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笑了
美国人克里斯托弗·里夫因在电影《超人》中扮演超人而一举成名，但谁也想不到，没多久，一场大祸降临在了他身上。
1995年5月27日，里夫在弗吉尼亚一个马术比赛中发生了意外事故，他骑的那匹东方纯种马在第三次试图跳过栏杆时，突然收住马蹄，里夫防备不及，从马背上向前飞了出去，不幸的是，摔出那一刻他的双手缠在了缰绳上，以至头部着地，第一及第二颈椎全部折断。五天后，当里夫醒来时，他正躺在弗吉尼亚大学附属医院的病房里，从脚到腿高位瘫痪。医生说里夫能活下来就算是万幸了，他的颅骨和颈椎要动手术才能重新连接到一起，而医生不能够确保里夫能活着离开手术室。那段日子，里夫万念俱灰，甚至想轻生。他用眼睛告诉妻子丹娜：“不要救我，让我走吧。”丹娜哭着对他说：“不管怎样，我都会永远和你在一起。”
随着手术日期的临近，里夫变得越来越害怕。一次他三岁的儿子威尔对丹娜说：“妈妈，爸爸的膀子动不了呢。”
“是的。”丹娜说。“爸爸的腿也不能动了呢。”威尔又说。“是的，是这样的。”威尔停了停，有些沮丧，忽然他显得很幸福的样子，说：“但是爸爸还能笑呢。”“爸爸还能笑呢。”威尔的这一句话，让里夫看到了生命的曙光，找回了生存的勇气和希望。十天后的手术很成功，尽管里夫的腰部以下还是没有知觉，但他毕竟克服了巨大的疼痛而顽强地活了下来。他充满自信，每天坚持锻炼，以好身体和好心情迎接每一天。后来，他不仅亲自导演了一部影片，还出资建立了里夫基金，为医疗保险事业作出贡献。
在克里斯托费·里夫的自传里，他郑重地记下了儿子的那句话：“爸爸还能笑呢。”是的，不管灾难有多严重，都要记得，我们还有微笑。
在儿子的眼中，爸爸还能微笑，那就是他还活得很好的标志。爸爸也因为儿子的这句话，恢复了生活的自信，重亲站了起来。亲情就是一种力量，激励着人们顽强地生活下去。
亲情的契约
7岁时，我第一次知道了自己不是父亲的亲生儿子。
在此之前的许多次，父亲带着我和母亲外出时，我骑在父亲肩头，听着人们对他喊：“老孙，又驮着你儿去哪啊？”对方总是把那个“儿”字咬得很重，然后，母亲便低了头，父亲只憨憨地笑，应答着对方。
那天，我去邻村上学，开学的第一天，老师要登记两个表格，当问到父亲的名字时，我说父亲叫孙庆东，老师说不对，你姓萧你父亲怎么能叫“孙”庆东呢，老师还说，这孩子看上去鬼头蛤蟆眼儿的，原来竟装了一脑袋糨糊，全班爆笑，老师也不再理我，很是“权威”地在我的家长一栏处写下了萧庆东三个字。
放学回到家，和母亲说起上午的事，母亲这才告诉我，我的生父冬天修河的时候被埋在了塌方的断崖下，后来，母亲带着我嫁给了继父。继父大母亲7岁，和奶奶从河南逃荒到这里，因为家里穷再加之是外来户，一直没娶上亲。为了能娶到母亲，继父答应了我的族人两个条件，一是我只能姓萧，不许改成他的姓；二是母亲百年后，尸体要拉回萧家庄和父亲合葬。在今天看来，这样的条件于情于法都是说不通的，但那个时候，为了给孙家留个后，继父还是违心地答应了。
母亲和继父结婚后又生了两个儿子。继父脾气有些犟，但对我和弟弟却很好。夏天的时候，继父喜欢带着我们去河里摸鱼，到林子里粘知了；冬天的时候，继父便给我们削尜，将马尾巴上的毛捻在一起，拴在木棍上，看谁抽的尜转得时间长。继父很少对我们发脾气，倒是母亲和奶奶经常一不顺心了便骂我们。奶奶是个封建思想很浓的老太太，对我没有改姓孙一直耿耿于怀。家里有活总是喊我去干，有好吃好玩的却都是两个弟弟的。
我清楚地记得，8岁那年，远在广东的姨奶奶来探亲，带了许多好吃的。我放学回来的时候，看到两个弟弟一人手里拿着一根香蕉，顿时眼前一亮。那个时候农村很少看到香蕉，只有极少数人吃过。
显然两个弟弟得到了奶奶的叮嘱，一见我过来，赶忙把香蕉藏进口袋里。
我没理他们，径直走进屋，叫了声奶奶，奶奶让我喊坐在炕头上的一个老太太姨奶奶，然后奶奶从桌上的纸包里拿出一块点心递给我，“给，你姨奶奶捎来的，你哥仨一人一块……”
我不说话，眼睛迅速在屋里扫了一遍，没发现香蕉，一定是奶奶藏起来了，我没敢问，悻悻地接过点心，扭头往外走。
出了院门，继父正在门前的菜畦里割春韭，两个弟弟在旁边用小煤铲挖土玩，见我过来，继父笑呵呵地说：“军儿，吃的啥？”我晃了晃手中的点心，放到继父嘴边，继父没咬，幽幽地说：“还有呢，怎么，舍不得啊，你两个弟弟可都让爹尝了啊？”我知道继父指的是香蕉，张了张嘴，欲言又止，眼圈儿却红了。继父瞅了瞅我，忽然就明白了什么，眉头拧在了一起。
