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迁安县城东行十里，地势便缓缓升起，形成了一片坦荡的台地。故乡唐庄的大片耕地，就散落在这片台地上。在这片台地上，无论你站在哪里，只要放眼向南望去，都可以看见夏官营东南不远，那座呈标准圆锥形的团山，以及团山山顶耸立的文峰宝塔。
据史书记载，文峰塔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塔高七丈有二，塔体为砖土实心构筑，十三层斗拱托檐，钟铃悦耳，挺秀而雄伟。
站在文峰塔畔西望滦河，但见河床宽阔，水面平缓，两岸村庄掩映在一片浓绿的杨柳深处。滦河对岸一道青色的山峦，如一条巨龙横卧在冀东的大地上，这便是迁安与滦县相接的龙山。
相传每年二月二“龙抬头”那天，太阳从东方升起时，团山上文峰塔的塔影，正映在滦河西岸龙山的龙山头上。这“棒打龙头”的传说，为迁安涂上了一层悲剧色彩，而淳朴善良的迁安人，却乐此不疲地讲述着这个故事，代代相传。
春天来到迁安大地的时候，在台地上栖息了一冬的上千只灰鹤便开始躁动了。对着天空中掠过的雁阵，灰鹤们不时挥动着双翅引颈长鸣。终于，在一个阴郁的早晨，巨大的鹤群欢愉地鸣叫着离开了台地。它们在台地和唐庄上空舒缓盘旋一周后，便径直朝燕山深处飞去。
南方吹来的暖风，被燕山阻挡在迁安大地上。在这样的季节里，人们经常会看到一股股连天接地的大旋风，在田野河滩和村庄上空肆无忌惮地游荡。旋风所到之处，地面上的枯枝败叶，村庄里的草筐烂席，会被瞬间卷起并旋转着直向苍穹。迷信的村姑少妇一旦与这旋风遭遇，都会拼命地朝它吐着唾沫，以避邪气。
大地解冻了，四周一片泥泞，在等待播种的季节里，庄稼人开始忙着打坯换炕了。
冀东农民睡的都是土坯砌成的火炕。所以早春时节，人们都要将旧炕拆换一次，拆下的炕土，是庄稼人种地时上好的钾肥。而打坯造炕，便成了早春的第一件农事，也是对我来说很感艰难的一件事。
首先，要将两车黄土，和成适合造坯的泥。这是桩泥水之间的力气活。其中有许多经验和教训。至于打坯，对我这个身高一米八二的城里人来说，更像是一种体罚。我见过立春、银河、唐桂岩、唐桂满打坯，那简直是一种街舞般的享受。他们打的土坯从规整程度上讲，比我差多了。但因此他们反而挖苦我：“你打砖坯盖楼呀。”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土坯越规整，烧炕时挂得烟灰越少，这样的炕土，肥力自然就小。”看来，庄稼人的经验，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冀东地区春天的第一场透雨，大都发生在阳历四月中下旬。那雨是灰绿色的，往往伴着沉闷的雷声，将远处的燕山，渲染在一幅淡淡的水墨长卷里。
从头天夜里开始，队长唐贵和副队长唐桂林，就在生产队驻地忙碌起来了。面对雨情，他们商量着先种哪块地。会计兼仓库保管唐子诚打开尘封了一冬的库房，开始往库房外搬那些早已选好的花生种。
透雨过后的第二天清晨，当南街那几棵高大的响杨树上的黎雀还没叫的时候，村庄上空便竞相响起了十个生产队上工的钟声。
全队的男女老少挤在生产队的院子里，听着唐桂林的调动，掌犁铧的唐子仪、唐桂金和唐明顺各领一个组。其间有牵牲口的孩子，点种的老人或壮年人，掂粪的一群小伙子们，拉簸索的姑娘们及拉磙子的孩子们，每组起码要十几个人。人物齐备之后，一声令下，便浩浩荡荡地向村外出发了。
唐庄的土地，大多属沙壤，极适宜种落花生，因此，除台地上有水浇之便适于种麦之外，村南许多沙坡都是花生地。
铁犁插进潮湿的沙地之后，唐子仪弯下腰去，将棉裤的裤腿重新用绑腿裹紧。
“驾！”他轻喝一声，那头黑犍牛将头一低，大地立刻被犁铧划开一条温暖的浅沟。
唐东汉挎着装满种子的柳斗，低着头紧跟其后。他用右手抓起一把种子，一步一点地，将种子均匀地撒在垄沟里，并随之将种子踩实在脚下。“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老人嘴里哼着自己编的小曲，一副悠然自得的神情。
随在点种人的身后，掂粪的四个小伙子，便依次抄起粪箕忙了起来。事先送好的粪，每堆之间十米左右。掂粪的人按粪堆分好四个人的位置，跟在点种人身后，将粪肥均匀地撒到垄沟里。在故乡的日子里，每到种地的时候，我都是掂粪的。这项工作技术性很强，最重要的是，如何把每堆粪，平均准确地撒在垄沟里，这需要经验，需要有责任心，绝不可浑水摸鱼。否则，花生一旦长起来，庄稼人一眼便可看出，哪里下的粪多，哪里下的粪少。
