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文馆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改革中国高度发达的传统教育制度以适应新的需要，是“中兴”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推进教育的近代化，如同推进外交政策的近代化一样，重要的事情是掌握新的技能。儒学国家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官员要在竞争的基础上从最精行政管理之道的年轻人中挑选。如果对外关系不被纳入这一传统的政治制度，那么前者对于后者将构成威胁；反之，它就要受到有权能的官员们的控制，这些人在统治集团中有着正统的身份而不依赖通商口岸的商人。
《清史稿》的编纂者们指出，中国新的学校制度肇端于同治中兴初年。1862年同文馆在北京成立，目的是培养选自八旗子弟的外语人才。1863年李鸿章仿效同文馆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1864年瑞麟也在广州设立了类似的学校。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设立船政学堂，教授英语、法语、航海和工程学。这些学校从一开始便发展迅速，并且其职能也很快地扩大了。
应当看到，在教育改革的第一阶段，中国人的积极性比外国人更高，而且他们把重点放在增设国内学校上，而不是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早在1860年卫三畏就曾建议将中国赔款中剩下的20万美元充作“在华建立一所高等学校的资金。学校聘请合格的教师，指导帝国学生学习西方各国的语言和科学，将他们培养成对于他们的同胞和政府有用的人才”。[68]
但是这个建议没有得到任何反应——与此形成对照的是，40年后的庚子赔款对中国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865年美国长老会在登州建立了一所学堂，这就是后来齐鲁大学的前身。1871年美国圣公会在武昌建立了后来的华中大学，不过这些及其类似学校的重要性，只有在后一阶段情况发生变化时才显示出来。在“中兴”时期，新教传教士更关心的是宗教经文的翻译，而不是介绍一般的西学。天主教传教士很早就注意到了在华学术工作的作用，但他们在“中兴”期间却从教育界撤退了。
在19世纪60年代，中国努力使其教育近代化的突出事例是同文馆。从同文馆一建立，“中兴”官员们就希望能使新学与旧制度结合起来，借此最终强化这一制度以反对西方的扩张和整肃自身混乱的军队并对抗广东的买办。冯桂芬认为新的科目应当成为公认的学问，应当列入科考之中。[69]由于买办也是传统的等级结构中的新的因素，所以冯桂芬反对买办的发展正反映了等级制度与官场文化利益的一种综合。
总理衙门原定同文馆只聘请中国教师，但是很快就发现即使是在上海和广州，也找不到能胜任外国语教学的中国教师。1862年决定聘请外国人教授********的官员的做法似乎是一种冒险，只是到了威妥玛反复向总理衙门保证外国教师决不讲授基督教之后，这种对意识形态渗透的疑虑才告消除。[70]
总理衙门决定这所新的学校将提供有效的训练，而不能像旧的俄文馆那样疲沓，后者在它漫长的历史上一事无成。同文馆最初计划招收年龄在15岁左右的学生10至24名，但是这个招生数字很快就扩大了。学生的学习情况由定期的考试来检查。他们被要求经过第一年努力学习之后，能够增加翻译外国公文的练习。
设在上海和广州的学校仿效北京的模式。李鸿章与先前的总理衙门一样，指出许多外国人研究中文已有20多年，其中不少人能够阅读中国经书、史书和官方文件；与此相反，能够阅读外文的中国官绅却是寥寥无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于是不得不依赖翻译，而这些翻译往往并不可靠。总之，为了理解外国人的意图，中国官员有必要去研究那些为外国人所重视的科目。因此亟待设立一所完善的外国语学校。可以相信具有伟大天才的中国人，一定能够很快地掌握这些新的科目。[71]
如果仅仅是限于教授各国语言，那么这不过是常规的进展而已。但是同文馆所显示的已远远超出了常规。当极端的顽固派看清这一点时，便发出了一片喧嚣的抗议声（尽管一时并没有成功）。总理衙门捍卫自己在教育上的立场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旧的秩序之内对洋务的处理已能适应于现代的需要。
