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冯谖烧了契约，田文怒不可遏，派人去薛叫回冯谖，劈头训斥道：“我门下食客三千，入不敷出，故在薛放债。我的封邑收入少，而邑人很多不按时偿付利息，门客的食用不够，故请先生去收取欠款。听说先生讨了一些钱都买了酒肉给债户吃了，又烧了契约，这是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冯谖道，“不多置办酒肉不能把他们全部召集起来，也就无从了解谁人有余，谁人不足。有余的，约期偿付；不足的，就是要上十年，也拿不到一文钱。况且，时间越久，利息越多，逼急了，他们就会举家逃亡。逼债而一无所得，你会落得个贪财好利、不爱惜士民的名声；邑人则落得个背叛、触犯主人的罪名，此非勉励士民显扬您的恩德的做法。烧毁无用的契约，放弃不能讨取的帐目，让邑人依附您，显扬你仁爱的美德。您不是让我买家中缺少的东西吗？“我觉得您缺乏的正是对百姓的仁义，我现在给您买回来了。对此，您还有什么怀疑呢？”田文转怒为喜，向冯谖道歉。
待田文遭疑，从临淄逃回薛邑，门下客纷纷离去。昔日喧闹的田府，如今门可罗雀。冯谖没走，留侍处境危难的田文，他还替田文谋划摆脱困境的策略。
“狡兔三窟，仅能幸免一死。”冯谖对田文说：“如今您仅有薛邑一窟，还不能高枕而卧，尚需再营两窟。请您借臣一辆能行驶到秦的车子，我不仅能使齐王重新起用您，且能使您的封地更加广大。”
田文大喜，备了车和礼物，打发冯谖上路。
冯谖扬鞭纵马，急驶而西，一路风尘，抵达秦都咸阳，进谒秦昭襄王，道：“天下游说之士驾着车马奔驰来秦者，无不图谋强秦而弱齐；而东奔齐国者，莫不试图强齐而弱秦。何至于此？秦、齐两强争雄，势不两立，占优势的便可一统天下。”雄心勃勃的昭襄王急不可耐地插嘴问道：“怎样才能使秦国不处于劣势呢？”“大王知道齐国罢免田文之事吗？”冯谖仍按自己的思路发挥。昭襄王遭：“听说过。”“使齐国名重天下的，田文也。如今齐王罢免了他，他一定心怀怨恨，若他叛齐来秦，那么齐国的重要机密，都会泄漏给秦国。如此，齐地都可攻得，岂只是称雄？大王应速速携礼去薛，偷偷地把田文接来，机不可失！若齐王省悟，重新起用田文，那么优胜劣败在哪边，还不可预料昭襄王欣然而从，派出10辆车子，带着百镒黄金，悄悄向薛进发。”
冯谖见昭襄王上钩，马不停蹄地返回齐国，诱说盡王：“天下游说之士，东来齐国者，没有不想强齐而弱秦的；西去秦国者，莫不欲强秦弱齐的。秦、齐势不两立，秦强齐便弱。臣私下听人说秦王派了10辆车子，带着百镒黄金，偷偷地来迎接田文。田文不去则罢，若去了，秦王便会拜他为相，那么，各国便会依附秦国，秦强齐弱，临淄和即墨就危险了。为大王计，应抢在秦人的前头，恢复田文的权位，多赐些田邑，向他道歉，田文一定会高兴地接受。秦虽是个强国，难道能请人家的国相吗？我们要挫败秦国的阴谋，粉碎其称霸的野心！”盡王有些动心，但他知道，这冯谖乃田文的门客，定会替田文说话，他讲的是真是假，还难断言，遂派人去西部边境侦探有无秦人去薛，派出去的人刚到西疆，秦人的车队便悄然而至。盡王闻报，这才相信了冯谖的说教，遂颁诏恢复田文的相位，增封邑一千户。
秦国使者听说田文被重新起用，便垂头丧气地回去了。
田文北上就职，冯谖去迎接他，说：“现在三窟已成，您可以高枕无忧了。”田文对此番起落大为感慨，尤其痛恨那些趋炎附势的门客，发誓说：“那些家伙若听说我复职再回来，我一定把唾沫吐到他们脸上去！”冯谖驻马停车，向田文跪拜行礼，田文还礼，问：“先生是代他们道歉吗？”冯谖道：“不是，而是您的话说错了。”田文觉得奇怪，冯谖继续说道：“有生便有死，此乃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富贵多士，贫贱少友，乃人情世态的本来面貌。您难道没看见那些去赶集市的人吗？早晨，偏斜着膀子从人缝中挤进去；日暮，路过集市者掉臂而过，看都不看一眼。不是他们喜欢清晨而厌恶傍晚，而是那里已没有想得到的东西了。您失去职位，门客离去，不能怪他们。望您像从前那样礼贤下士，善待门人。”田文拜谢，道：“恭听先生的指教。”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养兵的微小付出，跟用兵而胜的巨大收获相比实在算不上什么。田文很会算这个账。
