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从贞观初年仕于朝廷，到贞观十七年（643）去世，其间所奏之事有史籍可考的共二百余件，涉猎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对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大部分都保留在《魏郑公谏录》和《贞观政要》两书中。贞观十一年（637）所上的《论时政疏》、《十渐疏》是他一生奏疏中最为重要而有名的，所谏内容主要有：居安思危，施行仁义，轻徭薄赋，举贤任能，坚持法制，虚怀纳谏，偃武修文，少动干戈，善始令终，力防蜕变等。
从唐朝建立始，魏徵的治国思想就是注重对前朝历史的借鉴。他博览古籍，精通史学，因而他的谏言善于剖析历史，以史为鉴，以古喻今，所以他不但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史学家。唐太宗即位后，贞观三年下诏修撰《隋书》、《周书》、《北齐书》、《陈书》、《梁书》（时称五代史），魏徵奉命总领其事。其中《隋书》中的绪论，《北齐书》、《梁书》、《陈书》中的总论部分皆由魏徵亲自撰写。这些论文深刻地剖析了历代王朝特别是隋朝衰亡的政治和经济原因，集中反映了魏徵进步的历史观，是颇有历史价值的。贞观十年（636）五部史书修撰完毕，唐太宗加封魏徵为光禄大夫，晋爵郑国公。
贞观十七年（643）正月，魏徵身染重病。由于魏徵一生清廉，家无正厅，唐太宗便下令用当时正在修建的一处便殿的建筑材料给魏徵建造正厅。唐太宗还派人到他家守护，并且亲临魏徵家中探望。
魏徵病逝后，唐太宗亲自上门吊唁，恸哭失声。为此唐太宗向文武大臣宣布停止上朝五天，全部去魏徵家中进行吊唁，自己还亲自为魏徵写了碑文。他对大臣们无限感慨地说：“用铜做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做镜子，可以看到自己的过错。现在魏徵逝世，使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啊。”唐太宗的这番肺腑之言，是对魏徵一生极为正确而公允的评价。
中书令温彦博
温彦博（578～637），唐初宰相。字大临，并州祁县（今山西祁县）人。父温君悠，曾任北齐时文林馆学士，入隋为泗州司马。温彦博与他大哥温大雅、三弟温大有都是唐初的知名人士，在辅佐李渊建唐、太宗“贞观之治”中都有功绩。温彦博是贞观初年与王珪、房玄龄、李靖等名臣共同辅政的宰相之一。谥号“恭”。其中，使他彪炳史册的是他提出的对待突厥开明的民族同化政策。
一、拒不泄密谙于应对
温彦博出生于书香之家，父亲温君悠曾任北齐文林馆学士、隋泗州司马。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温彦博不仅有学识渊博的父亲，还有和他一样自幼就博览群书、聪颖过人的哥哥温大雅和弟弟温大有。温彦博自幼聪悟，有口才，博涉经史笔记。他父亲的好友薛道衡、李纲看到温彦博弟兄三人刻苦攻读，都十分赞许，认为皆卿相才。隋文帝末年（604），温彦博二十七岁，为州牧秦孝王杨俊所荐，授文林郎、直内史省，转通直谒者。
大业十二年（616），隋虎贲郎将罗艺起兵攻占柳城、怀远等地，自称幽州总管，温彦博被引为司马。唐武德元年（618），李渊在关中建立唐政权，罗艺看到李氏已定关中，人望归之，认为其王业必成，于是于次年归附了唐王朝。温彦博因预谋此事有功，被任命为幽州总管府长史，封西河郡公。
不久，温彦博被唐高祖召入朝廷，拜为中书舍人，又擢为中书侍郎。当时高句丽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唐高祖因高句丽国反复无常，准备拒绝其进贡，不再做高句丽国的宗主国。温彦博引证历史，认为如此不妥，他劝唐高祖说：“辽东本是周朝时的箕子国，汉朝在那里设立玄菟郡，不允许高句丽国称臣，周边各国怎么办？”唐高祖认为言之有理，于是采纳了他的建议，接受了高句丽国称臣纳贡的要求。
