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时槐也表示“敬内无所不该，敬外更无余事”。浙中王学的季木干脆表示“自信东廓其说”。后来的顾宪成、刘宗周、黄宗羲等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主敬”派理论的影响。
邹守益无论在任官或家居期间，从不间断讲学，足迹遍于江南各地。讲学对象不限于士子，听讲的人数有时以千计。可见江右王学在传播师说、扩大王学的影响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
泰州学派
泰州学派，我国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它发扬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反对束缚人性，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
创始人王艮，明代哲学家，人称王泰州。泰州学派的信徒有上层官僚地主、知识分子、还有下层劳动人者。他们大都致力于封建道德的普及和宣传工作，规劝人们安分守已，息事宁人，因此泰州学派一度受到朝廷的青睐，成为晚明的显学。
泰州学派的突出特点，在于力倡“百姓日用”之道，认为“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该学派认为“身与道”是世界的本源。主张身等于道，该学派自有“格物说”。
在拜王守仁为师以前，王艮已经有自己的“格物说”。他的“格物说”与王守仁的“良知说”观点比较接近。他认为在“止至善”这个命题上，孔子也只是达到“明德”、“亲民”而已。
但对“安身”一事，却未能明了怎样达到最“善”。还援引儒经说明安身是“止至善”的重要内容。还主张止至善，要区别事物的本与末。为治末，先要立本。
还说“格物”的物，有本末。必须“格物知本”，立本安身。自身与天下国家都是物，身为本，而天下国家为末。
“格物”的格，就是人治理国家的活动，就象用矩框治方形，即要从自我出发去矫正天地万地，使其符合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
主张“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正己而物正”，企望以内心世界决定外界的“天下国家”。该学派发明了“明哲保身”的新根据。
认为，在匡救社会过程中，首要的是保本，提出：“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该派“明哲保身”的理论根据是身等于道。基于“身与道原是一件”的理论，结论是“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
该学派认为性“复其初”是治天下的前提。极力宣扬孟子的所称善是本性，恶不是本性的说教；戒备二程的所称善当然是本性，而恶也不可不说是本性的主张；又继承了张载、朱熹的人性论，也将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
主张人可以去掉气质之性而恢复天地之性。还说：治天下的本，就是身；本必须端正；所称端本，就是诚心；所称诚心。就是要去掉不善的念头而恢复其善；这就是“复其初”，也即王守仁的“致良知”。
该学派主张“不假安排”，不求“停当”。认为天命之性十全十美；良知天生就有，不用探求；而且良知以外，也没有什么应知的。对于良知，除了需要除去蒙在它上面的气质之性的物化物以外，根本不需要增加什么。本来是天然之理，“不假安排”，无需借助人工去安排，如果有谁凭愿望去安排，那便是“人欲”，而“人俗”正是理学要扫灭的内容。
该学派宣传“心说”和“理一分殊”论。称宇宙是心的城廓，四海是心的边沿，万物是心的体现。古往今来，只有这个心，浩大深邃，神秘莫测。
并套用“理一分殊”论，认为我是万物的本体，万物分别是我的体现。
泰州学派影响极大，精英辈出，主要传人有王栋、徐樾、赵贞吉、何心隐等，这些人身份相差极大，如赵贞吉是朝廷高级官员，何心隐却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经常闹事，实在是五花八门，龙蛇混杂。
但这一派中影响最大的却是另外两个人，一个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思想启蒙解放的先锋”，名叫李贽。另一个确是影响了明朝历史的人物，叫作徐阶。
东林学派
东林学派，是我国明代末年思想学术领域出现的一个以讲学与议政相结合的著名学术流派。因该学派的创始人顾宪成、高攀龙等学者在地处江苏无锡城东隅弓河畔的东林书院聚众讲学和读书，故得名。
东林学派的形成，是15世纪后半叶以来社会危机发展的结果，是在农民起义和新兴市民反封建斗争的震荡中产生的。