1867年1月28日，总理衙门奏请添设天文算学馆，为国家培养专门人才。它强调说科学是西方技术的基础，基础知识对于中国实现自强是必不可少的。后来聘请的外国教师也是经过挑选的，整个计划由赫德审定。[72]《北华捷报》把这一事态看作是表明中国的排外主义终究开始消退的一种征兆，并且肯定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人一旦掌握了西方的科学，他们就能够在自己被公认的杰出记忆力的基础上发展“真正的智力”。[73]1867年2月25日徐继畲被任命为扩充后的同文馆大臣。
当这新的计划传开之后，极端顽固的反对派在倭仁的率领下便立即动员起来。[74]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充当了倭仁的代言人，他申述了士人的见解：科考当以文学为基础，而不当以技术科目为基础；天文、算学应责成工部和钦天监选员演习，不必让科甲正途官员肄习其事；正途科甲官员等以尧、舜、孔、孟之道为教，明体达用；算学无非机巧之事，刑下之器不可与刑上之道相提并论。
皇帝支持了所谓的开明派，并在1867年3月5日的一道上谕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原则，现在天文算学已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淫巧”。读圣贤书与掌握西方的方法，无所偏废。[75]这就是“同治中兴”的本质：在旧秩序的范围之内，实行激进的改革。
反对派并没有轻易地屈服。1867年3月间，协办大学士倭仁亲自出马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早在1850年倭仁就曾上了一份著名的奏折，把根本的伦理教育与这种“淫巧”加以对照。在这期间，他曾历任几个部的尚书、皇帝的师傅、都察院左都御史和翰林院掌院学士等职。他是一位理学大师和与恭亲王、文祥对立的反对派的公认领袖。总理衙门一度试图通过任命他为本衙门的大臣以抵消他的反对。其时谣言四起，北京城挂出了一副对联，攻击政府为政不当，以夷人为师，玷辱士林。在帝国观众的眼里，倭仁依旧是桀骜不驯的。
教授科学这显然属于次要的争论问题，却导致了“中兴”领袖们与大多数文人学士间潜在矛盾的总爆发。这说明在短短几年中领导层思想上所发生的几乎难以觉察的变化是多么巨大。此时问题挑明了，帝国的许多最高级的官员都卷了进来。
3月20日倭仁在一份奏折中依据下面这个原则反对讲习天文算学：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总理衙门则援引支持同文馆的曾国藩等人的意见，来反驳倭仁。随后倭仁改换理由并建议说，即使西方的天文算学必得讲习，那么至少也应当是聘请中国自己的教师来讲授。总理衙门反驳说中国人难得胜任。接着诏令倭仁自荐合格的中国教师，他复奏不知何人精于此道。
4月底总理衙门总结了这次事件，并重申对倭仁所提出的基本原则的批驳。它的意见得到了皇帝的首肯，由是同文馆得以继续招收正途出身的官员学习天文算学。倭仁本人一再被要求在总理衙门供职，但他以自己将会误事为由执意拒绝了。起初他的拒绝并没有被接受，不知他何以能回避履任新职。最终朝臣采取了保存面子的传统做法，以“病弱”为由，解除了倭仁协办大学士以外的一切差使。这是出自总理衙门对他的宽容。
1867年的旱灾为倭仁一派提供了重新挑起论争的机会。根据传统的中国政治理论，自然灾害被说成是政策过失的结果，因此皇帝有责任去纠正过失，以便恢复天和。[76]极端的顽固派抓住这个借口，声言是总理衙门的所为扰乱了天和，以致引起灾异。直隶州知州杨廷熙更借此要求关闭同文馆以祈雨。杨宣称总理衙门僭越妄为，淆乱君听，致使皇上置许多老成持重的大臣和御史们的意见于不顾。他坚持的主要论点，仍然是西方文明不适于中国。[77]
杨的争辩在批复的上谕中受到了奚落，不过皇帝更关切在他身后可能存在强有力的朋党。倭仁被点名警告，令其反省为臣之责。上谕以明确的语言再次肯定了政府对总理衙门政策的支持，并且以曾国藩、李鸿章的经历说明儒学与西学是可以相辅而行的。上谕认为翰林院没有必要自行限定人文科目。[78]
这一原则一经明确，冲突便缓和了。总理衙门提出辞职被拒绝了。杨本人也没有受到议处，理由是皇帝不愿打击臣工敢谏的勇气。相反，杨还被邀请参加起草一份有关自强的文件。内阁侍读学士钟佩贤奏称，倭仁及其同党，妄议政府，当加议处。但是上谕否决了这一点，并指出倭仁为人忠诚，所奏固有失实，无非生自公心。[79]
