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海县地面上的“绿林”武装之所以历久不衰且高手云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黑龙港如同于当年的梁山泊一般，易于“绿林”人士藏身栖居，这只是其中的一的原因；另外，这和当地民间尚武的历史传统有着莫大的关联。
隶属于沧州的新海县，自古以来就是个武术之乡，民间习武成风，就像新疆维吾尔族人自打从小会走路时就会跳舞一样，这里的武术运动相当普及，上至耄耋老人，下至三尺孩童，大都会练个三招两式。每年一等秋收结束以后，特别在冬春季节，打麦场就成了各村上的练武场。这又如同我国如今的国球选手称雄世界乒坛一样，有普及才会有提高，所以在这里代代不乏武林高手。
三百六十行，一行有一行的规矩，做“绿林好汉”也需要有做“绿林好汉”的本钱，能够在“绿林”中扬名立万站得住脚跟的人，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否则的话，是不配来吃这碗饭的！
在黑龙港周围方圆数百里之内，虽然土地广阔，村庄稀少，可是耕田多为瘠薄的盐碱地，良田较少，沿海一带更是盐碱不毛之地，古称“苦海沿边”，生存条件极差。在清末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由于政治腐败，战乱频仍，官府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许多人生计无着，走投无路，便走进芦苇荡干起了打家劫舍拦路抢劫的勾当。
由于新海县地处南北交通的要冲，是天津的南大门，是南来北往的客商往来京、津的必经之路，在客观条件上为打家劫舍拦路抢劫的“绿林好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财之道，使得这一带的“绿林”武装队伍不断壮大，就连天津、山东等地的盗匪也来此地入伙加盟，致使匪患日甚一日。
到芦沟桥事变前，在黑龙港及沿海一带活动的绿林武装，包括土匪、海盗达到了数十股。比较出名的有邹同义、吕景文、黑老五、郭四愣子、张铁匠、“没耳朵”刘子奇、秦氏三虎等各路武装十多股，总计有上千人，其中仅邹同义和吕景文两股武装就有五百多人。
在黑龙港打家劫舍、拦路抢劫的各路“绿林”武装虽然同在一片芦苇荡里蜗居，且时有往来，却各不统属，一个门口一个天。但是他们却共同雷打不动地遵守着由祖师爷传承下来的一套老规矩，自古以来有三不劫之说，即：和尚道士不劫；信使邮差不劫；说书唱戏者不劫！
这些打家劫舍拦路抢劫的强人，他们虽然干得是杀人放火的勾当，却时时想着百年之后去到阴曹地府过活的时候仍然可以逍遥自在。
由于“绿林好汉”也都是人生父母养的，不像孙悟空一样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也都是有家有口的人，而且家人多在附近老家居住，劫了信使邮差有可能就劫了给自己的家人或亲属送信的人，所以他们历来对信使邮差都是网开一面的。至于不劫说书唱戏的人，一来是这些人本来就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根本就无财可劫，而且弄不好还会让这些说书唱戏的人借走街串乡之际给他们传了“骂名”！同是天涯沦落人，活着都不容易，所以便就得饶人处且饶人了！
另外，出于对自身环境安全的考虑，这里的“绿林好汉”始终不渝地遵循“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古训，不但不对周围邻近的村庄进行骚扰，反而呵护有加。因此上，与周围稍远的村镇相比较，黑龙港附近各村镇老百姓的生活则相对安定平和了许多。
而对于救死扶伤的医生大夫，这些绿林好汉也是轻易不愿去冒犯的，干着刀头上舔血的勾当，流血受伤的事当是家常便饭，得罪了医生大夫就等于丢了半条命，得不偿失的买卖他们是不会去干的。
在黑龙港打家劫舍的绿林武装还有一条铁打的规矩，就是不允许掳掠****妇女，因为这是人世间最伤天害理和最易于激起民愤的行经，比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更遭人恨；更何况大家都是一块土上的人，十里八乡十门九亲，若是任意胡为很可能就伤害到港内弟兄的远亲旧谊，这是港内的绿林人士最为忌讳的。
康氏一族虽然自祖上就是富豪之家，但由于沾了世代行医的光，数十年来不仅没有受到绿林武装的骚扰，反而自觉不自觉地与黑龙港的强人交上了关系，成为绿林好汉所敬仰的朋友。声名显赫的邹同义和吕景文两位绿林盗魁都曾因械斗受伤在康天禄的手下妙手回春；江湖中讲究的是恩怨分明义字当先，因此这两人都视康天禄为自己的救命恩人，对康天禄礼敬有加。
康洪恩这次去到黑龙港，就是以引荐人的身份陪同景元甫和向靖远去会见邹同义和吕景文，动员他们拉出队伍参加抗日武装斗争的。由于老康家与邹、吕二人有些恩义，康洪恩在征得父亲康天禄同意后便自告奋勇地当起了引荐人。而在实际上，他也是参加这次合作谈判的抗日救国会的代表之一，只不过为了接洽工作的方便没有事先同邹、吕二人把这层窗户纸捅破而已。
