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兴趣带来好人缘
对于人来说，生存需要的满足固然具有作为基础的重要性和优先性，但毕竟只算得人在最低基层上得到的肯定；倘若停留于此，人便把自己的生命活动限制在了纯粹原始生命的表达上而失去了人的内涵，最辉煌的前景也不过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绘的那个“猪国”，只要吃饱喝足睡够就快乐无比了。然而，真实健全的人的需要远远超乎于基本存生，人须以需要的全面满足来使自己得到完整的肯定。
也就是说，人生在世，离不开爱好与追求，有爱好才会感到生活的充实，才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孔子说，一个人如果整天吃得饱饱的而无所事事，那是非常空虚的。“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己。”意思是说，不是有下棋之类的游戏吗？去玩玩也比闲着好。玩之中，还会交上朋友，比在家里闷坐好。
孔子还说：“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乐节礼乐”，是人生最快乐的，也就是说快乐要建立在品行上，一个人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研究学问（礼乐），做人规矩。“乐多贤友”，好朋友多有益处，实在有道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要交万个朋友。一个人有广泛的兴趣爱好，必然会有许多朋友，会增加自己的人缘。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一书记下布恩地亚家族五代众多孤独者怪癖的行为，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奥雷良诺上校，他为了挣脱孤独的压抑，把自己关在屋里精雕细镂，用金币制小鱼，小鱼换金币，接着又把金币变成小鱼，后来，他不再出售他的小鱼，而是制好之后就把它们熔化在钳锅里，重新再做……这样循环往复，使自己没有时间和精力关心时事，抱怨战争。可是，他在很短的时间里衰老得更厉害了，因为他的精神世界乃至灵魂深处均被孤独浸透着，无法拧干，所以一切打破孤独的探索，均以失败告终。
在中国历代文人中，苏东坡特别受人钦敬和热爱，无论他的诗词文章，还是文品人品，都令人倾倒。他一生命运坎坷，精神上也是极其孤独的，“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便是他精神上的自我写照。但他不仅有文学的兴趣爱好，还对医学、烹饪等等都颇有研究，给人看病，教人饮食，与人打成一片，以致他走到哪里都有各类朋友，都有好的人缘，一次次征服了人生的寂寞与孤独。他多次受迫害，先后被贬黄州、岭南、琼岛等地，无论环境怎样酷劣，他的精神支柱都没有被折断，他曾对自己的弟弟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连他的政敌都感到惊异而不得不佩服他。
林语堂这样赞誉他：“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赤子之心，深厚爱心，使苏东坡走出了孤独，实现了人生的辉煌。
《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说：“布恩地亚整个家族都不懂爱情，不通人道，这就是他们孤独和受挫的秘密。”这让我又想起关在黑暗小屋埋头制作小金鱼、使精神囚禁于重复无聊的行为之中的奥雷良诺，他的孤独自不同于心灵世界无比丰富的苏东坡的孤独，后者热爱人类，热爱生活，含笑面对人生，从而也就能积极拓展人生。
一个人没有兴趣爱好会隐入孤独和空虚，会渐渐远离人群，失去人缘的氛围。没有人缘，你即使拥有一座城堡也只不过拥有一座废墟，所见到的每一张面孔都是脸谱，再肥沃的田园也只能长出荒芜，就连歌声笑语都成了噪音，成了污染；没有人缘，再辉煌的战绩也没人歌颂，再完美的艺术也没人捧场，再优秀的文品人品也没人承认，甚至连演讲大厅也是一派可怕的沉默。
于右任先生生前曾写过一副“富可敌国，贫无立锥”的对联送给张大千，此联很真实地形容了张大千对生活的兴趣以及他为人处事的智慧。
