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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一代明君唐太宗(10)

考中进士,就取得了做官的资格,但经过吏部(中央的人事部门)的考试才能正式“授缺”。这个考试叫“选试”。选试的内容有四项:一是“身”,相貌外表要端正,没有明显的生理缺陷;二是“言”,吐字要清楚,说话有条理合乎逻辑;三是“书”,字要写得端正美观,符合行文规范;四是“制”,要具有审定文字的能力。

考中了进士,叫做“及第”。武则天的时候,皇帝还在宫殿上亲自出题考试。所以有人把进士叫做“天子门生”,意思是由皇帝亲自考取的。由于进士很难考,为了达到考取的目的,应考的举子就在考前和考试期间想出种种办法进行活动。有的到处叩拜公卿,送礼物、献文章,想得到公卿的赏识,好替他向主考官推荐。有的跑到官僚的车马前跪献文章,表示自己的诚意,这叫做“求知己”。有的把自己的文章工工整整地写成卷轴,献给达官贵人或者名流学者,请他们把自己推荐给主考官,这叫“行卷”。行卷十分重要,它往往决定看的人的印象好坏,所以举子们都十分用心。

行卷促使一些读书人在应考以前认真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努力创作高水平的作品,这对唐代文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实行科举制度,官吏的选拔和任用都由中央决定,这就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同时也使大批出身寒微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政府机构。像家世毫无名气的李义府,曾经写诗干谒:“上林许多树,不借一枝栖(上林苑有许多树,没有一枝可以让我停留)。”唐太宗回答他说:“我将整棵大树都借给你,哪里只是一枝啊!”后来,李义府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上层社会,最后做了宰相。

科举使全国的读书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不承认考生的阶级差别,不考虑他们的身份和财产,消弭了一切鸿沟,人人机会均等,一张考卷定终身,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公平的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延续了一千五百多年,对于稳定国家政权,提高全民族文化水平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科举制度还传播到东亚其他国家,而周边国家的读书人宁愿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在中国任职晋升。科举制度在17世纪为欧洲人所采用,被改造为以英国为代表的“文官制度”,流布全世界,成为宪政国家整体的核心部件。这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政治文明的杰出贡献。

唐太宗对侍臣说:“凡事都必须致力于根本。国家以人民为根本,人民以穿衣吃饭为根本,凡经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根本。要不失时,只有皇帝不苛烦百姓。如果战争不断,营建不停,就无法不占用农时。”这一年,京城天旱,蝗虫大量滋生。太宗到禁苑中去视察庄稼,捧起几个蝗虫祝告说:“粮食是百姓的生命,你吃了粮食,是坑害百姓。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朕一人,你如果有灵性,只该吃朕的心,不要伤害百姓。”祝告完毕,就要吞下蝗虫,左右的人急忙劝说:“吃下去怕要生病。”唐太宗说:“我正是希望灾难转移到朕身上的。”就把蝗虫吞了。后人看到这一情节,总以为唐太宗是在作秀,这就是对他的误解了。作为一位皇帝,他衷心希望全国无难无灾,在灾难真的降临、人力已无所作为时,他宁可求助于神灵虚妄,从这一点说,唐太宗确实有古仁人之心,与孟子说的“仁君”标准很接近了。

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很多百姓饥饿困乏。当时国家的粮仓堆得满满的,但是不允许开仓救济,却命令百姓逃荒到有粮食的地方去‘就食’。隋文帝不爱惜百姓却爱惜仓库,竟到这种地步。隋文帝晚年,国家储积的粮食总量,可以供给全国军民食用五六十年。隋炀帝以这样的财富作资本,豪华奢侈,荒淫无道,结果导致灭亡。隋炀帝丧失国家,他本人固然罪不可赦,他父亲聚财而不用财,任凭国人饥饿却不肯拯救,空虚天下以充实他自己,他对隋亡应该承担的责任也不小。凡是治理国家的,务必积蓄于民,不在于装满朝廷的仓库。古人说:‘天下不足,国君孰与足?’意思是说: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那么国君的用度怎么会够?只要仓库的储粮能够防备荒年,此外何必劳烦储蓄?”