芦沟桥事变后，****中央北方局根据中央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迅速撤出城市，转入农村工作，号召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农村去放手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津南工委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在津南各县农村立即组织抗日武装，便委派老家在新海县的康洪恩回乡来开展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
康洪恩于七月初回到家乡以后，立即联络附近各村的爱国知识青年开展起了抗日宣传和救亡活动，并开始酝酿筹备成立新海县抗日救国会。当时的国民党新海县政府官员都已经携眷南逃，县区乡村地方各级政权机构都已经瘫痪，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组织还没有在当地建立，全县的老百姓犹如一片散沙，整个形势非常混乱，在既无组织又无武装的情况下工作很难开展。
到七月中旬，他听说“华北民众抗日救国总会”在邻近的盐山县成立，而且还组建成立了抗日救国军，觉得当地的抗日活动应该在抗日救国总会的领导下统一进行，便和同村的爱国青年许耀亭前去总会领导驻地山东乐陵进行联系。
时任抗日救国总会军事委员长的景元甫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引荐他们会见了抗日救国军总指挥向靖远。经过与总会领导协商，决定在新海县组建成立华北民众抗日救国总会第十一分会。
在总会讨论抗日组织工作如何开展的时候，大家对新海县的抗日形势进行了全面认真的分析。在当时，日寇还没有占领新海县，为尽快打开新海县抗日斗争的新局面，在会上确定了三项任务：
一是广泛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活动，向当地的豪门富户征集枪支，组织成立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二是争取邹同义、吕景文等绿林武装和各村的民团参加抗日队伍，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是遏制和打击投降卖国的反动势力。在救国总会领导的安排下，景元甫、向靖远和康洪恩接受了争取邹同义和吕景文加入抗日武装的任务。
景元甫是盐山当地人，今年虽然只有三十一岁，却是一位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而且是一位屡经战阵的行伍军人。他早年投身军伍，在西北军当兵，从事过兵运工作，后在国民革命军六十一军任作战参谋。
芦沟桥事变的第三天，他和一群矢志报国的热血青年到盐山旧县集上发表抗日演讲，散发抗日传单，积极参与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抗日救国军的创建，因为他有多年的从军经历和实际作战经验，顺理成章地被推选为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景元甫长得上中等个头，虎体狼腰，身体壮硕，粗眉大眼，目光内敛，显得气质深沉而又别有风度。一张黑中带红的面孔让人看起来特别精神。他身穿一套半旧的灰布军装，头上戴着一顶灰色软顶军帽，腰系武装带，在腰带上别着一支德国造的二十响驳壳枪，举手投足之间一派干练的军人风姿。
在这一路行来，他不时地在马上若有所思似地东张西望，一边催动坐下的乌骓马追逐着康洪恩的白马向前飞奔，一边认真地观察着地形，血与火的军旅生涯的磨练让他对身边的地形地貌具有超于常人的敏感，竟不由自主地观察着陷入了冥想沉思之中。
由海丰镇到金沙镇不过四十多里的路程，跑了不到一个钟头就临近了金沙镇。眼见得金沙镇就在面前，景元甫坐在马上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把马跑的速度慢慢地降了下来，笑呵呵地对康洪恩说道：“这眼看就要到地头了，咱们哥俩别再催着马傻跑了，让马缓缓劲吧！”
康洪恩摇着马鞭笑应道：“缓缓就缓缓，等进到镇子里就是想跑也跑不起来了！”又调皮地打趣道：“我们的向大指挥已经来了十多天了，不知道他这个东北佬现在的队伍拉得怎么样了；金沙镇可是个大镇，手中有枪的主儿可不少，弄好了装备一个营是没有问题的！”
景元甫笑道：“也不能太理想主义了，万事开头难吗！向大户人家借枪，我们只能够去说服动员，又不好硬性地强索，就只能尽力而为了。不过，现在国难当头，凡是知事明理的人都不会袖手旁观的。现在不把枪献出来，等当了亡国奴留着枪还有什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