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去世那年，父亲正在迁安东关公益合药店当学徒。那是一九二四年秋天，直奉两军大战冀东长城一线后，直军吴佩孚的第二路军横扫迁安奉军张学良、郭松龄部，并北出冷口，直逼张作霖的势力范围。然此时直军将领冯玉祥却突然倒戈，并发动********，奉军趁势重入冷口，迁安的黎民百姓再遭战火，民不聊生。
公益合药店在迁安县城，算是一家较大的药店，除中草药外，时下新药也有。除此之外，掌柜的在县城北街还开了一处公益合粮店，但突遇战乱，药店也罢，粮店也罢，无不备受两军欺扰，苦不堪言。
父亲从小就跟一个长工学成了结巴，而且越来越严重，这让性格张扬、为人势利的爷爷，在众人面前显得很没面子，因此对父亲十分刻薄。渐渐长大之后，父亲日趋忧郁自闭，整天几乎像哑巴一样无声无息。父子之间的隔膜越来越大。
奶奶去世的时候，十四岁的父亲刚刚高小毕业，爷爷即命父亲中止学业，同时托人在城里找到了公益合药店的大掌柜。
按公益合药店的规矩，凡学徒者，必先去粮店当苦力，三年之后视之聪愚再做安排。可一生虚荣的爷爷，硬是求人将父亲直接收在了药店里，因为在他的眼里，药店要比粮店更体面一些。
腊月里的一天，太爷进城赶集，顺便去了趟公益合药店。自光绪二十二年的那次乡试后，太爷就落下了腰疾，每年入冬时节尤其疼痛难忍。可太爷更惦念他的长孙，父亲从小就深得太爷的疼爱。
太爷进店时，父亲正在药店后院给掌柜的孙子洗尿布。看着父亲一双小手冻得红肿，且手背布满血丝裂痕，太爷不禁凄然。再查父亲所记流水账目，字迹隽秀且条理清晰，老人更不禁慨然。
回村后，太爷便将爷爷喊来，痛斥一番。之后，经过一年悬梁刺股的努力，父亲终于顺利地考上了冀东一带有志学子趋之若鹜的昌黎汇文中学。
建安十二年，即公元二〇七年，曹操北伐乌桓兵过冀东时，曾于碣石山上留下过“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诗句。而碣石山下，便是京东古城昌黎。
一九二六年初秋，父亲从滦河古渡乘木船顺流而下，至滦县后，改乘京奉火车及至昌黎。几乎与他同时进校的一位西装笔挺的中年人，即昌黎汇文中学新任校长徐维廉。
在新生训话的时候，父亲一定没有想到，自己一生的荣辱沉浮，都将与这位严肃的师长紧密相连。
那是一次终生难忘的训话。自尊心极强的父亲，在入校第一天就遭遇了尴尬。在宣布点名后，徐维廉开始依次叫到初一新生的名字，并一一示以关注。同学们或以“到”相应，或以“有”相应，十分顺畅。更有时髦者用英文大呼“I‘m here！”徐维廉不动声色，目光依旧。
父亲很快就陷于慌乱之中，他一直拿不准自己是该喊“到”还是该喊“有”，他没有把握轮到自己时，究竟哪个字能喊得更利索点儿，他不愿意给这些新同学留下难堪的印象，他更不希望那位本来就不苟言笑的校长，对自己嗤之以鼻。
“唐子清！”
听到自己名字的时候，父亲骤然像被一颗子弹击中，浑身一阵痉挛，面色苍白而僵滞，下巴剧烈地颤抖，牙齿磕碰得“得得”乱响。一时间，所有师生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他的嘴上。父亲痛苦地发出一声低吟，从牙缝中挤出一个破碎的“到”，便精疲力竭地瘫倒在那里。
站在父亲身后的一位新同学，不禁笑出声来。
徐维廉沉默了片刻：“张师贤！”他竟能叫出发笑的那位同学的名字。
“你是哪里人？”
那同学脱口而出：“城东留守营人。”
徐维廉平静地问他：“这么说，你应该是这里的主人了。”
“主人？”那学生不禁困惑。
徐维廉提高声音依旧平静地说：“我查了一下这届新生的学籍表，知道诸位原籍大多并非本地。你们当中有人来自冀东，更有自京津、冀中、辽宁、山西慕名而至者，可谓五湖四海。今后，汇文就是一个大家庭，而昌黎本地的同学，更要尽地主之谊，待好远道而来的客人。记住了吗？”那位学生惭愧地低下了头。
张师贤与父亲从此结下生死之交，直到双双离世。
徐维廉，字万良，辽宁绥中人，一八九四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早年就读北京汇文中学，之后，靠勤工俭学考入燕京大学，专修历史。一九一七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一九二二年，被教会保送到美国密执安大学深造，并以全A优异成绩考得历史教育学硕士学位。一九二五年学成回国后，徐维廉谢绝了东北大学的高薪礼聘，于一九二六年受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之托，出任昌黎汇文中学校长。
