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我像兔子一样一溜烟狂奔到新开路小学门口，但见正午之下门可罗雀，我惊喜万分却无处炫耀，直至午时三刻，同学们进校，我才站在校门向大家郑重声明：“我今天是第一个到校的。”
当然事情远没有结束。当同学们排好队走进教室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把书包落在家里了。我拼命朝家里跑去，身后传来那催命般的上课铃声。
混沌得令人哭笑不得，是我启蒙时代的唯一记忆。
在我一直珍藏的家庭档案里，有两份我最早接受启蒙教育时期的原始文件。一份是四岁时，私立北平汇文第一小学附设幼稚园小班的《评语及各科成绩纪录表》。另一份是六岁时，北京东城区新开路小学一年级的《鉴定评语及学业成绩表》。两份文件相距整两年，但可以看得出，就操行而言，我的进步还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两年来我已经从一个“欠活泼，记忆力弱”的傻小子，蜕变成一个“学习有进步，不守纪律，对同学和气及爱劳动”的一年级小学生了。而就学业而言，算术已从当初的65分，进步到学期成绩95分。国语从当初的75分，进歩到学期成绩82分。唱歌和图画也都有较大的长进。在全班47名同学当中名列甲等第27名。当然，这样的名次，对于今天许多学生家长来说，已经无颜见江东父老了。但当时我的父母，却从未因此感到事态有多么严重。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是一个思想改造的地方。学员大都是旧政府的官员及解放前的公教人员。北平市的原市长何思源就与父亲同在一个学员班。在这里，学员们不仅要学习******的《新民主主义论》、《别了，司徒雷登》等著作，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及某些政策法规，最主要的一条，是要交代自己（包括检举别人）在解放前所有与共产党的主张相悖的思想及行为。学员们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期间，平日是住校的，只周六回来。一个阶段下来，父亲的心情明显好起来，每次回来，他都会认真地查看我和姐姐的作业，听我和姐姐给他唱那些新学会的歌曲，要是有好的故事片，他还会与全家人一起去看电影，这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
栖凤楼西口附近有三家电影院，其中有长安街上的美其电影院和平安电影院（后来改作青艺和儿艺），还有崇文门大街上的大华电影院。当时正是新旧时代交替的时候，所以一些解放前出品的故事片仍在放映，像《万家灯火》、《春风秋雨》、《八千里路云和月》等，我们还看过新中国成立后电影工作者创作的《中华儿女》、《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和《钢铁战士》。
五十年代初，苏联电影开始进入中国。记得我们曾经看过一部反映年轻一代走上革命道路的苏联电影《马克辛的青年时代》。从电影院出来后，在华灯初上的大街上，我一路高声朗诵着电影中的那句台词：“前进吧，马克辛！前进！你要知道，你是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惹来路人许多诧异的目光。
一九五一年夏天的一个周日，父亲到王府井新华书店去买书，从书店出来后，意外地与李文光迎头相遇了。但出乎意料的是，李文光看见父亲后，竟瞬间侧过头去，转身消失在大街上的人流里。父亲陷入了极其复杂的困惑之中。
消失的李文光是通过钱禹年认识父亲的，据说也是燕大的同学，他曾去过几次江擦胡同二十九号，而且不管父亲当时有多忙，他每次去，都会无所事事地坐上许久。
“沉屁股。”连母亲都有点烦他了。
最后一次来是一九五〇年开春的一天。那一次他是来求父亲的。他说自己租的房子到期了，一些家具器皿一时无处搁置，打算托父亲找间空房暂时寄存一下。父亲怕他死磨，便答应将那些东西存放在东堂子胡同五十二号，华北国际救济委员会北平区分会的一间闲房里。之后，李文光便不再登门做客了。
一九五〇年夏天，父亲因华北国际救济委员会财产移交事宜，到东堂子胡同五十二号去核实情况。在那里，父亲见到李文光存放的家具器皿仍堆放在房间的角落里。他无意中拉开一个五斗橱的抽屉，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一支手枪竟赫然出现在抽屉里。
