可以是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贸易组织之后的第四大国际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