吃过晚饭，爹娘在奶奶的屋里和姨奶奶说话，两个弟弟早早钻了被窝，我极不情愿地把被窝让给了姨奶奶，一个人抱着枕头来到西屋。
刚躺下，忽然门帘一动，一个身影走了进来，紧接着，一只粗糙的大手掀开我的被角，塞进一个东西来，竟然是香蕉，我顿时如获至宝。
第二天，我把香蕉藏到书包里，整整一天心里都美滋滋的。
晚上放学，我在母亲散工的路上截住她，把剥开的香蕉放在母亲嘴边，母亲问“哪来的？”
“爹给的。”母亲不说话，咬了咬嘴唇，眼里涌出泪来。那个香蕉一直被我藏了好几天，馋了便拿出来咬上一小口，那种甘甜直渗心脾，时至今日，我都坚信那是我一生中品尝到的最好的美味。
后来中考的时候，我以《香蕉上的爱》为题记述了这段经历，作文竟然得了满分。
1987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湖北的一所大学，大三那年冬天，奶奶去世了。寒假后返校的前一天，母亲把我叫到屋里，悄悄地对我说，奶奶的丧事把家里的钱都花光了，继父咳嗽了一冬天，吃了几服药都没好，母亲要带他去医院查查，继父说什么也不肯。最后，母亲塞给我170块钱，让我省着点儿花。以前每学期母亲都给我400块钱，加上学校发的补贴，虽不富裕但并不拮据，可是这170块钱便预示着这个学期我再也吃不上一顿炒菜了。我知道家里的情况，没说什么。
夜里，我起来小便，听到东屋里母亲和继父小声争吵着什么，发现西屋有动静，立即噤了声。
回到学校，宿合里已经回来好几个同学了，我从包里拿出母亲给大家捎的小枣，上铺的刘天林抓了一把，随即嘟囔了一句：“大军，你******真不讲卫生，怎么把钱放在枣里啊？”
我莫名其妙，低头看时，枣里果真放着一卷钞票，大大小小的票子卷在一起，一共87元。
肯定是继父放的，钱虽然不多，但那却是他所能给我的全部。
拿着钱，我鼻子一酸，流下泪来。毕业后，我分在了省城，结婚生子，仕途一帆风顺。大弟学习成绩不好，高中没毕业便下了学，承包了村后的果园；二弟师大毕业后我把他安排在了市第二中学教书。
每年春节，我和二弟带着妻儿回家过年，一家人围在一起，其乐融融，这样的幸福生活一直延续了14年。
2005年秋，母亲查出了贲门癌，我和二弟带母亲去了天津市肿瘤医院。我同学耿乐在那家医院工作，然而当医生切开母亲的腹腔时，却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耿乐满脸遗憾地对我说，他已经尽力了。以母亲现在的病情，在医院待下去已没有意义。
回到家，母亲的病情迅速恶化，饭量越来越小，人越来越瘦，后来只能靠输蛋白维持生命。
初冬，母亲已经四五天没吃东西了，我和二弟告了假，日夜守在母亲身边。
一天早晨，我刚给母亲擦了脸，大弟的儿子跑来说门外有人找我。来人自我介绍说是从萧家庄来的，有事要和我商量，我让他屋里坐，他不肯，拉了我来到外面，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我接过来看了看，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
纸上的字是继父写的，大意是答应母亲百年之后回萧家庄和父亲合葬。
我知道来人的用意，在农村，如果一个家族的坟地里有孤坟，对整个家族来说都是很没面子的事，而且据说孤坟很伤风水，影响家族的发展壮大，因此，许多打了一辈子光棍的人死后族里的人都会想方设法给他娶一门死亲合葬。
我对来人说，自己要和父亲商量商量，把他打发走了。
看着那人的背影消失在路的尽头，我转身往回走，刚进院门，就听到堂屋传来争吵声。“不行，娘不能去萧家庄，娘跟您是合法夫妻，白纸黑字怎么着？不公平的东西我们就没必要遵守！”是二弟的声音。
“就是，他当厅长又怎么了，当厅长就能以权压人啊，谁敢把娘往萧家庄抬，我劈了他！”大弟在吼。
“你娘还没断气呢，你哥几个就这么闹腾，还有没有点人味儿了？”是继父的声音，紧接着，屋门“咣当”响了一下，继父气呼呼地走了出来。
我进屋，大弟，二弟还在生气。“大哥，你来得正好，爹说娘得回萧家庄，你说说你的意思吧。”一见我，大弟嗓门顿时提了起来。“别吵了，让娘安静会儿吧，娘的后事大哥自有安排。”说着我拍了拍二弟的肩，径自走进娘的屋。娘还在半睡半醒中，接下来的几天，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一天午后，我正在炕沿边看着娘输液，手机响了，是高中同学李立昆打来的，他让我马上到乡政府来一下。
