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与中国内部发展的关系
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不论持何种政治观点，都倾向于认为，中国之所以未能适应现代世界，西方帝国主义难辞其咎。他们中的真正保守派认为，能够为因循守旧的近代中国提供一个坚实基础的中国古代文明被外国人无情地摧毁了，这些外国人仇视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东西。代表新的商业和其他行业阶层的民族主义者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则从另一个角度指责西方，他们认为，传统社会内部新生的中国资本主义被帝国主义列强扼杀了，帝国主义列强决定不惜任何代价去阻止中国在经济上变得强大，以致同西方在商业和工业上展开平等的竞争。
要掩饰西方在华特权的全部卑鄙记录的任何努力都会是愚蠢的举动。当然，一个衰弱而驯顺的中国一直是某些时期的某些政府和所有时期的某些私人集团所追求的目标。然而，可以证明，在19世纪60年代这一关键性发展时期，英国政府自身所采取的并迫使其他列强遵守的是一项不干涉及有节制的合作的基本政策；与此同时，外国私人集团利用不稳定的局势而渔利的过分之举也受到有效的遏制。
有关中兴十年的史料记载表明，不论****还是****关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国内发展中作用的论点都是值得商榷的。正如后面几章所显示的，在此十年间，古老的中国证明了自己甚至毫无维持生存的适应能力；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中国的内部出现了有足够的力量改造古老秩序的近代资产阶级。如果能把帝国主义这个怪物还原到应有的尺寸，那么就有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到保守派的改革尝试和在传统框架内的近代化之所以失败的实际原因。
“合作政策”一词最初有两个意思：第一，在华享有利益的西方列强之间的合作；其次，西方列强与中国政府的合作。到1864年，这个词有一个公认的单一含义，即为了确保和平解决争端并使中国逐步近代化，以英国、美国、法国及俄国为一方同中国方面的合作。美国公使蒲安臣于1864年6月5日在其对美国驻华领事们的指示中概括了这项政策，这个政策提出了四项原则：（1）西方列强合作，（2）和中国官吏合作，（3）承认中国的合法权益，（4）公正实施条约款项。“你们应认识到，我们正努力去用公平的外交行动代替武力。”[1]这项政策受到在华外国代表和其本国政府的公开支持。
1867年底，合作政策似乎已获得成功。《北华捷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与其说是凭借军队和暴力还不如说是凭借辩论和说服，致使种种外国人的权益不仅被证明是相等的，而且明显地通过最佳方式得以提高。武力和暴力只能使最初中国对待外国人的恐惧和仇视永久存在。而辩论与说服正在逐渐地消除那些偏见”
当时通商口岸的外国侨民的态度一直动摇不定，最终彻底翻脸，而英国政府在其他西方列强的普遍支持下，奉行了一项与中国政府合作的一贯政策。应当注意的是，此阶段在西方列强中达成的一致正像后来所表现的一样，并不意味着中国是所有西方列强的一个殖民地。相反，19世纪60年代的合作政策为中国抵御侵略或过分的压迫提供了坚实的国际保证，为恢复并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国际援助。
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和法国就已经形成了大体一致的利益，并且在确保《天津条约》生效的问题上，英国和法国一直是主要的合作者。虽然美国与俄国奉行独立的方针，但是从最初起，在四个列强中就形成了某些共同的认识和协议。虽然在1860年谈判期间英法之间出现了某些竞争，但是60年代初他们反对太平天国起义的联合行动，再次肯定了两国的共同利益。英国政府保持了合作政策的骨干地位，而美国逐渐取代了法国，成为第二位的支持力量，而恰恰是美国正式发表了这项政策。
