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不论哪个行业必须每天都琢磨生产环节的事情
英国的钢铁生产，让我意识到原料充足供应的必要性与按要求生产的重要性。由于生铁原料供应的连续性不足，我们计划建造自己的高炉，先后共建成三座，其中一座是由埃斯卡纳巴钢铁公司的旧高炉改造而成。这并没为我们节约什么，改造与新造所花费的一样多，结果还不好用。没有什么比投资劣质设备更让人不满意的事了。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没想到这座高炉竟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利润。这座小型的高炉可以锻造镜铁，后来又用来造锰铁合金，由此，我们成为全美第二家镜铁生产公司，也是第一家锰铁合金生产公司。过去，炼铁不可或缺的原料往往需要进口，每吨达80美元；后来，我们的高炉主管朱利恩·肯尼迪先生提议，既然矿石容易找到，我们为何不自己生产锰铁呢？
在对弗吉尼亚矿山勘测过程中，我们发现欧洲人已在悄悄地购买矿石回去，生产锰铁合金，而矿主还以为有其他用途。菲普斯先生立刻着手购买这座矿山，我们就从那些既没资金又没能力的矿主手中，高价购买了矿山的产权，这座矿山有足够的锰铁矿，让我们收回成本。回头想想，从发现到购买整座矿山，我们一天都没耽搁，这显示出了股份制合作关系的巨大优势。若是大公司来做，总裁首先需要咨询董事会，而后开上几个星期的讨论会，等决定做出来时，矿山早就成为他人的囊中之物了。
我们继续扩建高炉，一直达到我们心目中的高标准。此后，虽然仍会有细微的改进，但整体的工厂构建已经很完美了，每月生铁产量达5万吨。我们就增加了一个高炉部，这是我们走向独立与成功的必要一步。高炉部的增设，是为了确保充足的焦炭供应，否则，正常的生铁生产就无法进行了。经过调研，我们发现弗里克焦炭公司不仅有最好的煤与焦炭，弗里克先生本人还是个管理天才，他从铁路公司的一个小职员做起，最终才尽其用，获得成功。1882年，我们购买了该公司的一半股份，又陆续购买其他持有人的一部分股份，成为最大的股东。
至此，最大的问题只剩下铁矿石的供应了。如果这点可以完美解决，我们就能与欧洲的钢铁公司匹敌。我们一度认为这最后一环能在宾夕法尼亚打通，但在帝隆地区的误导性投资使我们损失惨重。的确，该地区的矿山经过多年的冲刷，矿石的纯度很高，但这只是表面，更深挖掘之后才发现，这就是一座贫矿山，利用价值微乎其微。
那时，我们在宾夕法尼亚州租赁了一座高炉，并派去化学家普鲁瑟先生对当地的矿石进行分析，还鼓励当地人帮他收集矿石标本。但出于敬畏，普鲁瑟先生很难找到一个人愿意做他的助手。而他向当地人讲解通过实验能检测出石头的成分时，又被怀疑与邪恶力量有非法往来。我们不得不从匹兹堡给他派了一个人过去。
有一天，他发回一份关于不含磷矿石标本的分析报告，这种矿石对贝西默炼钢法非常适用。这一发现立刻引起我们的注意。该矿山的主人叫摩西·托马斯，一个富裕的农场主，在宾夕法尼亚州拥有七千英亩肥沃的土地。我们和他见面之后才得知，早在五六十年前，这里的矿石已被用来炼铁，但没有取得成效。大概是矿石中的铁含量比其他矿石都要高，所以木炭熔炉很难熔化，这给我们提供了契机。
最终，我们获准接管该矿山，便立马着手勘测工作，对矿石进行认真分析，想使那十万美元的开采费获得更大价值。表兄凭借他出色的能力，使我们开采和清洗矿石的成本降到了最低，弥补了之前开采矿石中的亏损，甚至还略有盈余。在普鲁瑟先生的指导下，我们稳扎稳打，迅速地扭亏转盈。
虽然我们在开采矿石过程中有失败有成功，但要从商界退出却并非易事。一天，我和亨利·菲普斯路过国家信托公司设在匹兹堡的办公室，看到窗户上的几个镀金字：股东所有，股东负责，就问他：“如果咱们有这家公司的股份，你下午回办公室前卖掉它好吗？”
亨利说不用着急，他会看准时机出手的。我就催促道：“不，亨利，现在就解决。”