父亲立刻紧张起来，他派张木匠找来李文光，指着那支手枪质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嗨，我以为是什么事呢，您真有点大惊小怪了。”李文光毫不在乎地把枪在手里掂了掂：“我常玩这个，真的，起码可以防身。”
解放前，一些富家子弟拥有枪支自然无可厚非。但时逢新中国成立之初，军管会关于上交武器的通告早已发布了，更何况父亲对李文光的背景毫不知情。于是，他断然让李文光尽快将存放在这里的所有物品统统搬走，借口是人民政府近日即将收回华北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全部房产。李文光没做任何解释，他痛快地答应了。
从此，李文光就再没登过江擦胡同二十九号的门。
“可走了。”母亲喘了口气说：“一坐就是大半天儿，真让人冷不得热不得。”
几个月来，华北革命人民大学的思想改造，已经使父亲开始具备了一定的政治嗅觉。王府井大街上奇怪的邂逅，让父亲深感不安。从李文光街头的有意回避，联想到五斗橱里的那支手枪，父亲当晚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回到华北革大后，父亲便以书面形式，向组织检举了他对李文光的怀疑。娄钊昆、钱禹年、李文光的军统特务案，就此浮出水面。
但一九六五年，在父亲被定性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决定中，“……为特务钱禹年、李文光匿藏匪用物资。”却成了又一条有口难辩的罪证。
新开路小学的校门外，每天都有几个摆地摊的，卖些笔墨纸砚、描红、橡皮等文具。这些地摊还捎带着卖些吃的东西，像春天的青杏儿、夏天的桑葚儿、秋天的大赤包儿、冬天的酸枣面儿等，对女孩子来说十分诱人。
当然，最吸引我的还是卖画的。
那是一种和田字格本一般大的单页淡彩印刷品，内容大多是姑苏夜泊、寒江独钓、华山松岩、三潭印月等山水小品，不知什么时候，我开始被这些图画所吸引。
不久，在我的书包里，已积攒了几十张这样的画页。我将其视为珍宝，每天从早到晚爱不释手。
渐渐地，我变得安静下来了。我想起了徐悲鸿先生说过的话，每天放学回家后，我都要花上大量的时间临摹这些优美的画页，一张一张的很有成就感。
终于，姥姥也被我感染了。她用笔刀削好了所有的彩色铅笔，然后伏在桌前，在画纸上十分娴熟地勾勒出一朵朵盛开的牡丹，飞舞的蝴蝶，活泼的金鱼，还有奇异的佛手和丰硕的石榴。这些都是姥姥做姑娘时和画师学的。那时她梳着光亮的两把头，发髻里掖着一个盛着清水的琉璃瓶，里面插着一枝香气袭人的茉莉花。
十二月初，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第三期学员即将结业。此时，大连港务局毛达恂局长不失时机地通过交通部有关部门，向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申请调派职工教育方面的专业人才。经过筛选，从结业学员中选出八人远赴大连，父亲即为其中一名。
听到这一消息后，新婚不久的叔叔和婶母立刻从天津赶来了。叔叔自山东齐鲁医学院毕业后，刚刚分配到天津铁路医院检验科。婶母张淑云天津护士学校毕业后，去了水阁医院。叔叔和婶母是一九四八年在仰山伯伯的新星报社认识的，一九五〇年于山东济南完婚。
叔叔婶母来北京的第二天晚上，由父亲做东，在王府井东来顺饭庄请仰山伯伯、珍一阿姨及祁伯伯一起吃了顿饭。
仰山伯伯那天喝醉了。他满脸通红地举起酒杯，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我与素心兄自昌黎汇文起至今二十余年，可谓同恶相助，同好相留，同欲相进，同利相死。其间，平津云烟，巴蜀烽燧，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虽不曾煌煌大业，却也为国为民鞠躬尽瘁了。”说着他打了个踉跄，跌坐在椅子上。
“肝胆一古剑，波涛两浮萍矣……”仰山伯伯嘤嘤地哭了。