张大千的绘画作品数以千计，卖画所得折合美元达几百万元，1963年在美国展出时，他的一幅通景大荷花，有人出资14万美元收购，创下当时中国画售价的最高纪录。但是，张大千却经常钱不够花，有时甚至极为困窘。他的钱用到哪里去了呢？原来，一是接济了朋友，二是收购了字画，三是营造了画室。这样，留给自己享用的钱已经很少了。
有一次，张大千从香港去巴黎。临上飞机时，得知一位朋友生活困难，他立即掏出一大把钞票给他，自己只剩下50美元。这点钱在巴黎一天也不够用，但他毅然登机而去。
张大千喜欢用这样一副对联送人：“佳士美名常挂口，平生饥寒不关心。”实际上，这正是他自己的写照。有一位与他相交50年的朋友贫病交加，过不了“年关”，向他求助。张大千正好收到“润笔”（稿酬），就全部送给了他。眼看离春节只有四天了，他就再绘画卖钱。他常常说：“我不加紧绘画卖钱，那你就没饭吃啊！”因此，朋友们都说他是世界上“最富的穷人，最穷的富人”。
张大千喜欢买画藏画，而且往往不惜代价。他以高价买下五代董源绘的《江堤晚景》，悬挂在他的画斋“大风堂”里，作为镇堂之宝。堂里还挂着文徵明、沈周、石涛、八大山人等人的20幅画作，这些都是他花大价钱买来的。有人形容他：“满架皆宝，一身是债。”但他却受到了众人的爱戴，他的书画也越来越有收藏价值。
学会学习以增加处事能力
儒家认为一个人要成为君子，需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用什么办法提高呢？学习——实践——学习，且视学习是一种快乐的事情，“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人没有爱好与追求，精神会陷入空虚，也没有与人交际的资本。在当今社会，知识不断更新。学习是一个人必要的生存手段。
明初著名学者宋濂年幼的时候，家境十分贫苦，但他苦学不辍。他在《送东阳马生序》中讲：“我小的时候非常好学，可是家里很穷，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寻到书看，所以只能向有丰富藏书的人家去借来看，借来以后，就赶快抄录下来，每天拼命地赶时间，计算着到了时间好还给人家。”正是这样他才学到了丰富的知识。
有一次，天气特别寒冷，冰天雪地，北风狂呼，以至于砚台里的墨都冻成了冰，家里穷，哪里有火来取暖？手指冻得都无法屈伸，但仍然苦学不敢有所松懈，借来的书坚持要抄好送回去。抄完了书，天色已晚，无奈只能冒着严寒，一路跑着去还书给人家，一点不敢超过约定的还书日期。因为诚信，所以许多人都愿意把书借给他看。他也因此能够博览群书，增加见识，为他日后成材奠定了基础。
面对贫困、饥饿、寒冷，宋濂不以为意，不以为苦，努力向学。后来他觉得这样学习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就到学校里拜师学习。一个人背着书箱，拖着鞋子，从家里出来，走在深山狭谷之中，寒冬的大风，吹得他东倒西歪，数尺深的大雪，把脚下的皮肤都冻裂了，鲜血直流，他也没有知觉。等到了学馆，人几乎冻死，四肢僵硬得不能动弹，学馆中的仆人拿着热水把他全身慢慢地擦热，用被子盖好，很长时间以后，他才有了知觉，暖和过来。
为了求学，宋濂住在旅馆之中，一天只吃两顿饭，什么新鲜的菜，美味的鱼肉都没有，生活十分艰辛。和他一起学习的同学们一个个华装美服，戴着有红色帽缨镶有珠宝的帽子，腰里佩着玉环，左边佩着宝刀，右侧戴着香袋，光彩夺目，像神仙下凡一样。但是宋濂不以为那是什么快乐，丝毫也没有羡慕他们，而是穿着自己朴素无华的衣服，不以为低人一等，不卑不亢，照样刻苦学习，因为学问中有许多足以让他快乐的东西，那就是知识。他根本没有把吃的不如人，住的不如人，穿的不如人这种表面上的苦当回事。
正是宋濂能忍受穷苦，自得其乐，才能成就一番事业。我们再来看从一个打工仔成为英语人才的感人故事。他叫张立勇，1993年，小张揣着几本高中课本南下广州，在竹艺厂、玩具厂打工。玩具厂生产的玩具大都销往国外，订单、包装等都是英文字母，张立勇看不懂这些外国文字，玩具的尺寸、颜色、填充物多少等等都无法确定，更无从下手。他从帆布包里掏出了高中英语课本，又买来英语词典当助手，对照着包装箱上的英文，再翻译出汉字来。没有大学文凭、不懂英语、不会电脑给他带来了不少的尴尬，他暗暗下定决心，有了重新学习的念头。
1996年，张立勇来到清华大学，成为第15食堂的一名切菜工。到清华的第三个月，他听说第三教学楼的露天平台上有个英语角后，就鼓足勇气，走进大学生中间。从那以后，他成了英语角的常客，并在清华师生的帮助下开始系统学习英语。为了学英语，他甚至捡别人丢弃的英语书。上班的路上他塞着耳机听英语新闻；缩短吃午饭的时间躲在食堂的饭柜后面背诵英语课文；吵闹的宿舍里无法安心看书，他就到操场上的路灯下夜读，大概每天能有七八个小时自学时间。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他对英语的学习从来都没有中断过，乐此不疲。他用毛笔写着儒家格言“克己”和清华的校训“行胜于言”，贴在床头上，以告诫自己不许偷懒。