合作政策建立在下述设想上：外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共同利益在于促进中国的尊严、独立、和平、稳定和繁荣。在60年代，这种门户开放政策似乎为中国保守性质的新生提供了真正的可能性。在50年代，英国就一直寻求一项政策，但是在清政府显露出无可救药的衰弱和无能的时候，英国的谋士们出现分歧：一些人赞同与太平天国当局谈判；另外一些人宁肯以武力为后盾，与任何实际控制某一地区的领导人谈判。身为英国19世纪60年代驻华公使的阿礼国爵士成为合作政策的主要监护人，他拒绝支持上述两种观点的任何一方。当中国国内事态的趋向逆转过来，一个新的中国政府着手一项中兴及有限的近代化方案时，一个既投合阿礼国又投合英国政府的可供选择的政策变得可行了。
虽然合作政策并非总是奏效，但是英国的方针是坚定的。正像阿礼国在1867年极其困难的时候所表述的：
虽然事态总的方面是很不令人满意和无望的，但是我相信，即便不在皇宫里，那么也是在统治阶级中，更主要地是在这里的外事部（总理衙门——译者注）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起作用，正是这种影响阻止了失望。只要能找到阻止一切外来干涉和外国控制企图的方法，那么还是有理由抱有希望的。但是，这些方法激起了强烈的抵抗本能和民族自豪感，给倒退的排外派增添了新的力量；与此同时，由于担心会为某个或更多的外国列强的行动制造新的借口，导致在某种程度上干涉中国国内事务，影响他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自主权，结果，那些有利于进步事业的一切有希望的努力都踟蹰不前我相信，如果这个反复出现的障碍——这个中国人的真正敌人被消除了，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会看到巨大的变化任何民族都不喜欢一个外国列强干涉其内部事务，不管这种干涉是否出于善意，对此，中国也不例外。相反，他们的种族自豪感以及他们自以为比其他一切民族更文明的观念使他们在外国的刺激下特别急躁和倔强。我完全相信：如果让他们独自发展，他们将会进步得更快、更好。[2]
英国的作用
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一直受到相当多的随意曲解，以致于有必要在此重新考察英国政策的基点。在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政府眼里，对华贸易还没有重要到需要英国进行代价昂贵的战争和在中国冒一切风险。[3]所以，到中兴时代，英国准备支持中国的中央政府反对它的所有敌人，即国内的造反者、地方的反叛者和在华外国商人和传教士。这项政策既是英国官员已细心研究了中国特定环境的结果，又是英国政治思想普遍倾向的结果。
1850年至1870年这段时间是主张使英国的殖民地获得自治权的分离主义运动的高峰期。这种分离主义观念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让步，“1869—1870年前后人们普遍认为，格拉斯顿政府即将中止与殖民地的联系”[4]。虽然分离主义者是以曼彻斯特学派为核心的一个小激进团体，但是他们得到一大批人的支持。一直到1870年前后帝国主义发展出现转折为止，这批人都认为殖民地的解放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格拉斯顿本人并不是一个分离主义者，但他提倡紧缩政策。
有些人认为英帝国主义在那些在政治上远不如中国那么危险的地区伸手太长，他们宁愿有别的选择。不管这种选择是多么软弱，他们也不愿意看到继续承担代价高昂的海外家长政治职责的前景。克拉兰敦是1865—1870年间的英国外交大臣，他长期以来反对扩大帝国所承担的义务，因此对亲华的英国公使们的实地报告最为支持，这些公使们谴责了通商口岸的坚定帝国主义分子所持的立场。
这并非是英国政治中的新观点。从鸦片战争时期起，就一直有人反对“急进政策”。1847年，格雷和威灵顿一致认为，没有女王的明确授权，在中国任何时候都不应动用武力；为了使将来不会出现擅自的远征，他们缩减了军队的规模。1857年反对巴麦尊对华急进政策的努力已有足够的力量推翻这届政府。英国政府的论点是，因为中国人已强行登上了一条在英国注册过的船舰，还扯下了英国国旗，所以1856—1857年的亚罗战争主要是为了保护国家尊严。在辩论中获胜的反对派的答复是，出于这种原因的战争对国家尊严反倒是一种侮辱，这比征服印度更不光彩。
值得指出的是，德尔比伯爵——英国保守党的领导人及后来的英国首相（1866—1868年）是对已经导致亚罗战争的急进政策最强烈的反对者之一。身为报刊撰稿人的卡尔·马克思对中国情况所知甚少，但却相当了解英国。他对下述现象感到震惊：
德尔比爵士是英国世袭贵族的首领是征服者的后裔他用‘卑鄙的行动’、‘可耻的军事行动’这类字眼来责斥英国舰队的行动英国国会史上或许还不曾有过这样的贵族对暴发户的精神上的胜利。[5]
