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节到来时，我的朋友们按原定计划要我和他们一起去度周末。我吓坏了，我还是得离开医院这个安全地带了。于是我开始编造各种借口，但是他们来了，好歹要把我带走。
周末过得很愉快，看来生活还不是完全那么糟糕。我甚至鼓起勇气叫迪克替我把腿部残肢上的敷料换掉。他并没有畏缩。我怀疑，如果换了我，我是否也能为他这样做。
迪克开车把我送回医院。劳动节那天在路上颠簸了4个小时之后，他把车停在医院附近的一家饭店前面。我态度强硬起来。迪克假装没有注意到我的偏执，只是说：“想吃点儿什么吗？我饿坏了，开车回家还有好长一段路呢。”
“我不饿，”我答道，“我在车里等你好了。”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双眼直视着我的眼睛。“瞧，尽管我痛恨那场战争，但你还是我的朋友，我为你感到骄傲。好了，让我们试试吧。你单脚跳着坐到轮椅里，我把你推到餐厅的座位前，你再从轮椅里跳出来，坐下，然后我们就吃东西，好吗？如果这令你太难受，我们离开就是了。我答应你，我向你保证，事情不会弄到你想象中那样糟的，不会完全是那样的。”
事实的确像他所说的一样，情况根本就不是那么糟糕。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又一次炮火的洗礼，是第一次跳伞，第一次交火，我没有被生活淘汰。
第二年夏天，我还继续在医院留医，但我却在海滩度过了另一个周末。那时我已经新装上了一只假臂和一条木腿。我费力地通过了到达沙滩的路。
迪克还记得，在我们还是十多岁的孩子时，我是多么喜爱做冲浪运动，所以他问我：“还冲浪吗？”“不，我想，看看书就行了。”
“冲浪会令你心烦吗？”他问道。“那么，看来我们最好还是干吧。”我把假臂和假腿拿掉，扶着他的肩膀，然后单脚跳进浪涛中。我一往无前。就在那一年我迁到加利福尼亚读大学，然后又进了法学院。在后来的几年中，每当有什么事令我“心烦”时，我都像那次冲浪一样，绝不退缩。我学会了滑雪，又可以跳降落伞了，并用了三个夏季环游世界。
从1979至1981年，我经管加州自然资源保护队，那是为18岁到23岁的年轻人做出的工作安排。在“基础训练”结束时，我总是问那些队员，他们是否看过《猎鹿人》，那些知道这部电影的人全都认为，那是一部与越南有关的电影。
而我则总是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不对，那是一部关于友谊的电影，是一部描述那些毫不犹疑地为你做一切事情的人的电影。”
37年前我遇上了我的猎鹿人。谢谢了，迪克。
永不停息的军靴
1988年夏天，加州北部的富特布里格。作为一名中士，我自愿报名参加部队里最严格的训练之一：为期6个月的绿色贝雷帽战士资格培训。这一批参加培训的共有500名士兵。其中大部分都是步兵——他们个个体格强健。他们早已习惯背着沉重的背包长途行军和野外生存。而我矮矮胖胖，完全不能和他们相比。我是在军事情报部门工作的，成天坐在办公桌前分析情报信息。我刚到这里时，周围的人都对我不感兴趣。我一点儿不奇怪，谁愿意和一个老是落在最后的人扎堆？所以，那天，在筋疲力尽的陆地辨别方向考试之后，居然有一位叫约翰·霍尔的中士走上来和我搭话，令我不胜惊讶。头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按要求各自在不同的地方单独露营，周围全是苍茫的群山和沼泽地，没有一点儿可以作为参照的物体，当然也不准打手电。我们被折腾了整整一夜，黎明时分才回到营地。约翰，毫无意外是第一名，而我，照例是最后一名。即使这样，我也累得够呛。
“我叫约翰。”他边自我介绍，边伸出手来。约翰看上去二十刚出头。他穿着合身的军装，更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双军靴，擦得黑里透亮。我知道他对我充满了同情，但我并不需要这种东西。
“我叫狄克逊·希尔，”我说，“你不一定非要和我说话，我知道他们都不理我的原因。”
我无法改变人们对我的看法，但我清楚自己想干什么——从小我就渴望戴上绿色贝雷帽，我喜欢听父亲讲他二战结束后在菲律宾做维和部队战士的故事。我18岁就加入了亚利桑那州国民警卫队，成为一名维和部队的士兵是我一直的梦想。