唐太宗做事情重视顺应民心。他曾对侍臣说:“自古以来帝王凡是要兴建工程,必须重视顺应民心。大禹开凿九山,疏通九江,耗费人力非常巨大,却没有人痛恨埋怨,就是因为民众愿意这样做。治水,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秦始皇营造宫室,历代人们都指责批评,因为他是为了满足私欲,与民心相背。”唐太宗还对侍臣说:“帝王习惯于骄奢淫逸,百姓恐惧于劳累疲敝。孔子说:‘有一句可以终身实行的话,恐怕就是仁恕之道吧!自己所不情愿做的事,不要施加给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劳累疲敝的事,不能施加给百姓。朕居于帝王的尊位,富有天下,处理事情必须设身处地,真诚地节制自己的欲望,不做百姓不希望做的事情。”唐太宗用生动的比喻论述了对天下百姓实行仁义的重要。他说:“树林茂密鸟就栖息,水面宽阔鱼就游动,仁义积聚百姓自然归顺。人们都知道畏惧躲避灾害,但是如果灾害根本就不发生,不是更好吗?实行仁义,灾害就不会产生了。仁义之道,应当记在心里,经常使它继续发展下去,如有片刻的松懈怠慢,离仁义就远了。仁义犹如人的饮食,饮食供养身体,才能够保存生命。仁义缺失的话,国家也就危险了。”

顺应民心,包括不夺民之所愿。长孙皇后要为唐太宗寻觅温良恭俭让的女子,让她们“关关雎鸠”地生很多优秀的王子们。前隋的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十六七岁,容貌美丽,堪称绝代佳人。长孙皇后访寻到了,决定把她留在后宫。皇后不嫉妒,如此贤达,唐太宗大喜,决定封郑女为“充华”,速速地召来后宫。诏书已发,魏徵听说这个女子早已经许配给士人陆爽,就急忙进宫见唐太宗:“陛下作为百姓的父母,抚爱百姓,应以百姓的忧虑为忧,以百姓的欢乐为乐。自古以来,有道德的君主,把百姓的心愿作为自己的心愿,所以君主住楼台亭榭,就想到百姓应有房屋安身;君主吃着美味佳肴,就想到百姓应该没有饥寒交迫的担忧;君主眷顾妃嫔之时,就要想到百姓也有娶妻成家的欢乐。这是君主应当经常想到的道理。现在郑仁基的女儿,明明已经许配给了别人,陛下要聘娶她,却没有询问她是否已经有婚约在先。此事传播到全国各地,深恐它会损害圣上的美德。”唐太宗听了魏徵这话,非常吃惊,深深地自我责备,停止派遣册封的使者,下令将郑氏女送还给她的未婚夫。

左仆射房玄龄、中书令温彦博、礼部尚书王珪、御史大夫韦挺一干人觉得这件事弄得皇上挺没面子的。再说,皇帝富有四海,理论上说,天下所有适龄妇女,除了直系血亲,都可能是皇帝的老婆,皇帝要召幸其中一个,魏徵还有这许多啰唆!于是起来为皇帝打圆场:“说郑氏女已经许配陆家,没有确切的证据,册封的礼仪既然举行,就不可中途停止。”陆爽本人也上表说:“我的父亲在世时,曾与郑家来往,有时互相馈赠资财,但并没有明确婚姻关系。外人不知道实际情况,看我们两家来往密切,才有这样的说法。”唐太宗很是狐疑,就跟魏徵商量:“群臣有可能看朕喜欢那女子,溜须拍马说瞎话,但当事人陆爽这样分辩,就可能真的没有婚约。朕还是娶了那个小丫头吧?”魏徵说:“陆爽的心思我知道,他把陛下等同于太上皇了。”唐太宗问何故。魏徵说:“太上皇刚平定京城的时候,宠爱了辛处俭的妻子。辛处俭老大不高兴,说了一些很过分的话,比如他说:‘皇帝什么嗜好,夺人家的老婆。他有那么多佳丽藏在后宫,我却只有一个老婆,真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辛处俭当时任太子舍人。太上皇将他调出东宫任万年县令。辛处俭从此常怀恐惧之心,担心不能保全头颅。陆爽认为陛下今天虽然宽容了他,但他担心以后会遭谴责贬官,所以再三自我表白。”唐太宗于是发出诏书说:“郑氏之女,已经接受别人礼聘,朕先前发出诏书的时候,对此事没有详细审查,这是朕的不是,也是有关官署的过失。授充华的诏书应停止执行。”人们纷纷称赞皇帝的宽容大度。

唐太宗亲身参与了推翻隋朝的斗争。亲眼看到强大的隋王朝被造反的瓦岗军等农民起义军推翻,教训历历在目。当了皇帝,他总是不忘隋朝的为政得失,作为自己的鉴戒。他经常对儿子说:“一个皇帝,要是按正道办事,百姓就拥护他;如果他不行正道,百姓就推翻他,这实在可怕啊!”他又说:“水能载船,也能翻船。百姓好比是水,皇帝好比是船。”

