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向糟糕的童年屈服
在海伦·凯勒的成长过程中，给予她最多帮助的无疑是她的老师安妮·莎莉文女士，安妮老师对海伦的影响，除了多年来的言传身教之外，她的经历也是激励海伦的榜样。
安妮·莎莉文出生于1866年4月14日，她的家在美国马萨诸塞州西部的一个小村庄，父母是从爱尔兰逃荒到美国的难民。虽然莎莉文家在美洲新大陆的生活依然拮据，但是一家人过得也算幸福美满，尤其是可爱的安妮，她总能给父母带来无尽的欢乐。
在安妮模模糊糊的童年记忆里，父亲总喜欢将她高高地举在头顶，当她被吓得大叫的时候，父亲总是高喊：圣帕特里克（爱尔兰的守护者）会保护我们的，安妮不要害怕。
然而，爱尔兰天使的力量无法跨越波涛汹涌的大西洋，莎莉文一家的幸运之神已经远离，厄运即将降临在这个贫苦的家庭中，年幼的安妮成为第一个交上厄运的人。3岁那年，安妮的眼睛开始发痒，眼皮上开始出现细沙状的小颗粒，它们由软变硬，由小变大，最终安妮的眼皮上全是这些可恶的小东西，它们扎得安妮的眼睛又痒又痛。
并不富裕的莎莉文家根本没有钱去给孩子看医生，安妮的母亲爱丽丝听邻居说用天竺葵泡水洗眼睛可以治好女儿的眼疾。但是这个方法不仅没能治好安妮的病，反而让病情越来越严重。最终，安妮的父母只好借了亲戚朋友的钱，带着安妮去看医生。
医生凭借多年的经验，一眼就看出安妮所患的病是沙眼，这在当时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富贵病”，想要治好沙眼，除了药物之外，还需要整洁的居住环境，鱼类、肉类、果蔬等营养品的调养。但是这种病却像上帝跟人类开的玩笑一般，它偏偏“钟情”于那些居住条件差、营养不良的贫困家庭的孩子。
多少有些势利眼的医生，从安妮一家人的穿着打扮上便断定，这一定是个贫困的家庭，他不愿意再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于是拿出了一些药膏，递给安妮的父母说道：给你们一些眼药膏，一天涂两次，挺有效的。
既然医生已经做出了“权威”诊断，莎莉文夫妇自然深信不疑，于是他们拿着药膏安心地离开了。看着这一家三口走出诊所的背影，医生摇摇头叹了口气，因为他知道，这个小女孩的眼睛这辈子已经没有痊愈的机会了。在随后的日子里安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视力越来越弱，直到几近全盲。
安妮的眼疾只是这个家庭厄运的开始，就在安妮的病不见好转反而一天比一天严重的时候，她母亲的身体也变得一天比一天差，她日渐消瘦，经常咳嗽，喉部时常酸痛难忍。不用去医院检查，爱丽丝也知道自己得了专找穷人的绝症——肺结核，但是这时候她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这个可怜的孩子尚未出生，悲惨的命运就已经注定。
1869年1月，安妮的弟弟吉米出生了，这是一个一生下来就体弱多病的孩子，更令父母绝望的是，他的臀部长了一个大大的结核瘤。关于往后的日子的记忆在安妮的脑海中是苍白、迷茫的，虽然安妮长大后，人们告诉她，她的母亲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人，但是在安妮的梦中，母亲总是苍白瘦弱、了无生气，像一尊雕像一般。
厄运就像是一串无法打开的锁链，越是挣扎，就捆得越紧，面对这些接踵而来的苦难，安妮的父亲手足无措，这个曾经乐观的爱尔兰人不知道如何才能摆脱心中的忧虑和烦恼，沉重的负担和悲观的情绪使得他渐渐迷失了自己，他学会了借酒浇愁。就在这种异常艰难的生活状态下，莎莉文家的第三个孩子玛丽也出生了。
1874年，在家庭的重担以及病魔的双重折磨下，安妮的母亲终于耗尽了她的生命，丢下三个孩子以及破败的家庭离开了人世。母亲去世之后，酗酒成性的父亲丢弃了安妮和弟弟妹妹，于是孩子们被亲戚“临时收养”，妹妹玛丽跟着姑妈生活，安妮和弟弟吉米则被“划分”给了父亲的堂兄约翰。
因为饱受眼疾的困扰，安妮的脾气从小就让人无法忍受，母亲在世的时候，她就非常淘气，有一次她因为用火钳夹面包烫到了手，一气之下将全家人的面包都丢到了地上；因为父母照顾年幼的小妹妹而冷落了自己，安妮便在没人的时候把妹妹摔在地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安妮的脾气也越来越坏。
母亲去世后，安妮来到亲戚家，没了父母的关爱和呵护，她变得更加桀骜不驯。母亲去世一年之后，安妮的妹妹玛丽也去世了，这是她第二次失去亲人。不久之后，安妮和弟弟吉米被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德士堡贫民救济院。