有的人视金钱为大，有的人视官位为大，有的人视道义为大，当然，视温饱为大、视恬淡自守为大的人也大有人在，而许多一般人视为大如天的事情，在领导者这里只不过小菜一碟，所以，搞清楚大与小、付出与收获的辩证关系是领导者的必修课。
4.把家事当成国事来抓
家里事小，如果是负有一方职责的重要人物的家事就不算小，如果其家事有可能影响到国事，那家事就成了天大的事。领导者应该把本人和下属的家里的活动、把其家庭锁事上升到全局的高度去抓、去管。
南齐丞相徐勉虽居高位，却清正无私，不营产业，家中无积蓄。官府给他的俸禄还要经常分出一些赡养贫穷的亲族。他的好友曾劝他置办一些家产，留给子孙，而他却正言回答道：“人遗子孙以财，吾遗之清白；子孙（若）才也，则自致辎重；如不才，终为他有。”他曾有一篇非常有名的《戒子书》，书中曰：“吾家本清廉，故常居贫素。至于产业之事，所未尝言，非直不经营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禄，可谓备矣。每念叨窃若斯，岂由才致，仰籍先门风范及以福庆，故臻此尔。古人所谓‘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又云‘遗子黄金一赢，不如一经’，详求此言，信非徒语。吾虽不敏，实有本志，庶得遵奉斯义，不敢坠失。所以显贵以来，将三十载，门人故旧，承荐便宜，或使创辟田园、或劝兴立邸店；又欲舳舻连致，亦令货殖聚敛。若此众事，皆距而不纳。非谓拔葵去织，且欲省息纷纭。”从《戒子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徐勉为相时，门人故旧，都劝其辟田园，立邸店、兴货殖，以遗子孙，这是时尚，但他能清醒地认识到“以清白遗子孙”的价值，并付诸实际，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他在《戒子书》中还谆谆告诫子孙：“凡为人长，殊复不易，当使中外谐缉，人无间言，先物后已，然后可贵……汝当自员，见贤思齐，不宜忽略以弃日也。弃日乃是弃身，身名美恶，岂不大哉，可不慎欤！”忠告其子要待人和睦，先人后己，见贤思齐，认为这是人生最可贵的品质，最宝贵的财富。故云“若能尔者，更招巨利”。所以“身名美恶”是人之第一追求。他要子孙们洁身自好，不可有一日松懈。
对于治家理业，徐勉要求子孙们戒奢尚俭，并要求“若有所获，汝町自分赡内外大小”，对族人贫穷者要予以赡济、资助。并说：“自兹以后，吾复言及田事，汝亦勿复与吾言之。假使尧水汤旱，岂如之何，若其满庚盈箱，尔之幸遇，如斯之事，并无俟令吾知也……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则无所恨矣。”鼓励儿孙们不要依赖前辈，要自己去奋斗获取。
唐后期宰相刘晏也是一位著名的理财家。他于代宗、德宗时为相，并领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使，理财前后达20余年。他通晓各种货物的取利之道，自己常说“如见钱流地上”。他曾以自己的理财天才，为唐后期经济的恢复和振兴立下卓著功勋，然而对自己的家却从不用心经营。史称他“理家以俭约称”，几十年来他与家人始终过着非常朴素的生活。他的住宅坐落在长安城内东南部的修行里，“粗朴庳陋，饮食俭狭，室无媵婢”。他不雇一个仆人，家务事要家里人自己动手操作。他曾坦然地向人传授自己的理家之道：“居取便安，不慕华屋；食取饱适，不务兼品；马取稳健，不择毛色。”也就是说，他对居住只求方便舒适，不羡慕华丽的房屋；对钦食只求饱腹合口，不追求多种品味；对骑的马只要稳健即可，不计较其毛色的美丑。
据说他五更上朝，天寒地冻，他不愿惊动家人，每每“中路见卖蒸胡（烧饼）之处，热气腾辉，使人买之，以袍袖包裙帽底啖之”。同行的官员笑他，他却说“美不可言，美不可言。”早餐经常如此简单地应付过去，生活上随便得很。刘晏尽管自己的生活十分节俭，但“重交敦旧”，对人十分厚道。他经常以自己的俸禄周济穷亲友以至同他并不很熟的穷读书人，并“颇以财货遗天下名士”，当时“故人多称之”。