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一部分在朝官吏、在野的地主士绅及其知识分子指责朝政腐败，要求改革。当顾宪成、高攀龙等一批敢于直谏的官吏被贬回乡时，并未消极隐居，仍志在世道，以国家兴亡为重。
万历三十二年，即1604年，由顾宪成、允成兄弟倡议，修复东林书院，偕同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聚众讲学，并把读书、讲学和关心国事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以东林书院为主体的东林学派，就在读书、讲学、救国的呼声中诞生了，以致像赵南星、李三才、邹元标、冯从吾、周起元、魏大中、李应升、杨涟等在朝的正直官员，也往往与东林书院的讽议朝政、遥相应和。这样，东林书院实际上又成了一个社会舆论中心。
东林学派的思想特征，体现在政治思想上首先是反对封建独裁专制，极力抨击和反对大宦官大官僚的专权乱政，提出了具有民主思想色彩的口号。他们强烈要求革新朝政，并提出利国益民的政治原则，把百姓看作社会的主体。
在改革朝政方面，他们抨击科举弊端，提倡不分等级贵贱破格用人。他们提倡依法而治，试图以法治限制君权和“不肖者”的贪赃枉法。
在经济方面，他们反对矿监税使的掠夺，提倡惠商恤民。东林名士赵南星则进而提出“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把商与士农一样并列为本业，是对重农抑商传统思想的突破。
与此相应，东林学派的学术思想也具有新的特色。他们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以能否治世，“有用”作为评价和衡量一切思想学说的标准和尺度。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脱离实际、言而无物的传统经院的不良学风。
在学术上也都攻击王阳明的学说，拥护程朱理学。然而他们各自的学术见解并不一致，与程朱学说也有种种区别。但东林学者敢于突破理学束缚而崇尚有用之学，正是东林学派有别于宋明理学的重要学术特征。
总的来说，东林学派虽然没有能够突破儒学封建伦理纲常的限制，在思想上还是有很多进步因素，被后来的我国启蒙思想先驱所重视。
前后七子
前后七子出现于明代，由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等为领袖，称为前后七子的14人，标榜所称的“复古”，这种复古，实为拟古。
这群作家凭著少年锐气，起身反抗明代实现八股文取士，导致牵制士人的思想，迂腐不通，以及台阁体作家的作品，雅正有余，生气缺乏。从他们提倡的口号，可知他们推崇并模拟的对象是秦汉时代的古文与盛唐的诗歌。
然而，前后七子振兴散文诗歌的目的并未达成，其原因有：一是他们以模拟为创作法门，因此作品缺乏独创的精神与风格；一是前后七子或互相标榜，或互相排挤，把持文坛，目空一切。洁身自好的人士感到厌恶，无不望而却步。
后来的唐宋派和公安派，对于前后七子复古所演变成因袭剽窃的流弊，提出反对复古拟古的作风。
唐宋派
唐宋派，明代中叶文学流派。该派别受王阳明等人的哲学思想影响较大，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间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人。
该派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明代中叶，文坛上出现了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对扫除台阁体的文风有一定作用。但至嘉靖年间，已流为盲目尊古倾向。
王慎中、茅坤、唐顺之等人起而抵制，提倡唐宋古文，被称为唐宋派，其魁首实为归有光。唐宋派对复古派的批评是尖锐的。
唐顺之在《答蔡可泉书》中说复古派的作品其要害在于缺乏自己的思想灵魂。归有光对当时负有盛名的王世贞的批评也十分激烈，这是针对王世贞等主张深恶痛绝之情溢于言表。
唐宋派对后世的影响较大，其复古倾向被明代后期的公安派所继承，其古文理论被清代的桐城派所继承。
公安派
公安派，是明神宗万历年间以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三人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因三人是湖北公安县人而得名。这一派作者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等。
公安派所持的文学主张与前后七子拟古主义针锋相对，他们提出文学发展观，又提出“性灵说”，要求作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能直抒胸臆，不事雕琢。他们的散文以清新活泼之笔，开拓了我国小品文的新领域。在晚明的诗歌、散文领域，以公安派的声势最为浩大。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