尽管作了许多努力以保全反对派的面子，但是无论是在一系列异乎寻常和充满魄力的总理衙门的奏折中，还是在同样充满魄力的一连串上谕中，官方的政策都得到了十分清晰的表述。这些文件的许多译本不仅被海关印刷出版，而且被一些报刊翻印和收入了西方的某些文件汇编。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蒲安臣向华盛顿报告了事态的发展，美国******对于总理衙门所运用的战略和策略大为赞许。[80]某些研究者对蒲安臣的以下指谪是没有根据的：他仅仅向华盛顿提供了那些斥责倭仁的上谕，而没有汇报倒转政府立场的所谓最后诏书。[81]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的最终倒退。
在1867—1868年这一“中兴”的巅峰期内，人们有理由对同文馆的前途抱普遍的乐观态度。丁韪良写道：“这所学校能够逃过卫道的文人学士们所发动的进攻，已是不小的胜利，更何况卫道者还得以这些不祥的突变为口实，它们足以刺激起种种不和的因素。”[82]《伦敦与中国邮差报》也写道：
整个文明世界与它（同文馆）的成功是紧密相关的。在中国为何不去将这样的人培养成地方总督，乃至于各部尚书呢？他们学贯中西，意在造就一批既浸透着近代科学思想，同时又能通过科考出任政府官员的新人。[83]
《北华捷报》发现这些文件贯穿着一种“精神，此种精神之被领悟，是一种积极的活力复苏的表现”[84]。
在挫败了倭仁小集团之后，同文馆的事务就中国人方面而言，进展是顺利的。它也没有受到在外籍雇员中出现的骚动的太大影响。此次骚动是由涉及同文馆的控诉赫德欺诈行为的诉讼案激起的。[85]著名的数学家李善兰1868年充任教习。一位同事这样评论他：“他的信念，如果有的话，就是混合中西。他自称是一名儒生，但实际上是一位折衷主义者。他将来自印度和西方的思想与中国哲人的教义嫁接在一起。”[86]数学和科学考试成了惯例，学生人数增加了，同文馆的地位也提高了。但同文馆最终毕竟是失败了。其时许多外国人对此所作的解释离谱甚远。一些人认为学校的失误在于回避了宗教教育[87]，但是作为一所中国的学校，这种情况是有助于它的成功的。另一些人则认为，外籍教习用于研究中国问题的时间未免太多了：“这所培养中国英语人才的北京学院，却成了培养英国中文人才的学院了”[88]；但是，外籍教习对中国的兴趣若能对学校产生什么影响的话，那也应该是有助于学校的稳定和减少中国人的敌意。
恰好是在同文馆事件发生时期开始自己杰出的仕宦生涯的张之洞，在30年后写道，同文馆遭到了由思想褊狭和保守的儒生们所发动的谣言战的破坏。在“中兴”领导人由二流人物接替之后，同文馆便在一片敌意的社会氛围中凋谢了。由是直到1895年前，中国教育没有作进一步的改革。
迄今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一直将同文馆的建立看作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步骤，但是他们没有认真考虑造成同文馆失败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很晚才研究这个问题，他们断言这所学校是为满人和外国人的利益服务的帝国主义侵华工具。按范文澜的说法，总理衙门派的目的是在于建立一个培养翻译人才和买办的机构，以便将外交事务控制在满洲人的手里。在范看来（倭仁也是如此），同文馆是鼓励媚外和卑视中国人的。它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李鸿章及其他一些强有力的反对派打破了这种满人—西方帝国主义者的联盟。[89]
60年代的一批乐观主义者，不持此种错误的见解。他们认为，同文馆的建立表明中国文化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和带根本性的变化；与这一时期其他许多改革一样，同文馆的失败是因其自身的发展导致了对儒教国家基础的挑战。大学士和两广总督瑞麟指出了根本性的障碍就在于：新学堂的学生依然重视使自己获得做官资格的旧学而轻西学。[90]他还认为，离开了中国政府及其官员自身革命性的变革的前提，一切要改变此种现状的努力，都是徒劳的。高级官员们即便有心改革，却缺乏制服士绅的权力；他们即便有了这种权力，作为儒教的政治家，又不可能这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