刘晏要求儿女们生活自立，自己分内的事自己应亲手去料理，并且言传身教，指点他们攻读经书，博览群籍，不要为财利所诱惑。刘晏因政敌杨炎所谗被德宗赐死后，杨炎等竭力主张籍没他的家产，因为在刘晏政敌眼中，他做了几十年的大官，又管的是钱财，不贪赃受贿是不可能的事，虽表面装得寒酸，家里肯定有财宝无数。结果大失所望，抄出的刘晏的全部家产，只是“杂书两乘，米麦数斛。人服其廉”。刘晏的后代在其父的冤案昭雪后，也都凭自己的才干在朝中为官：长子执经为太常博士，次子宗经为秘书郎。
在刘晏以前的几位大理财家中，管仲有三归之富；商鞅有于、商之封；桑弘羊亦家中甚富。在他们为相显贵后，即踵之以奢，不注意自我约束。而惟独刘晏，理财半生，为相两朝，却能以勤俭持家，朴素自饬，激励后代，真是不同凡响。
北宋名相范仲淹治家也十分严格。范仲淹出身寒微，其父范墉一生清廉俭朴，对范仲淹影响很大，因而他“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即副相）后，可谓位高禄厚，但他生活依然俭约朴素，不浪费一粟一钱，饮食上“非宾客不食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每日晚寝前，需“自计一日食饮奉养之费及所为之事，果自奉之费与所为之事相称，则熟寐，不然则终夕不能眠，明日必求所以称者”。
范仲淹对子女要求也很严格。一日，他召集全家老小于堂下，当他看到满堂儿孙个个衣着朴素、袖藏经卷时，心中十分喜悦，他叮嘱子孙们说：“吾贫贱时，无以为生，尚得供养父母，吾之夫人亲自添薪做饭。当今吾已为官，享受厚禄，但吾常忧恨者，汝辈不知节俭，贪享富贵。”子孙们个个点头称是。次子范纯仁娶妇，人传其妇以罗锦为帷幔，范仲淹闻之，不悦，立即传训其子：“罗绮岂帷幔之物耶？我家素清俭，安得乱我家法！敢持至家，当火于庭！”最后结亲之礼办得十分简单朴素。
把家事当国事，则国兴隆，把国事当家事，则家业旺。领导者能够从家事入手抓国事，是其英明处。
家事是小事吗？是，也不是，尤其领导者的家事，常常会影响甚至左右领导者的决策行为。这时候，家事就不再是小事。我们知道，有多少事业腾达、才华横溢的领导者毁在家事上，只有把家事也当成大事，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
5.做大事不能计较无关紧要的小事
小事之争往往是面子之争、恩仇之争、局部之争，从全局的角度看，这些事根本就不值得一争。尤其作为领导者，如果处处跟人争一时之气与一时之利，他的为人与为官都不会有什么大的出息。宋朝时吕蒙正为相以气量大而闻名。宰相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威权赫赫，但吕蒙正却并未妄自尊大，相反却保持了谦谦的君子风范。面对他人的冒犯，吕蒙正也不喜记人之过，体现出容人之量。正是因为这种豁达的大家风度，才使他赢得了别人的敬重。
据《宋史》记载，吕蒙正任宰相时，有人自称家中珍藏着一面古镜，能照二百里。为求知遇，此人愿将这面珍奇的古镜送给吕蒙正。吕蒙正听说后哈哈大笑，说：“吾面不过镜子大，安用照二百里？”此人羞愧而出。此事传出，闻者对此无不叹服：昔日先贤都难以做到不为物所累，而吕蒙正却能坦然面对，怎不令人钦佩！吕蒙正对子女的要求也比较严，从未利用自己的权力为子女谋私。在吕蒙正之前，宰相卢多逊之子卢雍初做官即授水部员外郎。以后，此举成为惯例，凡宰相之子初任官职，即授水部员外郎。吕蒙正之子吕从简照例被授此职后，吕蒙正认为自己的儿子年纪轻轻，资历甚浅，尚无寸功便被授予高官，这样做很不合适。于是他上奏皇帝说，当初我科举及第时只不过做了一个九品京官，现今天下卓有才干而在野之人很多，对贵族子弟不应该越级提升。我的儿子“始离襁褓，一物不知”，却蒙皇上恩宠赐予高官，请皇上降其官职，初做官应从九品官开始。吕蒙正的这一意见为皇帝所采纳。从此以后，宋宰相之子初任职时只授九品京官，并定为国家法规。面对自己的儿子，吕蒙正这种丝毫不徇私情的行为，令朝中上下称赞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