种落花生的日子，是庄稼人最兴奋的日子。因为生产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种地期间，社员不可偷花生，但可以吃。没有什么比花生更香的东西了。那丰满干燥的果实，嚼在嘴里，甚至可以品味到巧克力的芳香。
每逢这时，唐桂林就会说：“我心口疼时，吃几粒生落花生，就舒服多了。”一个时期以来，唐桂林的脸色一直不好看，有一次，他到地里检查工作时说：“我这肚子里胀得忒难受。”他问我：“你知道不，这儿是啥部位？”他用手指着右腹。我赶紧摇头：“不知道，你上医院看看呗。”回家后，我问母亲，母亲不无忧虑地说：“怕是肝脏。”
玉米和高粱出苗后不久，漫长的间苗工作便开始了，这是一件特别遭罪的事情，庄稼人把间苗称为“四棱叠”，一句话，就是跪在地上爬。下地时，人手一把手锄，人们蹲趴在地里，用手锄边锄松垄上的泥土，边薅掉已经长出来的杂草和弱苗。这项工作双腿必须具备相当的柔韧性，对于习惯盘腿上炕的姑娘们来说，困难要小得多，但对于像我和姐姐这样高身材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种酷刑。
当然，为谷子间苗时，则不然。因为谷子间苗的速度通常要比玉米、高粱慢得多，你自可索性坐在地上慢慢地干，那滋味要比跪在地上爬强多了。
在无风的日子里，太阳将大地晒得暖暖地，四周安静得像人迹罕至的山林。
“唐浩，给大伙儿唱个歌吧。”一天，领头的唐桂权大哥实在感到百无聊赖了。
“唱个啥？”我问。
“啥都行，唱个外面的小浪调。”唐桂权眨着眼睛。
“唱一个！唱一个！”身旁的年轻人全都欢呼起来。
我清了清嗓子，陷入了惆怅。
在那遥远地方，那里云雾在飘荡。
微风轻轻吹来，掀起一片麦浪。
在亲爱的故乡，在故乡小河旁。
我和从前一样时刻怀念着你。
我在每日每夜里，时刻在把你盼望。
盼望远方……
“唐浩！”身后突然传来姐姐严厉的呵斥声，我回头看去，见她气急败坏地瞪着我：“你想找死呀？”
“我……”我沮丧地摇了摇头。
“没事呀，姐。”唐华在一旁劝道。在几年的农村生活的锤炼下，唐华已深谙乡村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知道何时进退，何时张弛。
“你懂个屁。”姐姐怒斥唐华：“这是苏修的歌。”
“没事呀，大姐。”身旁所有的年轻人都嗔怪地望着她。姐姐都气得快哭了：“没事儿，没事儿，一旦出事了，坐牢的是他！”
在阶级斗争的不断打压下，姐姐早已成了惊弓之鸟。
由于体弱，生产队不久就安排父亲当大粪员了。对父亲来说，这其实并不是件坏事，工作时间及劳动强度都由他自己掌握，只需把唐庄一队各家厕所里的粪便掏出来，并挑到生产队驻地后的大粪场即可。
父亲是个极爱整洁的人，这期间，他不但做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还义务将所有社员家的厕所，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此外，一生关心乡村建设的父亲，这期间还经常走街串巷，了解农民的生活疾苦，了解农民及其子女受教育的情况，了解农村赤脚医生的工作情况。父亲曾深有感触地对我说：“我一生关注乡村建设，但最终只是在滦榆地区一个巴掌大小的地方，摆了个样子给大家看。尽管如此，当时我们已排除万难了。相比之下今天共产党改造河山的魄力，实在令人钦佩之至。所有我们想到的事情，他们几乎都在做了，不容易呀，你要知道，五六亿的农民呐。”
一九七二年早春，在县城赶集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庄稼汉正沿街叫卖一只灰鹤。那是一只伤鹤，宽大的左翅已被折断，灰色的羽毛狼藉不堪。一群赶集的乡下人围在那里，好奇地逗着它，我毫不犹豫地挤了进去。
“你这鹤咋儿卖？”我问。
“来买主了。”周围的人感兴趣地望着我。
“八块。”乡下人用手比画了一下。
“太贵了，再便宜点，我买了。”我说。
“八块还贵。”那乡下人揣着手：“买只母鸡还得四块钱呢，你掂掂这大家伙，还不抵两只母鸡沉。”
“便宜点卖了吧。”大家都希望这笔交易成交了。
“五块，我就抱走，再多我也没钱了。”我看着那乡下人。