与之相似的是，在1860年的远征之后，格雷也批评这一政策的罪恶，他宣称：这项政策使中国财政枯竭，只是导致了战争和起义。
迄今，合作政策的反对者认为：这项政策是克拉兰敦们的一个短暂的革新；在蒲安臣向克拉兰敦贬低英国驻华代表，并说服他改变英国的主要策略之前，一项主张武力的英明策略已逐渐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就事实而言，这项政策在英国的政治思想中具有深厚的基础，而首先把这项政策明确地应用于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并使之生效的不是美国人，而是英国人，诸如卜鲁斯、阿礼国、赫德等人，而美国只是对其原则作了全面的阐述。
当传教士问题在60年代后期发展成一场危机，成为有关中国问题辩论的焦点时，反帝国主义的这一派人用他们反教权主义的观点来支持他们的政治观点。在克拉兰敦看来，“传教士所要求的保护是对他们不利的”，而且，传教士经常危害了英国利益。刚刚退休的海军大臣萨默塞特公爵针对据称传教士辱骂中国百姓的问题提出质问：“我们有什么权利在中国人自己的国家中改变他们的信仰？”格雷认识到武力无助于任何宗教。他基于下述理由支持克拉兰敦缩减在中国水域执行任务的炮舰数量。
英国影响的压力表现为，如果一个强大的海军就在近处，那么它就极可能被调用；而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炮舰去威吓中国人，那么商人和传教士就会比在他们知道自己得到一支有力军队支持的情形下表现得更谨慎和公正。
外交部发言人在下议院中概括了形成政府立场的总的想法。他公开宣称，中国政府的衰弱在一定程度上是进行对外战争的结果；英国的利益在于通过避免使用武力的方式来加强中国政府，而不在于通过进攻中国来进一步削弱它。克拉兰敦的政策一直是把中国当成文明的国家来对待，并且因为中国正在致力于国防近代化，所以英国不久将不得不永远停止使用武力。关于开放内地的问题，他表明，如果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获得更多的行动自由，那么中华帝国将遭到瓦解；倘若他们放弃治外法权并遵守中国的法律和风俗，那么他们完全可以随意地在任何地方定居。在外交部看来，中国人考虑到对整个复杂的中国经济的影响，坚持缓慢地从事经济近代化，特别是缓慢地引进铁路，这种立场是正确的。而且英国政府拒绝把中国人对外国人所使用的措辞看得多么重要。[6]
支持外交部的人并不限于上层。英国国内普遍的观点赞同政府，反对对中国实行扩张主义。甚至在通商口岸人们也承认，英国国内的公众意见是需要加以考虑的一个因素。《北华捷报》在回顾1860年时写道：
事先没有为了防止战争尽一切努力，就再次把这个国家投入一场对华战争的人将会发现，对付鞑靼人的军队比对付义愤的英国公众更容易。英国将不会再容忍这些对华战争的不断复发；从管理英国在华权益的那些人的角度看，不论出于何种考虑，推行比此前的政策更具有调和意味但同样坚定的政策，同时对本国舆论和中国人的情感做出某些让步，这种做法是一项明智的决策。[7]
八年后，这个报纸承认国内公众舆论日益强烈地赞赏一种对华的调和政策：
不论我们是否喜欢，欧洲公众舆论是不征求我们的许可就决定我们命运的一种力量；凡是留意时势的人都应该清楚，在过去的几年里，在对外事务中，反对外国征服、外国占有和外国干涉的政治情绪一直在持续高涨。就英国目前的公众情绪而言，我们可以想像到，战争会引起强烈的反感，任何可能导致并吞领土的政策都会遭到唾弃。因此我们的公使和领事将可能得到指示去采纳一项越来越谨慎的政策。[8]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达到英国目的的惟一政策便是支持中国计划实行的中兴。
支持中国中央政府的决定。早在1860年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就坚持英国只同中国中央政府打交道。[9]他指出：在某地区施加的压力仅仅在达到鼓励地方暴乱的程度后才可能是有力的，而中国政府的垮台会对英国的非领土权益造成严重损失。卜鲁斯分析了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在地方上的行动及与地方谈判充其量也不过是权宜之计；英国的利益依靠一个中央政府的存在，中央政府的管辖权受到整个中国的承认，因此它能够负起对外事务的责任。在地方上的行动会削弱中央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