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F城读大学的时候，宿舍里有位叫郑民的室友，他个子矮小，身体清瘦，话异常少，单从这一点来说，他与F城的宁静倒显得颇为协调。平时，郑民的最大爱好就是从图书馆借书回来看。闲来没事的时候，他还喜欢坐在四楼宿舍的窗台，每次坐上去后，他总是望着楼下怔怔地发呆，嘴角时不时泛出含义模糊的笑。宿舍里也有好奇之人假装过去收衣服借此看个究竟，却见楼下并未有任何可笑之物，再瞧他，却仍旧笑意泛滥。同舍的人觉得莫名其妙的同时，总觉有点恐怖，终于还是因种种猜测把他这种反常的行为上报了学校，学校领导得知之后如坐针毡。那时学校里每年都会有人自杀，而自杀的方式竟然不约而同的采用了跳楼，估计本是想要在临死前享受一下坠毁的飞行，但是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在他们坠地之后，人们见到那血肉模糊的尸体是很难联想到在此之前的飞行的，地上只有血淋淋的惊人的恐怖。
我就亲眼见过这种恐怖。
那时，我和一个同学正在宿舍楼下的空地玩羽毛球。突然，蹦的一声，我听见有人在尖叫，很快便有人群围观。我被好奇心很重的同学拉着挤进人群，看见地上一男生浑身是血，四肢扭曲在一起，眼珠子掉出来一半。他是从宿舍楼顶跳下来的。学校以最快的速度封锁了跳楼自杀的事情，因为一旦传出去，学校的声誉就会大打折扣，这样势必会影响到下一届的招生工作。慎重起见，学校还把在场的人全叫到了主管学生工作的主任处，由主人一个一个单独接见。碰巧我是最后一个。当时，主任偌大的办公室里就剩下他和我。主任给我说到了学校的难处，叫我无论如何要对这件事情保密，还着重强调了一旦泄露出去会造成怎样不堪的后果。整个劝说过程可以说非常的成功，主任口口声声提及的后果委实让我吓了一跳，与此同时主任不为已亡人哀悼却一味地要让我等掩埋事实的做法也让我多少感到一点遗憾，也许，真的是中国人口太多，死上几个实在不足为奇。这事后来自是没人再传，学校里也就又一如既往地风平浪静起来。只是，有心人自然会发现：在那人跳楼之后的第二天，楼管就用一把带链条的大锁把到天台的大门锁了个严严实实。
当宿舍里的人把郑民反常的行为上报之后，主任立刻不动声响地把宿舍里除他以外的人全叫到了办公室。对我们的举报主任很满意，赞赏了一番后，就又问起郑民的事。
我们把郑民如何坐在窗台如何傻笑绘声绘色地给主任描述了一遍。种种迹象无不表明郑民不正常。这回，主任表现出了他的慈善心，他开始异常地担心起来。只见他紧蹙着眉头，背着双手，在房间里度来度去，也不理会我们。良久，才摸着自己本就所剩无几的头发，严肃地对我们说：
“这样，你们先回去，这件事我来处理。”
“啊？”本以为主任当场就会拿出什么良策，而且即便没想到对策，和我们讨论讨论也很好啊，谁知道他思考了这么久却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对此，我们多少有些失望，但是一看主任那副棘手的表情，我们也只好点头说好，临走主任倒是又附了一句，“记住，此事回去后一定不能张扬。”我们才隐约意识到了此事的严重性。
主任办事倒不像其他官僚主义样拖泥带水，天刚黑，他就差来系里的指导员把郑民叫了去。老实说，除了郑民不明其理外，其实我们都在等着这一幕，但是当郑民被叫走后，我们又都陷入了面面相觑的沉静，毕竟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可是却干了“告密”这样的事，多少觉得有点不太光彩，同时我们也都各自揣测着郑民接下来的遭遇。
郑民是在指导员的陪同下回的宿舍，他一直耷拉着头，闷不吭声。指导员简明地交代了下，说郑民从今晚起暂时和他住，说完就收拾起郑民的床被。指导员是我们学校光学系研究生，我们进大学时他刚好毕业，因为没找到更好的工作就留在了学校当指导员，主管我们的学习等日常生活。学校为了方便他开展工作，就在宿舍楼底层给他安排了一间住房。等指导员再次带着郑民离开宿舍后，我们也再次陷入了沉默。
郑民搬走后，在一楼的楼道上倒仍旧常能碰着，每次碰见我都觉得有些尴尬，相视一笑，就默然离开。在教室上课的时候，我倒是经常偷偷望向隔着几排座位的他，他戴副厚厚的近视眼镜，总是笔直地坐着，神情庄重。
后来，这么过了半个学期，在我们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指导员又带着郑民搬回了宿舍。