在开学之后不久，学校组织了一次秋游，地点即紧邻学校北侧的碣石山。
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日，徐维廉带着全校师生来到碣石山上。放眼望去，但见云卷云舒，沧海桑田，师生无不感慨万千。张师贤兴奋地告诉校长，山下金色的稻海中，那片炊烟萦绕的村庄就是他的家乡四照各庄。马荫轩望着古刹中的壁画，连说后悔忘了带画板。更有一些好动的男同学，在董寿鹏的带领下，向主峰五峰山顶攀去。而此刻，唯有父亲却一直因语言障碍，显得孤独而索然。
在下山的路上，徐维廉很自然地与父亲走到一起。
“其实我小的时候，比你还口吃。”他说话的声音很低，低得像在自言自语。
父亲顿感惶然，他看了一眼校长，没有说话。
“后来我硬是给扳过来了，你信不信？”
父亲点了点头，依旧没有说话。
“你可以每天早晨到这山上走一走。你可以把山上这些大石头当作听众，读些诗文给它们听，一定要大声喊，让这里的石头都听得见。坚持这样试试，会好的。”
“谢谢校长。”父亲的回答流利得让自己吃惊。
从此之后，即便是风霜雨雪的日子里，每天凌晨后不久，人们都会听见汇文中学后山上，一个男孩子高声朗诵的声音。
“云行雨步，超越九江之皋。临观异同，心意怀游豫，不知当复何从。经过至我碣石，心惆怅我东海……”
一年之后的新生欢迎会上，父亲精彩的演讲，赢得全体师生一片掌声。散会后，徐校长对兴奋不已的父亲说：“还可以再慢一些。”
徐维廉的社会交往是广泛的。在教育界，他不仅与倡导职业教育的黄炎培关系密切，而且与推广平民教育的陶行知、开创乡村教育的晏阳初都有接触。担任校长以后，徐维廉一直希望把昌黎汇文中学办成一个培养有用人才的新型学校。从民国时期绘制的平面图上可以看出，学校当时不仅有图书馆、科学实验楼，而且有大面积的农业试验场。在这里，农民即老师，学生即农民。他希望从汇文中学走出的学生，少一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庸才，多一些质朴、诚实、勤劳、机敏的国家栋梁。
徐维廉是个典型的探索者。
汇文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徐维廉又是由美国基督教会培养选拔出来的一校之长，但徐维廉对外国人的态度却不卑不亢。“拿外国人的钱为中国人办实事”是他的基本观点。在美留学期间的亲身经历让徐维廉刻骨铭心。他看见一些美国孩子在中国人身后高声追喊“Qing，Qing，China man（清，清，中国佬）”不禁心痛。因徐维廉一贯西服笔挺面色威严，一些美国人有时错把他当成日本人。但每逢此时，徐维廉便会正色地告知“我是中国人！”
在汇文期间，有一次，徐维廉带学生们去北戴河郊游，在一处处外国人的休憩区，在一块块用中文书写的侮辱华人的警示牌前，徐维廉语重心长地告诫学生：“要记住这里发生的事情，要敢于担当国家振兴的重任。”
“九一八”事变之后，汇文中学迅速成立了救国委员会，抵制日货，安置东北流亡学生。热河沦陷后，日寇占领昌黎，徐维廉在每周的晨会上，仍坚持悬挂中国国旗，高唱中国国歌，恭读总理遗嘱。“七七”事变后，徐维廉愤然辞去校长职务，远走湘赣川渝，投身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之中。
徐维廉是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
父亲先后在汇文中学度过六个春夏秋冬。此间，爷爷除象征性地给了些补贴之外，所有学费及生活费，父亲皆以勤工俭学解决。徐维廉很欣赏父亲的做法，因为他本人就是靠自己的双手完成的学业。
父亲有个同胞兄弟叫唐子洵，小父亲十一岁。父亲去昌黎上学时，叔叔才五岁。对这个从小就没了娘的弟弟，父亲一直疼爱备至，兄弟情义笃深。这在乡间和后来社会交往的朋友之中有口皆碑。兄弟二人一生中演绎了许多令人掩泣的故事，待我之后慢慢道来。
父亲念初三的时候，爷爷续弦娶了石岩庄的范氏，谁也不曾想到，那范氏从娘家偷偷带来了鸦片和烟枪，爷爷也从此学会了抽大烟。
最先知道这个秘密的是四爷。那天一大早，他去爷爷屋里借皇历，太爷建昌营的一个朋友病了，太爷想让四爷帮他选个日子探望病人去。