温彦博以善辞令而闻名，他熟悉四方风俗，胪布诰命，奏对详明，对于有关国家利害的事情，知无不言，史书上盛赞他这种谙于应对的才能说：“有若成诵，声韵高朗，响溢殿廷，进止雍容，观者拭目。”高祖李渊曾经大宴近臣，遣秦王李世民宣读圣旨。李世民声音清朗、气质超群出众。待读完，高祖得意地问左右：“我儿子比温彦博如何？”李世民有帝王之才，李渊把他与温彦博相比，由此可以想见温彦博的不同凡俗。
武德八年（625），突厥率骑兵十万入侵边境，唐高祖出兵拒敌，命右卫大将军张瑾为并州道行军总管，温彦博为行军长史。唐军在太谷一战中败于突厥，温彦博被俘。突厥统帅颉利听说温彦博是唐高祖身旁的重臣，如获至宝，多次审问温彦博，要他供出唐朝兵力分布、军备人员等情况。温彦博坚持不肯泄露军事机密。颉利大怒，把温彦博押送到阴山边远苦寒之地，温彦博仍坚贞不屈。直至唐太宗即位，突厥与唐和好，才把温彦博放回。
温彦博返归唐朝，被任命为雍州治中，不久改检校吏部侍郎。他兢兢业业，恪守职责，大力整顿吏治，被提拔为中书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贞观二年（628），温彦博任御史大夫，仍检校中书侍郎职务，在与各国来使的交往中，他善于谈吐，颇有外交才干。有一次，唐太宗问到四方各邻国的民情风俗，温彦博侃侃而谈，了如指掌。
二、同化突厥一生清廉
贞观四年（630），温彦博升任中书令，负责草拟皇帝诏诰及有关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成为宰相，晋爵虞国公。
不久，突厥来降。唐太宗召集近臣商议如何安置突厥的土地和百姓。不少人认为：突厥恃强，扰乱中国，已经很久了。今日他们丧失了实力，来归顺我们，并不是真有慕义之心。他们主张把突厥人分散到河南及各个州县，让他们各自耕田务农，变其风俗。这样，百万胡虏，就变成为顺从的汉民，中国得到增加人口的好处，塞北也消除了隐患。一些大臣也十分称赞这样的计划，唯独温彦博起而反对。他认为，早在汉代时，就已安置来降的匈奴于五原塞下；今天，大唐也应当效法汉代的措施，不要遣散他们。这样做，保全其部落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可以安抚他们，一则可充实空虚之地，二则可示无猜疑之心。他认为，如果按某些大臣的建议，把他们遣向河南之地，散属州县，那就违背了突厥族的民情和风俗习惯，非招抚远人之道。但温彦博的主张遭到秘书监魏徵的激烈反对，他认为突厥自古为患，难以管理，安置内地，等于养虎为患，主张将这部分人仍然置于边疆，使他们居其旧土。温彦博坚持己见，主张以德怀之，他说：“教给他们礼法，为他们选定首领，有何后患？”温彦博提出的安置突厥办法的实质，是以尊重突厥族的生产方式、风俗习惯为基点，给予突厥族以某种限度的自治权力，显然是在团结的基础上，采取开明的民族同化政策。唐太宗最后采纳了温彦博的建议，将十万户突厥族迁入中原，其中三万户定居在长安；在东起幽州，西至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一带地方置顺、佑、长、比四州都督府安置内附突厥人民，任命突厥本族首领为都督或刺史，统率原来部众；又挑选突厥族部分贵族担任京官武职，其中五品以上的将军、中郎将约有百余人。这些措施的实施对当时以突厥为首的少数民族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与深刻的影响。
贞观十年（636），温彦博又升为尚书左仆射，他鞠躬尽瘁，全力以赴国事，甚至杜绝了和宾客的应酬交往。对于国家大事，则知无不言，进见必陈政事利害，深得唐太宗的赏识，多次受到嘉奖。
贞观十一年（637），温彦博病故。唐太宗十分感叹地说：“彦博的病故，实在是因为操劳国家大事、耗思殚神的缘故啊！朕亲眼见他不顾疲劳地为国办事，已经有多年了。朕恨不得让他多休息一下，以延长他的寿命，结果他还是过早地去世了！”
温彦博病故时，因为家中没有正房，只能将其遗体殡于别室，而不能按古时的风俗习惯寿终正寝。唐太宗当即下令，为温彦博建造正寝之堂（即正房）。又给温彦博赠特进（这是专授给大臣中有特殊贡献和特殊地位的官名，为文散官员中第二阶，相当于正二品），谥号“恭”，让温彦博的灵柩陪葬在昭陵，给予极高的礼遇。
侍中刘洎