这座名义上的救济院其实就是一座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的收容所，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醉鬼、精神病人都是这里的“常客”。与其说这里是一个福利机构，倒不如说这里是美国底层社会阴暗面的“大杂烩”。
来到这里之后仅仅过了3个月，安妮的弟弟小吉米便去世了，这对这个有先天性结核肿瘤的小男孩来说也算得上是一种解脱，但是对安妮来说，除了那个醉鬼父亲之外，她在这个世上已经再也没有别的亲人了。
弟弟去世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关心小安妮的孤独与悲伤，她就像是一株生长在世界角落中的小草，努力地挣扎着活下去，尽管生命中没有阳光和雨露，但是她依旧没有屈服，在黑暗之中她苦守着黎明，在绝望之中她期盼着希望。
2.我的幸福，只能我来做主
吉米去世之后，离开救济院就成了安妮最为迫切的愿望，这时候她的双眼只剩下了一些微弱的光感，走出德士堡救济院的大门对她来说并不算困难，难的是走出这扇大门之后的生活，她没有亲人，没有工作能力，外面没有任何一家工厂愿意雇佣这样一个盲童。所以在大多数人看来，安妮的命运就是在救济院中自生自灭，直到步弟弟的后尘，夭折在这座没有希望的“死城”中。
直到有一天，安妮遇到了她生命的中的第一位导师——巴巴拉神父，他是教会派来主持德士堡救济院女宿舍每个星期六祷告和星期天弥撒的神职人员，尽管教会只交给了他这两项简单的任务，但是这座毫无希望的救济院中逝者的悲惨、生者的苦难还是勾起了巴巴拉神父的怜悯之心。于是，业余时间这位好心的神父经常拜访这里，尽管他没有财力来改善这里的生活和居住条件，但是他的虔诚布道却给救济院里的人们带来了心灵上的慰藉。
那是一个天色阴沉的午后，巴巴拉神父看到安妮独自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她的身上仿佛笼罩着一层迷雾，却掩盖不住安妮脸上的倔强表情。见过太多的人间悲喜的神父知道，那种表情是对希望的执着与渴望。
几个月后，巴巴拉神父已经和安妮成为了朋友，每次神父在主持完了星期天的弥撒之后，都要拍拍安妮的头表示安慰。
那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星期天，神父在弥撒结束后照例拍了拍安妮的头，但是随后他给了安妮一个意想不到的许诺，他说：“安妮，你不应该再待在这儿，我要带你离开。”
神父知道安妮是在患了沙眼之后才盲的，而他正好有一个朋友在马萨诸塞州罗威郡的天主教慈善医院当医生，这个朋友最擅长的便是治疗眼科疾病，因此巴巴拉神父觉得这位朋友可以帮助安妮摆脱疾病的困扰，让这个女孩开始全新的生活。
在巴巴拉神父的帮助下，安妮离开了德士堡救济院，来到了罗威郡。然而在经过了数次手术之后，安妮的视力仍旧不见恢复，最后巴巴拉神父的医生朋友诊断，安妮的病已经无药可治了，她不得不出院。就在这时候巴巴拉神父接到了教会的新任命，他要去远方传教，无奈之下安妮又一次被送回了德士堡救济院。
安妮没有想到，她在黑暗中苦苦等待的光明最终只是一颗划过天边转瞬即逝的流星，回到德士堡，没有人注意她，更没有人关心她，她觉得又重新回到了永不见天日的黑暗牢笼中。但是这次经历也使得她更加坚信一件事——离开救济院，开始新的生活。这一次她意识到了，以后的生活需要自己去争取，而不是等待别人的同情。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3年时间过去了，她几乎全盲，每天只能像一具行尸走肉般生活，但是在她的内心深处，离开救济院开始新生活的念头依然强烈，只是她也不知道新的生活究竟在何方，有时候她自己也开始怀疑，不知这样的梦想是否能够成真。
一天，救济院里一个瞎了眼的老人听说了这里有个一心想要过上新生活的盲姑娘，于是他找到了安妮，对她说：“有件事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告诉你，安妮，也许即使知道了，对你的生活也不会有什么帮助，但是我还是想问你，你听说过一种专门为盲人设立的学校吗？”
安妮听到这句话后感到不可思议，她问道：“你是说像我这样的人也可以进学校学习读书写字吗？”
老人回答：“是的。”
“像我这样连东西都看不到的瞎子，要怎么才能学会读书和写字呢？”安妮虽然心情激动，但仍旧对这件事充满了怀疑。
