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的三月，正是红棉花盛开的季节。凭窗远望，挺立在相思湖畔的几棵木棉树（又称红棉树、英雄树），艳红艳红的红棉花在蓝天和绿树的映衬下，显得分外妖娆。校完《贺州族群关系研究的报告》后，看着红棉花，心中生出无限的感慨。
木棉树高大挺拔，约有三四十来高。有意思的是一般植物的花大多在绿叶茂盛之时才开花，而木棉树却相反，是先开花后长叶。所以，每当木棉花盛开之时，艳红的花朵与挺拔的树干交相辉映，成了植物大千世界中一道绮丽的风景线。联想到我们做学问有一个创新问题，如果按照常规做，往往是“大哥二哥都是一样的麻子哥”。如笔者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民族理论的研究上，虽然也出了力，尽了心，但写出来的东西总感得缺乏新意，犹如一般的植物大多是先长叶后开花一样，人们看到的最多只是资料运用的新旧、多少之不同，篇章结构的排列、用词之区别，尤其是苏联民族学对中国民族学的束缚和影响，使得我们的研究，尤其是民族理论方面的研究，长期以来是“千人一面”，形成了一种刻板、僵化的模式。
事物的发展总是这样，当他在某一个方面发展到了极致，就必然向其相反的方向发展。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大解放，以笔者个人的经历和体会来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人类学在中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不仅国际人类学界许多着名的着作被翻译出版，而且中国学者写的人类学着作也不断问世。苦苦寻找研究中国民族学创新之路的学者在接触了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后，顿有豁然开朗之感，选题有了新的开拓，方法有了新的路子，研究有了新的思路。1989年笔者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到贺县（今为贺州市）南乡作田野考察，与同仁写出了《南乡春色：一个壮族乡社会文化的变迁》。当时初学伊始，在研究中仅运用了人类学文化变迁的理论，对南乡．解放40年的社会文化变迁作了描述，并初步探讨了南乡社会文化变迁的原因、动力、冲突及未来走向。仅此就获得了人类学界老前辈客观复教授的充分肯定，他为《南乡春色》作跋时就说：
“尤为可贵的是，作者们在分析社会文化变迁时，并不拘泥于文化人类学一般原理，而是发挥其擅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优势，将文化变迁与民族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南乡社会文化变迁的原因、动力、冲突和未来作出理论分析。其中对于民族自我意识是民族群体社会文化变迁动力的观点；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旧事物对新事物的反抗是社会文化变迁中产生冲突的观点；以及作者们对社会文化变迁进行科学的预测的观点等等，都是文化人类学对于文化变迁理论的一种补充和发展。当然，在这些方面，作者们论证难免有粗糙之处，但是，这种勇于探索、力求创新的精神是十分可喜的。”
其实，现在看来，《南乡春色》还是很幼稚、很粗糙的，但尽管如此，在笔者自己看来，它已是笔者学术之树上的一朵“红棉花”了，因为它已打破了笔者传统的治学之路而开始了新的探索。
从此以后，笔者在学习和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治学道路上努力跋涉，其间又有了由笔者主编的《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在《雪球》中我们运用人类学互动的理论，分析各大区汉族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线索，并观照到不同族群的形成；运用人类学的族群理论对汉民族进行解剖，尽可能地区分各大区不同的族群；在研究族群时，既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弄清各个族群形成的历史，又运用人类学理论分析各个族群的人文特征；运用人类学的语言理论，分析汉族不同族群方言形成的历史及其特点；运用人类学的文化理论，勾勒出各大区汉族文化最具特色、最鲜活的文化形象。尽管学术界同仁对《雪球》一书有很好的评价，笔者也认为它是自己学术之树上的又一朵“红棉花”，但仍然有一些科班出身的人类学家认为《雪球》只是历史学的着作，不是人类学着作，这就从一个侧面或多或少反映了笔者学习和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不成熟。
笔者在接受美国顾定国和中国周大鸣两位教授“对‘汉’的重新思考”课题任务，在选择贺州市作个案田野考察点时，就暗暗打算，这一次一定要更努力地学习和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争取做出一个更符合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要求的研究成果。