刘洎（？～645），唐太宗朝宰相。字思道，荆州江陵（今湖北江陵）人。刘洎历任长史、给事中、治书侍御史、尚书右丞、黄门侍郎、侍中等职。他为政颇有能力，也常劝谏太宗，多有建树。但他性情粗疏，不拘小节，被禇遂良诬陷而死。他的悲剧，反映了唐太宗晚年渐趋专断的情形。
一、善于理政劝谏太宗
刘洎在隋朝末年，在占据江陵称帝的萧铣门下任黄门侍郎。萧铣命令他攻打岭南，他率军夺取五十个城镇，但还没有来得及报捷，萧铣就在唐军的攻打下破败了，于是他率所攻取的城镇归唐，拜授南康州都督府长史。
贞观七年（633），刘洎升任给事中，封清苑县男。贞观十五年（641），改任治书侍御史。这时候，尚书省诏敕拖延积压，长年不能解决。刘洎上疏说：
尚书省是政府机构中的关键部门，贞观初年没有尚书令、仆射，职务合并，事务繁杂，左丞戴胄、右丞魏徵应付各种事情，弹劾检举违法大臣，无所回避曲从，各个部门慑于威势，风气肃然，不敢懈怠。近来由于功臣和皇亲掌权，品级和官位不相称，功臣权贵互相排挤，虽然想努力去做，却害怕众人议论诽谤。因此郎中不敢裁夺，遇事只管禀告；尚书迟疑不决，不能独自裁决。使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各得其人，不仅是为了挽救疏忽延误的弊端，还应当矫正争名夺利的弊病。
不久，拜授刘洎任尚书右丞。刘洎非常胜任此职，于是尚书省又治理得像魏徵时一样井井有条。贞观十七年（643），刘洎加授为银青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升任黄门侍郎。
刘洎性情粗疏而果敢。太宗工王羲之书法，尤其善飞白。有一次他在玄武门大宴三品以上官员，太宗亲自操笔作飞白字赏赐群臣，群臣纷纷争相趁着酒意从太宗手中拿取，刘洎登上御座夺得。君臣都说：“刘洎登御座，罪当处死，请求依法治罪。”太宗笑了笑，对此置之不理。
太宗晚年不像贞观初年那样虚心纳谏，而是喜好辩论，与公卿谈论古今大事，一定要反复诘难、探究得失。刘洎劝谏说：“帝王与臣庶、圣哲与庸人之间，等级悬殊，本来就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因此要求愚人与圣哲应对，卑贱的人与尊贵的人争论，即使想让自己占上风，也不能达到目的。陛下颁布恩诏，面带慈祥，虚心听取采纳劝谏，恐怕群臣还恐惧退缩不敢进言。何况陛下天生聪慧而有口才，修饰辞藻，援引古今、咄咄逼人地与他们辩论呢！大凡上天以无言为尊贵，圣哲以不言为美德，都是为了避免自找麻烦。而且多记损伤身心，多说耗费气力，心气内损，形神外劳，起初没有觉察，时间长了就会生病。况且今天的太平盛世，是陛下身体力行而达到的。想使它长久，不是通过广博的知识，而应当忘记爱憎，谨慎取舍，像贞观初年那样就可以了！”刘洎的这番议论的确说到了太宗的短处，太宗依仗自己的聪明睿智和至尊地位，经常在殿中与大臣辩论，不把大臣驳倒不罢休，这种争强好胜的行为，不是仁爱之君的做法，锋芒太过，令人恐惧。太宗亲写诏书答说：“不思虑无法治理国家，不说话无法表达思虑。即使如此，傲慢而轻视别人，恐怕是因讨论导致而成。若说形神心气，不算烦劳。”这话仍然是在为自己辩护。
二、尊贤重道被诬赐死
晋王李治被册立为皇太子后，刘洎认为应该尊贤重道，上书说：“太子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善恶的习性，与兴亡紧密相连。开始不勤奋，以后必将后悔。因此晁错（西汉景帝时大臣）上书，要求太子通晓治国的方略；贾谊（西汉大臣）献计，要求太子务必懂得礼教。如今太子孝友仁爱，本是天生，然而正当壮年，在学业上应当有长进。陛下多才多艺，还能注意磨炼意志，博采异闻，而太子却悠然自得，坐在那里白白浪费时间。陛下每次退朝后，还要引见群臣，访古问今，询问得失；而太子身处内宫，不接近正人君子，听不到正直的言论，对此，臣实在不能理解。古时候的太子，问候起居后退下，是为了推广尊敬；不在同一个宫里相处，是为了远离嫌疑。近来，太子一旦入朝侍候，十多天还不见出来，师傅和东宫属官，只是充数摆样子罢了，到哪里去教导、帮助太子呢？这不是爱护太子的做法。臣认为给太子传授好书，让他与嘉宾同乐，让他听未曾听过的话，看未曾见过的事，使太子的品德更加高尚，是百姓的福分。”于是，太宗敕令刘洎与岑文本、马周每天轮流在东宫值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