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当局在华北地区很快实行了强制治安政策。在“华北自治”时期，尽管日本人早已占领了昌黎，徐维廉却始终坚持在每星期的全校周会上升中国国旗，唱中国国歌，背诵先总理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但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当局严厉限制了这一切。为此，徐维廉一连几天坐在自家的书房里生闷气，父亲去探望他，他也沉默不语。对于“大昌汇运动”徐维廉已经只字不提了。父亲深知值此多事之秋，徐校长对昌黎汇文中学的所有梦想，都已化作泡影。
立冬过后的一天下午，父亲陪徐校长从贵贞学校办事回来，刚进院子，就见教务主任年世珍气急败坏地跑来：“出事了！校长。初中二班的张林芳让日本宪兵抓走了！”
“张林芳？”徐维廉睁大眼睛：“那个扎着辫子的小女生？”
“是啊，来了三个日本兵，不由分说就从教室里把人带走了。”
“凭什么抓人？”父亲急着问。
年世珍双手一摊：“不知道，也没人敢问。”
徐维廉的脸色陡然变得铁青，他沉思了片刻，问：“文先生在吗？”
“在。”年世珍急忙回答。
“叫他来。”
说着，徐维廉转身面对父亲，语气却一下子和缓下来：“你师母近来偶感风寒，还需子清多多照料。”
父亲心头一惊：“校长，您准备……”
徐维廉长吐一口气：“去宪兵队要人。”
“校长您……”
徐维廉斩钉截铁地说：“身为一校之长，我必须对我的学生负责。”
“校长，是不是先弄清原委，再想办法？”
“没必要。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上课期间，让三个日本宪兵从教室抓走。仅此一点，就已应了那‘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古训。”
“那让我跟您一起去！”父亲大声地说。
“你去没用。”徐维廉盯着父亲的眼睛说：“弄不好，可能更麻烦。”
年世珍和文安思跑来了。
文安思是一位美国牧师，一九二八年来华后，一直在汇文中学任财务管理兼体育教员。
“Sir，would you like to accompany me to the Japanese military police battalion？（文先生，有胆量陪我去一趟日本宪兵队吗？）”徐维廉面无表情地问。
文安思伸了伸舌头：“My pleasure，sir，evenit‘s hell.（很高兴，即便是下地狱，我也愿随您一同前往。）”
徐维廉点了点头，他转过身来对父亲说：“晚饭后，我若还不回来，再告诉你师母。记住了吗？”
父亲点了点头，他知道，此时此刻，在校长面前，其他所有的话已多余。
眼瞅着徐维廉和文安思疾步走出校门，父亲从心里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接下来便是漫长的等待。当父亲从学校走廊里经过时，看见所有教室里的师生都静静地坐在那里，整个校园鸦雀无声。
黄昏时下起了小雪。当徐维廉与文安思陪着张林芳出现在卫理前街街口的时候，一直守在门前的年世珍和父亲才把提到嗓子眼儿的那颗心放了下来。由于受到惊吓，张林芳的神情有些恍惚。徐维廉吩咐年世珍马上把孩子送回家去，让她父母陪陪她。转而问父亲：“你师母知道我去宪兵队了吗？”
“还没告诉她呢。”
徐维廉拍了拍父亲的肩：“这就对了。”说着他握住文安思的手：“谢谢你。”
文安思摇了摇头：“不。你才是一个了不起的中国人。”
事后才知道，张林芳之所以被抓，是因为日本特务机关在检查邮局往来信件时，发现一封上海来信中，写了一些“有辱皇军的话”，而收信人正是张林芳。