三袁兄弟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有其独特的价值，所以不应该贵古贱今。此外，三袁主张独抒性灵，以自我创造为可贵之处。袁宏道称：大都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
所以，前后七子立意虽好，但是方法错误，又才学有限，导致模拟前人作品而失去自己的生命力。这股复古风潮演变成抄袭剽窃等低下行径时，公安派三袁适时提出独抒性灵的口号，加以驳斥，为文坛注入一股清新的力量。
以创新为目标，以抒发自己情志为目的，不拘泥于格律与陈腔俗调，确立公安派的文学地位，胜于前后七子；更为后来的竟陵派与张岱发出先声。
他们倡言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
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纮、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作为公安派理论核心的口号是独抒性灵。公安派的性灵说融合了鲜明的时代内容，它和李贽的“童心说”一脉相通，和“理”尖锐对立。
性灵说不仅明确肯定人的生活欲望，还特别强调表现个性，表现了晚期明人的个性解放思想，这儒学后期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儒释之辨
儒释之辨，宋明理学讨论的基本问题之一，王阳明通过揭示心之内涵及心意关系对儒释之辨作了深刻说明。
基于良知应感起意而又不执着于意的特征，王阳明认为儒释两家在形上本体方面没有不同，都是虚灵的心之本体。
儒释的差别在于佛教一念执着障碍了心之本体的感应之功，从而堕入虚寂，不能如儒家一样肯定世间价值。王阳明的儒释之辨，在理论上最终完成了唐宋以来儒家学者站在儒家立场上融释佛老、恢复儒家正统地位的历史使命。
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后，其精湛思想对我国思想界产生了重大震动，深刻的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但由于其缘起幻化学说与出世主义同儒家的基本观念严重冲突，所以自始就遭到固守儒家传统的知识分子的诟病与排斥。
不过，汉唐儒者排佛，多从政治、伦理层面入手，而对佛教的形上基础缺少相应的领会，因此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至宋代二程兄弟提出“天理”观念，通过彰显儒学形上基础肯定儒家的道德法则与人伦秩序，始能入室操戈，揭示出佛教的流弊与缺失。
然而在当时“大率谈禅”的风气下，二程重点是接续儒家道统，对儒释异同及其根源没有作出明确说明，甚至在一些根本问题上采取了有意回避的态度。
朱熹继承二程理学，严辨儒释疆界，可是由于他对心性本体的理解存有偏差，致使对佛教禅学的批判多不相应，而他的观念又深刻的影响了后来的理学家。
可以说，直至王阳明对良知本体的内涵及心意关系作出深刻揭示，并以此为基础明辨儒释，儒佛异同问题才得到清晰准确地说明，贯穿于整个宋明理学的儒释之辨才得以在理论上最终完结。
王阳明认为儒释差别不在本体而在工夫，而且差别只在毫厘之间，这一分判儒释的立场实际蕴含着重要意义。
一方面，与一般儒者笼统认为佛教之所以不能像儒家那样肯定人伦秩序和道德法则，做到治国平天下，是因为儒家的本体是一“实理”，而佛教的本体是一“空理”，从而把两家有根本对立起来不同，王阳明宣称儒释在本体上是相同的，这无异承认两家对生命本真的基本体验与生命追求具有相同的方向，而这正是儒释融通的前提与基础。
可以说，只有王阳明明确指出儒学与佛、道二教对心性本体的体认相同，才真正说明了儒家之所以能融释佛老二教的可能性根据。
另一方面，在承认儒释对本体的体认相同的前提下，王阳明强调佛家在修养工夫上存在一念执着，这就不但明确指出了儒家与佛教的差别所在，而且表明儒家比佛教更有优长，这就为坚持儒家本位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论说明。
在这个意义上说，王阳明的儒释之辨在理论上最终完成了唐宋以来儒者所面临的融释佛老、恢复儒家正统地位的历史使命。
当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王阳明的儒释之辨具有明显的儒家本位意识，而且对禅佛教的批评也未必准确，即便如此，王阳明深入到心之本体及心意关系的层面分判儒释异同，明确宣称两家在形上本体方面有相同的体认，两家的差别只在工夫进路的不同，这也堪称是宋明以来三教合流的一个成功范例。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当代高僧太虚大师盛赞王阳明是“儒家仲尼以来之一人”，是“华梵两化所育生之唯一良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