十四、农为邦本本固邦宁

唐太宗即位以后,曾主持开展过一次关于“自古理政得失”的辩论。这次辩论的目的是希望找到一条实现“天下大治”的途径。大乱之后究竟能否大治?看法是很不一样的,持怀疑态度的不少。连唐太宗也发出了“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的感叹,对于“致治”缺乏信心。魏徵满怀信心地说:“大乱后容易施行教化,这就像饥饿的孩子容易喂养。如果皇上能够广施教化,臣僚尽心竭力,上下同心,经过战乱的国民都会积极响应,不出一个月,就能初见成效。三年成功,都算是很晚了。”封德彝等人不以为然,引证历史,说夏、商、周三代以后,人心渐渐地变坏,一代不如一代。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汉朝杂用霸道,秦汉的皇帝不是主动地舍弃教化,他们是没有办法才实行法治的,因为百姓根本就不可能教化了。封德彝直言斥责魏徵:“魏徵书生,不识时务,如果听他的胡言乱语,国家就会破败不可收拾!”但是唐太宗采纳了魏徵的建议,作出了“大治”天下的决策。

天下如何大治?唐太宗和魏徵认为,必须抚民以静。就是安定民心,不去骚扰民众,使民众各安其业,国家坚决不干预百姓的生产生活,尽可能不发布文告诏令,最好是让百姓忘记朝廷的存在,这就是恢复了上古治世了。所谓“治世”,就是不施治而自治。武德九年(626)八月,唐太宗初即位,北方突厥扬言以百万大军来攻相威胁,颉利可汗侵犯至渭水之北。唐太宗坚决实行“安人理国”的方针,他挺身而出,订立了“便桥之盟”,突厥撤退回去。事后,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朕新即位,当前的国策是求得稳定。”“便桥之盟”是新朝廷的无奈之举,但是在国家实力尚未达到足以抵抗强敌的时候,这样的妥协退让是必要的。

唐太宗和群臣商议“止盗”对策,提出了“安人理国”的四项措施:一是“去奢省费”,二是“轻徭薄赋”,三是“选用廉吏”,四是“使民衣食有余”。唐太宗强调指出:“国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国民。如果剥削国民,满足国君的私欲,就等于割自己的肉喂自己的嘴,把胃装满了,这人也就死掉了。所以,国君富了,百姓穷了,国家也就灭亡了。”这个比喻,形象地表明了治国必先安民的道理,有这样深刻的认识,人们完全可以原谅他在玄武门事变中的阴毒和残忍。军阀或权臣在夺取政权时,可能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手段与目的发生冲突,他们当然选择目的,所以李世民会在玄武门事变中手段残酷。但是,一旦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皇帝就应该允许百姓正常地生产生活,只有王莽那样的政治洁癖者,才反复地要求百姓不断地纯洁思想,这种政治洁癖,主要的倒不是想叫国民都成为圣人,而是为自己不光彩的夺取皇帝位的手段与过程辩护。其实一旦皇帝位置稳定了,就不会有人追究这个帝位的起始缘由,就像没有谁追问唐太宗为什么杀害弟兄。所有的担心都是自我恐吓。唐太宗的英明就在于他没有恐吓自己,相反,他很快地就把国家带上了正轨。也只有王世充那样的愚蠢“皇帝”,才热衷于在大灾年月“务虚”,开展大规模的宫廷演讲会。贞观元年(627),唐太宗重申“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次年进一步阐明治国在于“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这样,以“存百姓”为宗旨、以“简静”为特征的治国方略,就被明确地规定下来了。

唐太宗的抚民以静的治国方略,是以民为邦本的政治思想和静为农本的经济思想为基础的。对于这一点,唐太宗在贞观二年(628)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唐太宗鉴于隋亡于虐民的教训,把“存百姓”当作为君之道的先决条件,同时又把“存百姓”跟帝王“正其身”相联系。他的思路是很明确的:帝国的长治久安取决于百姓的能否生存,百姓的存亡取决于君主自身能否克己寡欲。他把国治、民存、君贤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反复强调民存取决于君贤。他说:“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这是君主的安危受到人民力量制约的思想流露。同时,唐太宗也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在政治上大治,必须在经济上十分重视农业这个根本问题。他说:“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唐太宗的农本论并非抽象的概念,它的表现形式就是静为农本的观点。具体地说:一方面要让农民休养生息,另一方面征役要不违农时。与民休息是静为农本的核心内容,不违农时则是休养生息的必要条件。

唐太宗不仅规定了以“静”为特征的施政方针,而且采取具体措施加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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