他迟疑了：“打这家伙不容易呀，我在水渠里蹲了半宿。一枪下去。那鸟枪的火药差点儿崩着我眼睛。”他愤愤地说：“拿去吧，反正集快罢了。”
这是一只蛮有重量的大鸟，长长的尖嘴，一双机警的眼睛，那没受伤的右翅扑动着，扇起一股有力的风响。我连抱带轰地赶了二十里土路。好不容易才把它赶回唐庄。
母亲为灰鹤受伤的翅膀绑上了夹板，父亲则时常喂它。并长久地注视着它，那灰鹤通灵性，只要父亲从外面迈进街门，院子里的伤鹤就鸣叫着扇着右翅跑过来，父亲从字典里查到，它的学名叫“鹳”。
迁安城东的庄稼人，几乎都认识一个走村串巷的乡村摄影师，此人叫白景申，徐流口森罗寨人。白师傅个头儿不高，声音沙哑得近乎失声。他通常骑一辆白山牌自行车，车上驮着一台套着黑布的德国产的照相座机。一个沉重的三脚架，还有一卷画着“三潭印月”的背景布。每当农闲，白师傅就会出现在城东各个村子里。这时，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就会兴奋地相互告之。即将祝寿的老人家里，便会烧火造饭，白师傅的工作，很快便开始了。
这一次，父亲竟意外地请白景申先生，为自己和那只伤鹤留了张合影。
从父亲那忧郁的目光中，你能看到他坚定的信念。只是按动快门时，那鹤却低头了，因为地上有只蜘蛛在爬。
父亲一生喜鹤，他欣赏仙鹤那高贵的气质，欣赏群鹤从天空掠过时那壮观的阵容，他把这张与伤鹤的合影，寄给了仰山伯伯和祁伯伯，想必对父亲当时的心境，他们都一目了然。
唐华是个了不起的女孩子，与父母回乡时，她刚过十三周岁，而且从来没到过农村。但几年乡村生活的磨炼，让她很快适应了故乡的一切，每天从早到晚，唐华除下地劳作之外，还帮母亲做了大量的家务。难怪周围的婶子大妈无不夸奖说：“小华真是个心灵手巧干活泥腿的好孩子。”听老人说，有的儿女来到世上，是向父母要债来了，有的儿女来到世上，是替父母还债来了。唐华是典型的后一种，她用她一生的奉献，替父母还清了人世间所有的债务。
唐华的悟性好，又不惜体力，从烧火做饭到挑水灌园。从养蚕喂猪到推碾拉磨。从纺线织布到赶集上店，家中所有劳务无不参与，而且毫无怨言。相比之下，我就要消极得多，也被动得多。
多少年之后，我问过唐华，对于我当时的消极与悲观，她是不是有满肚子的牢骚，唐华却笑了：“哥！我文化水平低，傻。你文化那么高，想得多，是可以理解的，人生识字忧患始嘛。”说着，她爽朗地笑了。
玉米苗长到半尺高的时候，农村进入三铲三耥季节。这一时节，壮劳力每天下地的工具，就是大锄。冀东的田间管理，较之辽东庄河来说，可要精细得多。玉米田里自间苗后，绝不会再让它长出一棵杂草来，这就需要庄稼人反复地用锄头疏松土壤，除去杂草。当然，在盛夏的阳光下，耪地是需要气力的。而且，稍有不慎，一株茁壮的秧苗便会被飞快的锄尖咔嚓斩断。遇到这种情况，真是心痛得不得了。
在故乡，绝大多数田间的四季农活，都有一个领头人，其称谓是“打头的”。社员们每到田间地头都要休息片刻，之后，“打头的”就会站起来把烟袋一磕，开始一天的劳作。只见他一边用大锄松土除草，一边顺垄前行，三五步后，第二个人始跟进并与前者保持一锄的距离。待一个生产队二十多个青壮劳力，全部以此类推进地之后，你会发现，这雁翅般的阵容竟如此整齐划一。且后者在用大锄替青苗松土除草之后，还需在向前顺锄的瞬间，将前者留下的脚印顺势抹平。“雁阵”过后，松软的大地几近天衣无缝。
初下地时，我被大家安排在阵尾，因为只要被编入阵中，就一定要跟得上全队的节奏。于是我时常被落得很远，时间长了，大伙儿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慢火攻”。当然，这外号最终并未叫开，因为一年之后，我便被排到阵中了。当然，在享受承上启下的荣誉感的同时，我必须从早到晚保持在高强度竞技运动的状态下。在庄西台地上，有一块垄头近四里长的玉米地，每次去那里耪地，我都感到特别艰难。遇到天旱时，地表板结得像块石板。一锄下去，锄刃在石板上只能滑出一道印痕。再下一锄，石板虽被刨开，可往回拉锄却要使出破冰的气力。一天劳作下来，浑身都快散架了。
三遍铲耥之后，时近夏至节气，麦子眼瞅着就变黄了。一年当中，这是许多庄稼人盼望的时刻，也是许多庄稼人最要劲咬牙的时刻。因为麦收可以缓解入春以来口粮日渐趋紧的困难，而抢收小麦，也是一年当中最艰苦的农活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