1999年、2000年，张立勇分别通过了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2001年，他又在托福考试中获得了630分的高分。他还考取了北京大学成人教育学院，主修对外经济与国际贸易专业，并顺利获得本科文凭。
在清华园里，张立勇以英语知名，被学子称为“英语神厨”，但他并不是只攻英语一门。他自学了计算机课程，还省吃俭用买了一台电脑；广泛阅读与新闻采访有关的专业书；旁听经济和法律课程，甚至还到北京大学成人教育学院读了三年的国际贸易专业，拿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大专文凭。张立勇还听过麦肯锡、比尔·盖茨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的讲座，这是令他骄傲的一笔财富。听讲座让他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拓宽了视野，他知道钱不是靠自己节约几分就积攒起来的，有了知识和能力可以挣更多钱；何况学知识也不完全是为了挣多少薪水，而是你的思想、你的能力是不是真的能超过别人——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孔子把学习的快乐视同见到老朋友的快乐，强调了牢固掌握知识的重要性。当我们把学习知识当成了结识朋友、把复习知识当成与同学聚会，当然就不会产生厌学的心态，也就不会把学习当成是一种苦差事了。
用爱好排遣孤独
在现实中生活，当然不能游离于群体之外，可是，如果你喜欢独来独往，也不必过分在意别人把你当成“孤家寡人”。如果你每天上下班需在途中乘车两个小时，你想利用这段时间看书、听外语、思索或闭目养神，那么就不必勉强自己去参与无聊的闲谈。心理学者研究后认为，唯有孤独专属男子汉追求的境界。有某种才华的人，总会显露出孤独感。
闻名于世、陷入千百万观众和崇拜者重重包围中的意大利电影明星索非娅·罗兰居然也会感到孤独，而且还喜欢寂寞。她说：“在寂寞中，我正视自己的真实感情，正视真实的自己。我品尝新思想，修正旧错误。我在寂寞中犹如置身在装有不失真的镜子的房屋里。”
这位艺术家认为，形单影只，常给她以同自己灵魂坦率对话和真诚交往的绝好机会。孤寂是灵魂的过滤器，它使罗兰恢复了青春，也滋养了她的内心世界。所以她说：“我孤独时，我从不孤独。我和我的思维做伴，我和我的书本做伴。”
刘海粟大师主张，年轻人“精力正旺，正是做学问的好时光，一定要甘于寂寞。你集中一段时间闭门学习，不去赶热闹，在社会上暂时不出现，没啥了不起，等你真正有成就，社会会永远记得你，你就永远不会冷清，不会寂寞了。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对一个名人来说，热闹有时就是捧场，就是奉承。这对从事艺术创作是有害的。因为太热闹，脑子要发热，安静不下来。”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根本的孤独感。大凡有根本孤独感的人，思想感情多为较深沉者。因为他们有独特的见解和独特的个性，不为当时社会和同时代人所容，在任何场合下他们都有与众不同的表现和格局，故内心常有一种难以排遣的孤独。而其中的一些人，会让自己陶醉在科学、艺术和哲学的创作中，他们能够感到实实在在的平安和满足。
司汤达在世时，声名并不显赫，可他自己预言要等到1880年左右才会有人欣赏他；贝多芬也认为自己的许多作品具有超越时空的性质，他的几部钢琴奏鸣曲是为未来世纪的听众而创作的。在少数天才人物，包括一些伟大的政治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根本的孤独感，而这种孤独感几乎是一种不治之症，它伴随着一种根本的惆怅和忧郁。企图抗衡和摆脱这种孤独感，便成了人类从事文化创造的一种最顽强的定力和内驱力。如，梵高作画，既不为名，也不为利，他之所以要拼着一条性命去画，仅仅是为了排遣内心深处一种说不清楚的根本的孤独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