当然，约翰并不了解这些。但他微笑着对我说话的态度令我放松。“明天你还会来这里的，后天也是，大后天还要来，一直到你毕业为止，对吗？我看出你身上有一种潜能，一定能坚持下去的。你要做的是认准前面的目标，继续做你认定了的下一件正确的事。”他鼓励我。
训练远比宣传的要艰苦得多。除了体力上的锻炼外，更多的是意志和能力的磨炼。一天，按要求，我们在森林里露营，需要自己动手宰杀家禽家畜并准备好自己两天的食物。我挑的是兔子，想把它烤熟了吃，可是时间不够，我没能完成任务。“你该选鸡，”约翰告诉我，“而且应该煮来吃——煮起来快一些。这是我和老爸外出打猎时他教我的。”他说着返回自己的帐篷，把他的食物分了一部分给我。经他一点拨，我懊悔不已，同时，心里对他充满了感激。
时间越长，半途而废的人越多。有的没能通过战地考试，有的身体受了伤，还有的难以熬过艰苦的训练，疲惫地要求退学。培训时间过去一半的时候，只剩下175名士兵。一天，跳伞训练结束后，一个像橄榄球运动员的同伴看见了我，他惊讶地哼了一句：“嘿，你还在这里呀！”
是的，我还在这里，挣扎着。我还是落在后面。一次残酷的山地野营训练中，我顺着一棵树颓然倒下，我累坏了，真想就这样睡上它一个星期。这时，约翰走了过来，他坐在我身旁。
“你怎么啦？”他问。“这是我经历过的最艰苦的训练，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坚持下去。”
约翰看着我，他拍了拍自己的军靴：“其实我们为了使自己能坚持下来，都用了一点儿小法宝。”他说，“我的小法宝是这两只军靴。我不把它们看做为站着不动而设计的，而是为我不断向前行走设计的。特别是在无法忍受的艰难中，我一穿上它们，它们就像总在提醒我不断向着自己既定的方向走，不要停下来。这是我肩上的责任。狄克逊，我想，你要做的也是继续做下一件你认定了的正确的事，只要目标正确，就值得你坚持。”
听了他的话，我居然又坚持了下来。最难熬的一段时间过去了，我的体力有了明显的提高，我甚至盼着体能考试。训练有了起色，人们开始对我刮目相看，渐渐地，战友们开始来找我一起吃饭，侃大山。我肯确定，人们开始接受我，我逐渐地融入到了这个集体之中。
我不再落伍，跟上了进度，常和约翰一起跑。我们的最后一次考试是背包长跑——背着沉重的背包在山间疾跑15英里，规定的完成时间是3个半小时。约翰一直在我前面跑。一路上，我超过了一些中途累趴下了的人。即使看见别人掉队，也无法帮助他。按规定，我们得一直向前跑。不管中途发生了什么事，都得继续跑下去，直到终点。
离终点只有15英尺了。“就要成功了！”我说。突然，我看见约翰一个趔趄，栽倒在地。“我得停下来，我得帮帮他。”我对自己说。但是我想起了部队训练的纪律，只好越过他，向终点冲去。
到了终点，我才回过头来，约翰仍然躺在那里。军医跑过来进行急救。我在心里祈祷着：“快站起来吧，我的好伙计。”
约翰没能苏醒过来，他死于心脏病突发。我的悲痛变成了负罪感。我的军靴底子可能是约翰眼里所见的最后一样东西。我自责，我当时为什么不停下来？
约翰的遗体被送回了老家。在培训中心教堂，我们为他举行了追悼仪式。我心潮起伏，要是我当时停下来帮他一把，他是不是就能获救呢？军医说不能。可我仍然不能宽恕自己。
牧师把约翰的军靴——擦得像镜子般闪亮的军靴摆在祭坛上。在它们中间，是约翰的来复枪，一顶绿色的贝雷帽端端正正地摆在来复枪上。部队决定追认他为一名光荣的维和部队士兵。我在心里下定决心，从现在起，只要我活着，我就一定要继续做好认定了的下一件正确的事，像约翰生前常鼓励我的那样。
连长站了起来。我们全体立正，开始点名了。“到！”“到！”“到！”士兵们——回应着。然后：“约翰·霍尔！”
沉默。
连长停顿了一下，继续点下去：“狄克逊—希尔！”“到！”点名继续着，直到最后一个名字点完。连长再次问道：“西弗吉尼亚的约翰·霍尔中士？”
下面再次一片沉默。连长的声音有些颤抖，他叫道：“最后一次！约翰·霍尔中士！”我笔直地站在那里，极力想忍住悲伤的泪水。我的好朋友去了，我还有力气继续坚持下去吗？
这时，我的眼光落在了放在祭坛上的约翰的军靴上，它们反射的光亮如此耀眼，我的眼睛简直不忍离开这双军靴……转眼15年过去了，我已经从绿色贝雷帽战士的行列退役。我40岁了，才重新踏进大学校园，成为一名大学生，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职业技能。在学习中遇到了困难，我便会想到我的好战友约翰。