当天晚上，汇文中学校董杨扶青便闻讯从乐亭赶到昌黎。在听完营救张林芳的经过后，杨扶青非常感慨：“漂亮！”他拍了一下大腿笑着对父亲说：“子清，你知道校长为什么不带你去宪兵队吗？”
“知道。”父亲感激地望着徐维廉：“校长担心一旦闹翻了，日本人日后会找我麻烦。”
“那又为什么带文安思去呢？”
父亲不解。
徐维廉认真地解释：“首先，我必须带一个证人去。这个人又必须公允客观，文安思是最合适的人选。再之，文安思是美国人，而且汇文中学有美国教会的背景，日本人不敢轻易因此挑起外交事端。所以，文先生跟我去是安全的。”
“听见了吧？”杨扶青狡黠地说：“这就叫四两拨千斤，三十六计里都没有这一招。哈哈哈哈……”
那天晚上，徐维廉和杨扶青谈了很久。
寒假期间，父亲终于接到燕京大学教育学系助理兼乡村教育实验区主任干事的调聘公函，徐维廉同时接到周学章院长的亲笔来信，希望徐校长支持燕大的乡村教育工作。
在徐维廉家，校长平静地对父亲说：“这是你最好的一条出路，也是我这些天来最牵挂的事情。因为对于我来说，下一步起码没有什么牵挂了。”
父亲困惑了：“校长，您？”
徐维廉站在窗前，望着窗外的鹅毛大雪：“古人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我心已定，素心君尽可放心去吧。”
父亲惊讶地望着徐维廉，十二年了，这是徐校长第一次称父亲的字。
“你已经长大成人了，今后长路坎坷，望你好自为之。”
父亲听罢，泪如雨下。
一九三八年初，徐维廉请文安思出任昌黎汇文中学校长，年世珍负责学校行政事务。自己则以“精神欠佳，告假休养”为托词，偕夫人及三个子女离开昌黎，从此辗转于湘鄂川黔大后方，投身到了民族解放的洪流中。
回到燕京后，父亲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访吴雷川先生。虽然才半年不见，但吴老明显消瘦许多，昔日红润的面庞也苍白了许多。吴老告诉父亲，除燕京辅仁两所有美国背景的学校外，北大、清华、朝阳、北师大等高等学府，均被日本占领当局关闭了，日本人想开始从精神文化层面上灭亡中国。
谈话间，几位社会学系的学生求见吴老。待客人离开后，父亲见吴雷川独自坐在书房里，很久无声无息。父亲将文子沏好的一杯清茶端进书房，吴雷川坐起身来：“替我研墨吧。”声音显得格外喑哑。
墨研好了，父亲找来一张宣纸铺在案头，吴雷川站起身来，从笔架上选了一支狼毫湖笔。
“吴文藻谢婉莹夫妇近日将远走云南，学生们求我给两位先生写点什么，写什么呢？”老人喃喃像在问父亲，又像在问自己。他迟疑良久，终于俯下身去恭而敬之地落下笔来。
“无用武，尚有中原万里！胡郁郁今犹居此？驹隙光阴容易过，恐河清不为愁之俟。闻吾语，当奋起。青山搔首人间世，叹年来兴亡，吊遍残山剩水！如此乾坤须整顿，应有异人间起，君与我安知非是？漫说大言成事少，彼当年刘季犹斯耳，旁观论，一笑置。”
书罢，吴雷川将毛笔轻轻搁在砚端，长叹一声：“又走了两位好先生。”
依照洛克菲勒基金会制定的“华北计划”，燕京大学教育学系在北平西郊靠近蓝靛厂的冉村，建起了自己的乡村教育实验区。冉村距燕京十华里左右，分东西两个自然村。燕大教育学系在村里开办了一座农民学校，白天供学龄儿童读书，晚间教成人识字。学校同时为燕京大学乡村建设试验中心，但具体工作尚未开展。
父亲此次回燕大，就是着手推动冉村实验区的各项工作，包括修缮校舍，动员社会捐赠教学器具，组织医药卫生培训班，筹备成立农友会等日常事务性工作。每天琐事不断，但成效甚微。时间长了，父亲始觉冉村所有的工作都像是在演戏。这与他在定县平教会实习时所看到的相去甚远。二〇〇八年，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民国二十八年出版的《燕京新闻》，其中一篇《冉村见闻录》里这样写道：