嘱咐二弟看好娘，我赶忙开车来到乡政府，一进门就见继父正在对李立昆说着什么。
原来继父是来离婚的，他找到乡民政所，所里说离婚必须夫妻双方都来，继父磨了半天对方就是不答应，无奈只好跑来求李立昆。我明白继父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突然提出离婚，他是不想我夹在中间为难啊！“爸，回家吧。”我强忍着眼泪，把继父拽上车。车没往家开，而是径直来到村后大弟承包的果园里，我拉着继父往他看果园的房子方向走，继父当初曾经说过，我们是外来户，没有固有的祖坟，将来这片果园就是我们百年之后的家。
来到房子后面的空地上，继父一眼便看到了那座崭新的坟茔，坟前的石碑上清晰地刻着我生父的名字；坟是靠左埋的，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右为上，我把那个位置留给了继父。
顿时，继父全明白了，他跌跌撞撞地跑了两步，来到父亲的坟前，轻抚着父亲的墓碑，苍老的声音喃喃自语着：“老哥啊，你睁开眼看看，咱有个多好的儿子啊！”
泪水从继父混浊的眼里淌出，打湿了我的心。一个人生命中最珍贵的，是内心深处的那种善良，那种厚道。37年来，眼前这个男人用他生命里最柔软的父爱浸润着我，让我无数次望着他的背影时，都忍不住想发自内心地喊一声：“爸！”
“我”为拥有这样一位高尚的父亲而自豪。在农村，往往传统思想更浓一些，但是同样生活在农村的继父，无论是在养育“我”的方面，还是在母亲闭上眼睛和父亲埋葬方面，继父都显示出超常的大度与善良。这样的一位父亲，使“我”忍不住想发自内心地喊他一声：“爸！”
赶考
儿子入初中，几经托人，才能够参加一场入学考试。我在考场外慢慢走着，消磨自己内心的疲倦和焦急。
内心深处的记忆恍然就在这踱步中醒过来，针扎了似的。
长途客车上，一个蓬头散发的女孩子枕在一个瘦削的中年人肩上，睡着了。那个中年人穿着一身布衣——不用问就知道是家境极其平常的农民。
那个安然昏睡的女孩子就是15岁的我，我依靠着的父亲要带我去离家几百里的城市参加一所中专学校的英语口试。
一路上我都在昏睡，靠在父亲的肩上我睡得嘴角流出了口水。
父亲带着我住在同村一位在这个城市里做了官的人家。在他家里，我第一次吃到了那样鲜美的牛肉面，第一次盖上了像一片轻柔的羽毛的缎子薄被。饭后我就去看书，只要一册课本在手我就会忘了一切不自在，何况还有父亲在身边，在我少年的记忆里，凡是去城里亲戚熟人家里吃饭，哪怕只是一个小时，我手里也拿着课本，课本是我去人家做客的一根拐杖，仿佛唯恐别人查证一个农民的孩子待在城里的理由，课本是我在城里行走的证件。
有课本在手，又有父亲陪着，我甚至记得他家阳台上，早晨总有灰色的鸽子跳上来，咕咕地叫。记得我拿一个小板凳坐在阳台上，仔细地望着那一片陌生而广大的城市。
我隐隐听见了父亲和那位做官的同乡在说着口试时找熟人的话。
一个多月后，坐在高一课堂里的我，突然得知了自己确实并未被录取的消息。
3年后，我终于如愿收到了当地一所比较有名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亲戚邻人都来祝贺，那时候，村里考上大学的孩子还很稀罕。客人走后，父亲光脚坐在院里的大石桌上，语气轻缓地叫我到跟前，要我给那年进城考试时寄居在他家的那位做官的同乡写封信，父亲吸着烟，说：“你就写……”他吐着烟，以他有限的初中文化水平字斟句酌，那从容斟酌字句时的幸福表情，我到现在都记得。
夏天的夜晚，月光皎洁。阔大的月亮底下，从父亲从容舒缓的语声中，我仿佛看见了父亲那年和那位做官的同乡在夏夜谈话的情景。
——踱步在考场外，我担忧儿子，想念父亲。
至今，我没有听到父亲说过一句当年供我读书的难处，我只记得父亲对躲在县中学一棵大树后面哭泣的我说：“憨着哩，考上了怎能不上呢？”我只记得布衣布鞋的父亲带我去遥远的城市赶考；我只记得每次离家去学校时带够了学费，临走时父亲往往又叫住我，从身上掏摸出几张揉皱的角票再递到我手里，我惊讶地接过，欢天喜地地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