有时，我还会把我的军靴从衣柜里翻找出来。它们已经很旧，不能再穿了，有的地方甚至裂了缝。但是它们在这里，在我面前提醒着我：是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有时是艰难的，但坚强的人总能熬过最困难的时期。他们的法宝就是：认准目标，不断向着自己既定的正确方向走，不要停下来，那样，你就一定会成功。
一枚见证纯洁友情的胸针
那一年，他遇见她的时候，他刚刚过完36岁生日；而她，还是一个23岁的小女孩，瘦削的身材，矜持内敛的性格。他第一眼看见她，心有一种微微的颤动。她是那么的迷人，一双美丽的眼睛就那样安静而有点儿无助地望着你，长长的睫毛上面挂满了无尽的忧伤。
她让他徒生爱怜。他们都是演员。那是他们第一次合作，分别饰演戏中的男女主角。那时，他已是好莱坞的大牌明星了，人们心中的偶像。而她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用现在的话说她还是第一次“触电”。因为这部戏，他们两人天天聚在一起。她在他的面前，有时候喜笑颜开，显得那么的温驯娇小；而有时候又是那么的冰冷孤傲，拒人于千里之外，仿佛没有谁能够走进她敏感而聪明的内心世界。在那次合作里，他忽然发现自己已分不清戏里戏外了。
那是一次成功而经典的合作，每一天，他对她百般照顾，细心而充满柔情地呵护。在拍戏之余，他们常常在黄昏时分、在暮色四合的时候，沿着附近一条静静的小河散步。一轮明月升上来了，它含笑看着树荫里那两个并肩而行的年轻人。清澈而明净的河水，也一天又一天悄悄地偷听着他们的话语，被那真挚而纯净的心声打动得发出潺潺的声响。他们走着，有时候她会伸出冰凉的手来握住他温热的手。他们是不是已经闻见了彼此的心香！这是种子爱情的香味吗？让人陶醉、甜蜜、慌乱而又怅惘。
那时候，他第一次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他多么渴望得到她的爱情啊！然而，从小受到父母离异影响的她，对离了婚的他感到害怕，因而远远地离开了他，有情人没能成为眷属。
1954年9月，当她和丈夫结婚的时候，他千里迢迢赶来，参加了她的婚礼。其实，她的丈夫，也是他后来介绍的，是他的好朋友。他送给她的结婚礼物是一枚蝴蝶胸针。
1993年1月20日，63岁的她在睡梦中飞走了。而他来了，他来看她最后一眼，他心中那个永远娇小迷人、眼睛里总是盛满了忧伤的女孩。
2003年4月24日，在著名的苏富比拍卖行举行了她生前衣物、首饰慈善义卖活动。那天，87岁高龄的他拄着拐杖，颤巍巍地前去买回了那枚陪伴了她近40年的胸针——那一年他送给她的蝴蝶胸针，现在，它温暖着他的胸膛。
2003年6月12日凌晨，他也闭上了眼睛。在看见天国的时候，他是否也同时看见了他的天使？
他们第一部合作的那部电影叫《罗马假日》。她是电影史上永远让人魂牵梦萦的“公主”奥黛丽·赫本；而他，就是被誉为“世界绅士”的格里高利·派克。他们超越爱情之上的纯洁友情永远让这个世界为之唏嘘动容。他们纯洁友情的故事，对现在的一些红男绿女来说，永远是一剂可以净化心灵的良药。
友情，因为超越而变得崇高和圣洁。友情，因为圣洁和崇高才有了分量。
军官与钢琴师
1939年，德国纳粹军队攻占波兰，华沙沦陷。身为犹太人的什皮尔曼失去了所有的亲人，自己也被迫在劳工营做苦力。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逃出劳工营，在朋友家躲了几年。1944年，苏联红军攻到波兰边境，德国军队准备撤离华沙前，放火烧毁了整座城市。什皮尔曼藏在废墟里，偶然被一个德国军官发现了，他以为自己难逃一死。然而，奇迹发生了——犹太钢琴师的回忆两天以后，我走出阁楼去寻找食物。这回我想多找点儿东西存起来，那我就不用经常离开藏身地了。我发现一个食橱，里面有几个食品罐头，还有几个纸袋和小盒。我解开绳子，打开了盖子。我是那么聚精会神地翻东西，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这时我身后突然响起一个人说话的声音：“你到底在这儿干什么？”
一个个子高高、风度儒雅的德国军官正倚着碗橱站着，双臂抱在胸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