……到了开会的时候，唐子清君十分热心，十分努力，舌灼唇焦地大声疾呼。后面的农民注意力不太集中，小学生呆傻地望着我们的西服眼镜，更奇怪的是洋人高厚德先生说中国话，实际说的是什么，恐怕他们懂的很少，会场秩序后来必得唐君弹压。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乡村教育是如何重大而困难的工作了……最后唐君说：现在干这些事情，有人以为有意义，有人以为没意义，我是赞成后一种的。
一九三九年五月五日，为祝贺冉村农民学校首批学员毕业及冉村农民学友会成立，在朗润园周学章院长家，举办了一次燕大教授与冉村农民的联欢会。那天晚上，周院长家的院子里张灯结彩，楼前挂了一条横幅，上书“建设模范村，大家齐下手”十个大字。
天刚擦黑儿，教育学系的高厚德博士、朱有光、江顺成、蔡得纯、许梦瀛、廖泰初老师及十几位应邀前来的外宾很早就来到了会场。为表示尊重，所有教授都西装革履，有的甚至带来了夫人。
百十位冉村的男女村民，拘束而呆滞地坐在指定的位置上东张西望，他们当中因为有些人要参加演出，所以脸上都涂抹了很重的红白脂粉，看上去有些滑稽。
演出还算是成功的，农民们表演了父亲帮他们编排的街头剧，诉说不识字给农民带来的尴尬和痛苦。几个汉子还捏着嗓子吼了一段冀东影调戏。先生们还和农民一起登台，合唱了几首中外歌曲。
当初，在选定曲目时，父亲曾提议演唱《长城谣》和《五月的鲜花》，被周学章断然否定了：“千万不要惹翻日本人，否则，不光冉村实验区办不下去了，村民更会遭遇不测，后果不堪设想。”
“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渔网，迎面吹过大海风……”歌声响起时，疲惫不堪的父亲颓然坐在角落里的凳子上，一旁的江顺成递给父亲一支烟：“快歇会儿吧，无论如何这台戏总算是唱下来了。”父亲深吸了一口烟，一时百感交集。
这天晚上，汉奸汪精卫在日本政府特派专使的策划下，从河内潜回上海。
这天晚上，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陈安宝，在南昌战役中以身殉国。
星期天一早，文子就为吴雷川备好了公文包和手杖。父亲今天准备和吴老一起进城，父亲想买一双球鞋，吴老依旧去北海。北平沦陷以来，吴雷川除燕京校园外，很少出行。唯北海松坡图书馆，是他唯一可去读书的地方。遇到钟爱的古籍善本，吴老有时会在那里住上几天，聊以消遣。
当时的燕京大学，有一部可乘三十余人的黄色校车，吴老每次进城，从不向学校要专车，而是与其他老师一起乘校车前往。
初夏的京西原野，微风和煦，满目葱茏，望着车窗外碧绿的麦田，吴雷川喃喃地说：“这麦子该灌浆了。”
行至西直门，校车突然被人拦住了。只见城门前设满路障，一群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吆喝着，命令车上所有的人统统下车检查，车上顿时一阵骚乱。一位年轻老师压低声音说：“准是西山的八路又下来了，小鬼子害怕了。”
“查什么查，这是燕京大学的校车，拉的都是燕大的老师。”一位中文系的老师打算和下面交涉。
“放什么屁！别给脸不要脸！赶紧滚下来！快！”一个瘦翻译尖着嗓子大声呵斥道。
父亲咬着牙站起身来，他看了一眼身旁的吴雷川，但见一身布衣布履的吴老，神情庄重，望之俨然。
“吴老，您？”
吴雷川声音很低：“下去吧，子清。”
“您？”父亲有些焦虑。
“不要管我，我决不下车！”这句话是从吴老的牙缝里挤出来的，而父亲听起来，却如洪钟大吕般震耳。
“怎么回事？聋啊？”那个狗仗人势的瘦翻译发现父亲和吴老依旧在车上，气急败坏地扑了过来：“赶紧滚下来！听见没有？”几个日本兵哗地举起上着刺刀的步枪哇哩哇啦地狂喊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