四爷的鼻子尖，那天刚迈进爷爷的屋门，他就闻到了一股十分奇特的气味，这气味头年上秋往天津油坊送花生的时候，他就闻到过，那是陪邻村的表舅去大烟馆。四爷不抽大烟，但那味他却记住了。
四爷不光鼻子尖，人更奸。他没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只是暗中观察，不露声色。但不久，一件意外的事情终于让他沉不住气了。那天，在老屋后的井沿上，叔叔用扁担勾住水桶，正在吃力地往上拔水。十冬腊月的天气，井沿上下挂满了冰凌，才刚八岁的叔叔忽然脚下一滑，竟连人带桶一同掉进水井里。幸亏四爷在附近壕坑里挖泥，听见响动，他赶紧和几个伙计连拉带拽把叔叔救上来。当众人把叔叔背到家里时，四爷竟然发现爷爷的屋门依旧紧关着。砸开门后，他看见爷爷和石岩庄那个姓范的女人，正慌乱将什么东西塞到炕上的被垛里，屋子里又弥漫着那股奇特的气味。
四爷一下子火了，他跳到院子里就扯着嗓子骂人了：“孩子都不要了，你们两口子也太损了！别抽上那玩意儿，就什么都不管了。”
聚了一院子的男女老少，从四爷的骂声中很快听出了端倪。一贯犯混的二爷听说此事，赶来后更是怒不可遏：“这日子过不下去了，一家几十口子再忙，也架不住养活两个抽大烟的。不过了！分家！分家！”他抡起小镐子，竟然把厢房里那口十二沿的大锅给砸了。
太爷一直正襟危坐在正房的火炕上，他微闭着眼睛，像是在打盹儿，雪白的胡须却不停地颤抖。直到院子里完全静下来后，太爷才低喝了一声：“把老三找来。”
一向忠厚的三爷，当天中午就从野河峪姑奶奶家搬回一口十二沿的大铁锅来。当天晚上，老院正点开饭的时候，太爷让人把一直溜边儿的爷爷叫进屋里。太爷慢条斯理地吃饭，始终没抬头看一眼爷爷。爷爷站在炕边，额头浸出一层冷汗。
碗筷收下去之后，太爷忽然睁大那双细长的眼睛，直直地盯住爷爷：“从今往后，你就搬过来住在我这儿，中不？”
“中。”爷爷低声应着。
“滚吧！”一声怒吼，将爷爷逐出了屋门。
从这一天起，爷爷就不得不每晚睡在太爷的屋里，石岩庄那范氏为此恨透了太爷。当然，大烟照例还是要抽的，范氏抽，爷爷也不曾断过，兄弟妯娌都心知肚明，家庭矛盾日渐深重。只因太爷压得稳，一家几十口子都还规矩，就连二爷也再不敢过分造次了。
叔叔就是在这种嘈杂声中渐渐长大了。在这个世界上，叔叔一直把父亲当作是自己唯一的亲人。他常一个人跑到村头，向远方张望。他希望有朝一日，哥哥能带他离开这座各揣心思钩心斗角的老院，他不想再见到继母那双发黄的眼睛。
高中二年级，爷爷不顾父亲的极力反对，为他订了婚事。那女人姓朱，县南关后人，过门时年方十九。
朱氏与我父亲的婚姻，从开始起就是一场悲剧。因为那时的父亲早已不是公益合药店的那个小结巴伙计了，而朱氏却从来没见过京奉线上的蒸汽机车，也没见过山海关前的惊涛骇浪。
自从成家之后，父亲即便是寒暑假日，也很少再回唐庄了。叔叔常问嫂子：“我哥怎么还不回来呀？”朱氏摇摇头，眼睛里一丝幽怨，一片茫然。
此时的父亲在昌黎汇文已与徐维廉无话不谈。在父亲的眼里，徐校长就是自己的人生楷模。所以多年下来，无论从思想品质到性格气质，甚至包括生活习惯，父亲都深受徐维廉的影响，两人情同父子，让很多旁观者钦佩不已。
一九八四年，在我去沈阳拜访徐维廉的长子徐志远先生时，徐叔叔曾感概道：“素心兄（父亲字素心）随我父亲多年，两人思维习性确实太像了。”
高中毕业的时候，父亲与张师贤等一批汇文学子，终以优异成绩考上了燕京、清华等知名学府，这是徐维廉执教六年来，值得欣慰的回报。离校前，大家曾相约今后无论走到哪里，都要以“新”字当头，激励自己，永不落伍。抗战期间，父亲在重庆创办的励新建设学园及后来在北京创办的新生学园，张师贤后来在天津创办的《新星报》，张肇珍在北京创办的新实书店等，都以“新”字言志，兑现了当年的诺言。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清晨，当父亲踌躇满志地迈进燕京大学校门的时候，街上卖报的小贩正大声呼喊着当天报纸的头条新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与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在长春签订了《日满协议书》，日本正式承认伪满洲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