指导员很体贴地帮着郑民铺好床后，就把郑民支去打开水，然后对我们说，郑民其实不是我们认为那样心理不正常，精神方面并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家境不好而已，自己想多了就和我们产生了隔阂，又没有及时化解，就显得性格怪癖了些，希望我们不要对他有成见，应该在生活上对他多给予帮助。指导员也叫我们放心，在他的开导之下，郑民已经变得开朗了很多。听完指导员的话，我们竟然不约而同地如释重负，原来我们一直都还在对举报之事内疚。
郑民倒真的变开朗了不少。他开始主动和我们聊天，还一起参加课外活动。没事的时候，他仍旧喜欢坐在床上看书，只是再也不会坐上窗台傻笑。知道他的家境不好后，我们也有意无意地尝试分一些自己用不完扔掉又可惜的东西给他，他也总是欣然接受，并不像我们担心那样会难为情。于是，我们相处起来也就愈发自然。慢慢地，也就全然忘记了之前有过那么一段不知道该怎样冰释的前嫌。
大一临近期末的时候，我们宿舍里的一帮人谈到了即将回归的香港。谈着谈着，就有人提到了宝岛台湾。那时的大学生都有着极高的政治抱负，一说到台湾就耳脉贲张，大有挽起衣袖就要去将之收复的架势。就在大家热血高涨激情四射之时，郑民却冷不防地冒出一句，“你们就只想着去攻打台湾，可就没想到这样做会涂炭生灵。”我说，“郑民，我们现在是在讨论收回的问题，怎样收回是政府的事，想必在收复问题上他们也会不择手段。”“与其那样，不收回倒好。”我们就这样你一言我一句话的，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就发展成了我和他的争锋相对。僵持了一段时间后，我也就觉得这挺幼稚，就有意地沉默起来。郑民却不肯，仍旧对着我闹闹不休，我也是一时冲动，就冲他啐了一口，还骂他有玻这可不得了，郑民瞪着双眼就要向我扑过来，多亏宿舍里的人眼疾手快，才把他拦截了下来，制止了我和他的一场打斗。不过，我跟郑民的怨却铁定是结下了。
那次争吵后，我跟郑民一直没有和解，就这样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总觉得住着不舒服。
期末考过后，我没有回家。那段时间，F城一直大雨不断。我便托人在学校附近给我找了间房。自己算了算，平时少花点，再加上在外面书店找了份兼职，除了能应付比住校多出的房租外，还能有点剩余，更重要的是可以求个清净。于是，在放假后的第一周我就搬了进去。
从学校去租房的路上，要拐过几条巷子。租住的地方是一个阁楼，共三层。走在楼下的时候，见到阳台上晾晒的全是年轻人的衣服，料想房东定是把整个阁楼都租给了像我这样的学生，一时间就觉得阁楼更加的亲切。那时的F城有着各种各样的大学。据说文革后，F城出了一位博学的市长，上台后就开始没日没夜地整治F城的教育工作。于是，短时间之内，众大学就如雨后春笋般兴建起来。到如今我们学校东面南面西面北面都有着好几所大学，俨然一副大学城模样。
我租的小房间在二楼。屋子只有十来平米，放了一张小床、一个写字台后已然有些拥挤，显然是房东为了增加住客量而刻意进行过重整，仔细一瞧，果然能从墙缝上看出拼凑的痕迹。庆幸的是，房间连着一个阳台，既可用来晒洗衣服又可用来观赏风景，对这样的构造，我格外满意。我按照自己喜欢的布局将衣服书籍等物什一一摆放好。东西本来就不多，大部分都是书籍，倒落得个干净。到傍晚时候，大部分都已经整理完毕。这时候，竟然有太阳光洒进来，F城连续几天的大雨之后还是头一天再见太阳，看着洒在床被上的余晖，一种家的温暖在我心里弥散开来。
想着终于有了自己的家，我说不出的开心。给书店事先说好了，今天搬家请假一天，现在闲来也没事，我就决定去好好逛逛。来F城也一年了，但平时却懒得出去。F城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风景优美，民风淳朴。据说当年政府也曾三番四次要兴建这里，但文革后上台的那位博学的市长认为这里民族风情独特，兴建的话势必会毁坏这里的名胜古迹，所以一再建议保留。因为这位市长那时在中央很有威望，再加上他在F城的政绩使得他备受F城的市民拥戴，因此，F城最终还是在民意下按照原来的方式保留了下来。只是后来这位受拥戴的市长隐退后，不方便再过问政届，所以，近年来F城在历史的进程中，最终还是卷进了新建筑的建设洪潮，虽然兴建的群落多数与F城的老古式建筑颇不协调，但是兴建的趋势却是在日益蓬勃中。
F城比我想象中要大多了，我漫无目的地四处走了走，没走出多远，腿已然发酸，就打算放弃。回去的路上，碰到家花店，看见好多漂亮的花草，一时心血来潮就爱不释手地挑选了起来，也不知道为什么，最后我竟买了盆仙人球。我把仙人球放在阳台上，昏暗的灯光照射下，它身上的刺清晰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