老人接着回答：“听说他们有一种特殊的书，上面有凸起的字，这样你就能用手指摸着书本学习阅读和写字了。”
这段简短的对话之后，一扇大门在安妮心中轰然打开，如果说在此之前“离开救济院”在安妮心中只是一个简单的想法，那么从此之后这个想法便有了更为具体的实现方法，“离开救济院，去盲校读书”成了安妮的新目标。
但是究竟如何才能去盲校读书呢？巴巴拉神父已经远走他方，身边也没有人能够帮助她，她既看不到东西，又不会写字，想给外面的人写封信都无法做到。在日日夜夜的期盼之中，安妮终于等来了和外界联系的机会。
那是1880年，德士堡的议员们发现这座城市的救济院中，人们的生活条件竟然如此之差，便对州政府进行了极为激烈的批评，因为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州长每个星期只为这座福利院中居住的人提供不足两美元的生活费。不久之后，这件事传遍了德士堡的大街小巷，人们纷纷呼吁成立调查团，调查救济院内的情况。
紧接着，一支调查团组建完毕，成员大多都是当地的一些慈善家，救济院内也得到了调查团要来的消息。安妮听说之后，她意识到这可能是和外界取得联系的最佳时机，多方打听之后，她得知调查团的团长名叫法郎·香邦。
千呼万唤之中，姗姗来迟的调查团终于出现在了德士堡救济院的大门前，调查团的成员们四处查看居住环境，试吃救济院的食物，恶劣的环境和难以下咽的食物让这群慈善家大为咋舌。
就在调查团走遍德士堡救济院的每一个角落的同时，有一个盲眼的小姑娘始终跟在他们身后，由于看不见东西，她只能依靠声音来辨别调查团的方位，这个小姑娘就是安妮，她希望能够得到这群好心人的帮助，但是一天下来，她一直没有勇气开口。
得悉调查团的调查行动已经结束，打算离开救济院的时候，安妮终于意识到他们即将离开，她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与外面的人接触了，于是她不顾一切冲到调查团跟前大呼：“香邦先生，请问哪一位是香邦先生？”
救济院的管理人员想要把安妮拖走，这时候一个声音响起：“小姑娘，我就是法郎·香邦，有什么事吗？”
安妮意识到站在她眼前的这位就是她期盼已久的那个人，她结结巴巴地说：“我是个看不见东西的女孩，但是我想上学，我想进盲人学校，请您帮帮我。”
香邦先生没有回答安妮，而是转身向救济院的管理人员问了一些关于安妮的问题，随后便离开了。
那天晚上安妮是伴着枕边的泪水入睡的，她确信唯一的希望已经化作泡影了。然而几天之后，一辆马车出现在了德士堡救济院的门前，那是香邦先生来接安妮去上学的马车，在了解了安妮的情况之后，他去了一趟波士顿的柏金斯盲人学校，以慈善机构贫寒学生的身份为安妮报名注册，最终安妮·莎莉文得偿所愿离开了救济院，要去盲人学校上学了。
3.用爱心征服不羁的“野性”
理想变成现实，在大多数人眼中都应该是值得高兴的，但是实际情况却并非总是如此，当理想实现的时候，许多人的心里都会多多少少有些失落，那是因为人们梦寐以求的生活往往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完美。
在经过了漫长的期盼之后，安妮的学校生活终于开始了，但是她却发现盲人学校里的生活和她想象中的相去甚远。那一年她14岁，她不会读、不会写，更不用说加减乘除、历史、地理，这些她都要和那些幼童一块儿从头学起。
就这样，安妮在一群还处在牙牙学语阶段的野小子和毛丫头中间开始了她的学习，由于比起班上的其他学生来，已经是个少女的她显得格外高大，同时作为一个盲人多年来没有受到过任何正规的指导，所以做起事来比较笨拙，这使得她与周围的那群孩子格格不入，一些多嘴多舌的小姑娘甚至送了她一个“老安妮”的外号来捉弄这个班上的“异类”。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苦难一直折磨着安妮，她之所以能够坚持到云开雾散的那一天，靠的全都是坚韧不拔的毅力，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她就像是一只随时备战的小公鸡一样。
在学校遭遇了“敌人”之后，安妮回报以强硬的态度，但是安妮不知道，这一次她面对的并非是什么强大的敌人，而只是一群调皮的孩童，她的过激行为使她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安妮总会被无穷无尽的孤独感所包围，枕边的泪痕成了她晚上睡觉时忠实的“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