不久前，十月出版社宣告破产了。当初计划翻译出版的外文书籍，成书后，均得不到新闻出版机关的出版书号。在贷款逾期债主盈门的情况下，倒闭是在所难免的。为了支撑生计，珍一阿姨走出家门，在一家供销社做了售货员。仰山伯伯经杨扶青推荐，为北京市东城区工商联收用。这一年父亲四十一岁，仰山伯伯三十九岁。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父亲一行八人从前门火车站，乘火车远赴东北了。按大连港事前的安排，家属需暂缓离京。因为这期间大连方面还需做大量的后续工作，为家属联系接收单位，为这些来自首都北京的专业人才，安排住房等必要的生活准备，等等。
当父亲乘坐的列车伴着志愿军战歌的旋律，缓缓驶离前门火车站站台的时候，母亲的心中油然生出一丝悲壮。这不是为父亲的远行，也不是为那迎面扑来的陌生，多少年之后，母亲才意识到，这悲壮源于人们义无反顾地奔赴，源于那时代洪流中的孤独。
父亲去大连后，我们之间的交流只能通过书信往来了。父亲逢周日必给我们发一封信，九个月下来，从未耽搁。
父亲是一个做起事来一丝不苟的人，包括对日常生活的许多细节，他做起来都十分认真，譬如写信封。
父亲写信封是很讲究的。邮票贴的位置也十分标准。平常写给母亲的信封上，台头自然是“李玉玺女士收”，而写给我的信封上，台头必写“唐浩小朋友收”。开始回信时，我总愿意在信封上写“唐子清父亲大人亲启”，以表尊敬。父亲却及时纠正了我，他来信说：“信封是写给邮递员看的，你这样写，我便成邮递员的父亲大人了。”这些细小的生活习惯，父亲从很早就注意培养我们，现在想来终生受用。
父亲给我和姐姐写信，字总是写得很大且十分工整，从不连笔。字里行间像是与我们面对面的谈话，十分亲切。至今我还保存一封一九五二年早春，父亲写给我的一封信。
唐浩：从前你给我来的信，写的很好。为什么很久不给我再写信了？爸爸希望你两个星期给爸爸来一回信，因为爸爸实在喜欢看你的信。姐姐上次来信说：“老师说小弟弟很用功学习。”爸爸非常高兴！爸爸给你寄去的相片和《好孩子》半月刊，你都收到了吗？你觉得《好孩子》中那（哪）个孩子最好？你会写出来告诉爸爸吗？从前你的算术学得很好，现在是不是更好了？我从前在书中看过一句话：“友爱、大方、慷慨、诚挚。”我以为很好。请妈妈给你讲讲什么意思。你们能不能作（做）到？爸爸很好。祝唐浩进步！爸爸三月二十八日清早在大连写一九五二年，栖凤楼小三条七号的母亲和她的孩子们，是在平静的企盼中度过的。
这一年夏天，仰山伯伯带来了一个让人心痛的消息，“****”运动中，在昌黎汇文中学全体师生对“大贪污犯徐维廉”的批判会上，徐爷爷的二儿子徐志方激动之下跳上讲台，当众打了徐爷爷一记耳光！对于将尊严视为生命的徐爷爷来说，这一掌几乎是致命的。
年底，私立昌黎汇文中学正式由人民政府接收，徐爷爷黯然离开了昌黎。
直到第二年十月，徐爷爷的贪污问题方才得以澄清。之后，通过杨扶青的举荐，******办公室出面将徐爷爷安排在中华医学会主办的中华医学杂志社，做了一名普通的外文编辑。至此，冀东地区一代赫赫有名的开明绅士，终于在云卷云舒近三十年之后怅然沉寂下来了。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九日，母亲、姥姥携我们姐弟三人，从天津赤峰道码头登上了海盛号客轮。叔叔和婶母一直把我们送到栈桥的入口处。
“一路平安！”叔叔站在码头上一直挥着手，直到轮船烟囱里的黑烟将天津码头远远地遮去……
站在船头的甲板上，我奇怪地问母亲：“妈，大海不是蔚蓝色的吗？”母亲裹着风衣耐心地说：“现在还没有到大海，这里只是海河，所以是黄色的。”
“什么时候咱们能看到大海呀？”
母亲望着轮船行驶的前方：“大概不远了。”
下午，河面渐渐开阔了，但水的颜色还是黄色。天空中传来了阵阵鸥鸣，人们闻到了海的气息。
黄昏到来之前，风浪开始大了。母亲将我和姐姐叫进船舱，我很早就睡了。睡梦中，我又见到了小三条的王致和，他对我说：“我抽空带你上香山去，我妈说，山里的秋叶又红了……”
第二天一大早，当我推开舱门走上前甲板时，立刻被眼前浩瀚的海洋震撼了。阳光下，湛蓝的海水卷着雪白的浪花，撞击着海盛号客轮的船首。呼啸的海风将飞扬的泡沫吹成水雾，在船舷一侧化作道道稍纵即逝的彩虹。天空和海洋向四周无限伸展，秋云投下巨大的云影，在海面上飞快地掠过，让甲板上的人们感到阵阵温暖，阵阵寒凉。
中午过后，遥远的海平线上，出现一道黛紫色的山峦。我一头钻进船舱，在漫长狭窄的走廊里奔跑呼喊着：“我看见陆地了！”
“于是，上帝对诺亚说：你和妻子儿女都可以走出方舟了。你要把和你同在方舟里的所有的飞禽、走兽及一切爬行的生物都带出来，让它们在大地上繁衍生息吧。”（圣经·创世记·第八章）
轮船绕过一片峭壁形成的海岬，我们见到了一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