好事总是要多磨的。笔者与课题组罗树杰、李远龙、韦树关、徐桂兰等全体成员经过了1999年近一年的多次考察和资料整理，在进入研究阶段时，开始想从族群边界切入，在族群互动和认同上做文章，但初稿出来后总觉得只是田野调查材料的堆砌，很不能令人满意。磨镰不算误工，于是笔者放下初稿，重新学习有关人类学的着作，如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文体模式》和《菊与刀》，w·古德的《家庭》，M·米德的《性别与气质》，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文化和价值》，泰勒的《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郝瑞的《田野中的族群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以及林耀华的《金翼》、《义序的宗族研究》，王铭铭的《想象的异邦》、《山街的记忆——一个台湾社区的信仰与人生》、庄孔韶的《银翅》等着作。说实话，这一阶段的重读，使我对人类学之树是长青之树有了更深的体会，即人类学的研究总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提炼、概括和理论的升华，所以它不是刻板的、封闭的、停滞的，而是鲜活的、开放的、发展的。在这里，田野调查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人类学之树的根就扎不深，人类学的大厦就建不高，所以人类学强调田野调查，这是十分符合人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但是光有基础还不行，如果没有对田野调查材料的提炼、概括和理论的升华，那么人类学之树也不可能长大成材，人类学的大厦也不可能建成。因此，对于人类学来说田野调查与对田野调查材料进行提炼、概括和理论的升华是同样重要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就是在这个重读人类学着作的过程中，笔者也开动了脑筋，于是在贺州进行族群关系田野调查所获得的材料在笔者的脑子里也“互动”了起来，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所看到的贺州民族团结的景象，正是贺州族群在长期互动中磨合的结果，于是“磨合”的观点在笔者的脑子里跳了出来；而磨合的结果又是什么呢；磨合的结果是整合，于是“整合”的观点也在笔者的脑子里跳了出来。于是通过对贺州族群关系田野调查材料的分析，即贺州的族群关系是“多元磨合与整合一体”，贺州的民族关系是“民族团结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笔者提炼出了“从磨合到整合”的理论观点，对贺州的族群关系和民族认同作了理论的概括，并以小观大，从族群互动：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内固；多元一体：汉民族的结构模式；对重认同：汉民族的“大一统”三个方面分析了人类学理论视野中的“汉”民族，从而确认了以“从磨合到整合——贺州族群关系研究”为本课题研究报告的题目，也即是本书的书名。
回顾这二年“贺州族群认同与民族团结”课题的研究过程。笔者再一次体验到了学术创新的甘苦。俗话说：苦尽甘来。作课题、下田野，进行研究都是十分艰苦的事情，同行交流起来大多无不感慨万分。但一旦有了创新之作，那个中的欣喜也是可以令人回味无穷的，笔者希望《从磨合到整合》能成为笔者学术之树上的又一朵“红棉花”。
课题研究报告虽然完成了，但要将研究报告公布于世，正式出版却是又一个“万里长征”。本课题的研究报告在2000年底已完成，但为了筹集出版资金又费了笔者的许多心机。最后在云南大学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和广西民族学院的资助下，终于列入《人类学文库》，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此时此刻，我要向“对‘汉’的重新思考”总课题组负责人顾定国教授、周大鸣教授，向支持本课题进行田野调查的贺州市张永刚市长、李伟副市长、刘小春先生，向为本课题进行学术鉴定的广西社科院的黄振南研究员、广西民族研究所的覃圣敏研究员，向资助本课题出版的云南大学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方铁教授，向广西民族出版社的社长李华荣、总编欧薇薇、副总编兰芝同以及责任编辑黄自修等，表示最衷心、最诚挚的谢意！与此同时，我还要向课题组的全体成员，尤其是罗树杰、李远龙、韦树关、徐桂兰四位同事，以及后来加入课题组“对本地人”的“本地话”进行重新调查和研究的盘美花老师表示最衷心、最诚挚的谢意，没有他们全身心地投入田野调查，并写了详细而有分析、有分量的田野调查报告，笔者的研究报告就失去了基础而断不可能问世！这些田野调查报告是：
徐杰舜：《贺州厦良村厦良寨考察报告》
徐桂兰：《贺州厦良村点灯寨考察报告》
徐桂兰：《贺州厦良村曾在考察报告》
徐杰舜：《贺州鸬鹚村考察报告》
罗树杰：《贺州八步镇三加村考察报告》
李远龙：《贺州灵凤村的考察报告》
徐桂兰：《贺州船家考察报告》
徐桂兰：《贺州鹅塘镇盘谷村考察报告》
罗树杰：《贺州黄洞瑶族乡都江的族群关系》
徐桂兰、徐杰舜：《贺州八步镇民间打醮考察》
罗树杰、徐杰舜：《三加村苏茅坪客家仙婆出游考察》
盘美花：《贺州本地话考察报告》
韦树关：《贺州铺门话考察报告》
韦树关：《贺州八都话考察报告》
韦树关：《贺州鸬鹚话考察报告》
韦树关：《贺州几种方言的共同点的分析》
（上述考察报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0年增刊人类学研究专辑已全部发表）。
由于本人是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故本研究成果为在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驻所研究期间完成。
本课题的研究和出版获得中美对“汉”的重新思考课题组、广西民族学院、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徐杰舜
2001年5月1日于相思湖畔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