他这才立马将股份给卖掉。果然，没过多久，这家公司就因巨额赤字而破产，很多人损失惨重，我的表兄莫里斯先生也受到影响。真让人后怕，倘若我们没有及时卖出，也会因此承担相应的债务责任，那我们的信用会不可避免地大打折扣；因为区区的20股（价值2000美元）而列入受害股东名单上，那多可怕又多不值啊！这一前车之鉴，也反映了商界中的一条铁律：如果你有闲钱，你可以自由支配，但千万不要出现在需要承担责任的公司名单里。几千美元也许不算什么，但若操作不当，也会造成致命的伤害。
7.大萧条时期，现金为王
1873年9月，当金融危机来临时，我们的钢厂已取得很大的进展。可那也是我商业生涯中最焦虑不安的日子。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一封电报，说是杰·库克银行已经倒闭，紧接着，几乎每小时都有银行倒闭的坏消息。银行一家接着一家倒闭，我每天早晨都会猜想下一家会是谁。随着银行的倒闭，许多企业的资金来源被切断，纷纷宣布破产，最终导致整个经济陷入瘫痪。这次危机暴露出很多问题，而许多实力银行的倒闭，则表明我们国家需要一个健全的金融体系。
不久，这场危机就波及到商业和制造业。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坏，最终连得克萨斯太平洋公司都宣布破产。由于我与该公司有密切的联系，人们根本不相信我没有卷入他们的债务危机。匹兹堡汇兑银行总裁斯考恩伯格先生也从纽约赶回匹兹堡，召开董事会议，建议拒绝再给我们票据折扣，因为他发现给我们的贷款与折扣数额相当庞大。此时的我，也表现得焦虑不安，几乎无法控制自己，一度都准备找与我们公司有业务联系的银行，向他们的董事会汇报我们公司的状况。可一听到此事，我又立刻赶往匹兹堡，宣布自己虽然是得克萨斯太平洋公司的股东，但早就付清了购买股份的所有款项，与他们的债务已没有丝毫的瓜葛。我现在只对自己的公司负有责任，并已准备好拿每一分钱来还贷，绝不会拖欠。此外，我还向他们表明，我们公司没有人在过挥霍无度的奢侈生活；相反，我们相当节俭：没有人拿公司的业务款项购买昂贵的房子；没有人参与股票投机交易，或投资与公司业务无关的企业；也不与别人签订贷款担保协议。
金融大风暴正在席卷，我们也着手对所有投资领域进行收帆工作，甚至极不情愿地暂停钢厂的运转。一些股东因拿不到分红，就将股份卖出，我只好全部买过来。这样一来，钢厂的控股权到了我的手里。
我倒不担心我们的欠款，而是觉得收账越来越困难；要操心的不是支出的账目，而是要收回的账目。银行恳请我们不要提款，但发薪水的日子日渐临近，我们需要10万美元的小额钞票。那时，即便动用最有价值的担保，借钱也是不可能的。幸好我持有的一些债券还有价值，很快就弄到了一大笔钱。为了得到这笔钱，我们在纽约多花了2.4万美元的佣金，将它们快运回匹兹堡。
此外，匹兹堡周围的铁路公司也还欠我们一大笔款项。我找福特·韦恩公司的副总裁邵先生想拿回那笔钱时，他说：“你应该要回你的钱。可是在这段日子里，我们能不给的就不给。”
“很好，”我说，“我们会向你们学习，拒付你们的运费。我现在宣布，我们将不付给你们一个子儿。”
“好啊，如果你那样做的话，”他说，“我们将停止给你们运货。”
我说我们愿意冒这个险，铁路公司不可能这么走极端，他们最终不得不免费为我们运了一段时间的货。很简单，若客户停止付账，匹兹堡的制造商自然支付不了银行的贷款，银行就不得不将到期的债务自动续约。银行此举使我们安稳地渡过了危机期，不过我还是牢牢地将现金集中掌握在企业内部，这足以应对各种情况，免受许多煎熬。
到了此时，美国商界都认为我是一个大胆无畏，甚至不计后果的年轻人。我的业务范围广泛，公司发展很快，虽然还年轻，但已拥有数百万美元的资本。匹兹堡的老一辈认为，我的事业前景将会一片灿烂辉煌；更有资深人士认为：“即便卡内基的脑子不够活泛，他的运气也会帮助他成功。”但恐怕任何人都会对如下事实感到惊讶：我极少为自己和合伙人冒险。我虽敢于铤而走险，但也有着苏格兰人特有的审慎。有人称我为“匹兹堡钢铁制造业之父”，这毫不夸张。
匹兹堡金融机构对我们公司的担心，很快变成了不需要理由的信心。我们的信誉是无懈可击的。因此，在金融危机时期，主动要求借钱给我们的银行也还不断增加，公司本身就是最好的广告与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