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乡船歌的诗意启蒙
——金曾豪乡村题材少年小说解读
余雷
金曾豪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行儿童文学创作，至今已发表三百多万字作品，曾连续三次荣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在少年小说和动物小说的创作中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金曾豪的少年小说总体审美风格宁静平和，温情含蓄。着力刻画诗意人格与诗意自然，表现出强烈的地域色彩和独特的美学意义。作品内容有对故园家乡的挚爱、对朴素生命的礼赞、对世道人心的独特解读。承续着多情重意、温柔敦厚的民族精神传统。借助作品，作家完成了自己对社会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探索。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儿童文学创作，作为整个大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具有文学主潮的时代性。大部分儿童文学作品在控诉和反思“****”的时代主潮中，过分注重其政治教育功能。在这样的语境中进行创作，却能保持自己独特的美学风格，与作家的创作生成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创作环境与作家个性
长期生活在某一地区的作家，通常会将他所处的物质生活环境、自然人文景观、风俗人情、历史、时代特点等与自己的经验和感受融合，再经过艺术思维的提炼和升华后，在自己的文字中反映出来。其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会不自觉地浸染上本土鲜明的文化印记。这种印记就是作家的艺术风格。不论作家的生活发生何种转变，但由这种地域文化中生成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和审美观不会发生较大变化。在潜意识中有力地影响和支配着作家的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就是其所生长地域本土文化的代言人。其作品就是对本土文化的艺术性表述和具象化。
金曾豪出生在江南的一个中医世家。从小在离县城二十几里地的一个小镇上生活了近三十年，小镇有秀丽的自然风光，有淳厚的风土人情，有读过女子中学酷爱评弹的姑妈，有土生土长的小伙伴，有重伦理讲仁义温柔敦厚的乡邻……生活的耳濡目染、父母的教诲、所受的教育、邻里乡亲与朋友的交流，都是本土文化的传递。从孩提时代就积淀起来的本土文化影响着他作品的价值取向，对吴越文化具有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规范和制约着他的创作思维，使他承继了崇尚自然、重视意象意境创造的审美观念。刘绍棠曾说：“一个作家走向哪条路，跟他的出身、经历、教养、学识、气质、情趣六个方面有密切关系。我是农村长大的，我的整个伦理道德观念、感情是农村的。”金曾豪来自水乡，评论家金燕玉认为，他的作品有一股“扑面而来的水的气息”。
这种“水的气息”就是一种地域文化，它蕴涵在乡土乡情的朴素中，是一方水土的固定甚至单调的集体习俗，是约定俗成的永恒的世袭风情与生活模式。这一文化中所蕴涵的传统哲学和美学意义，必然使在这文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受到熏陶。然而，地域文化传统虽然决定着作家的价值观、道德观和思维模式。作者的创作个性又决定了其创作的总体走向。
金曾豪自中学开始文学创作，20世纪60年代就有作品发表在《文汇报》等报刊上。十年浩劫，使他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但一直笔耕不辍。建筑队、医院、文化站的工作经历，使他对人生、对社会有了更多的思考和认识。70年代末，“****”结束。当时社会风气混乱，人心浮躁。一切都百废待兴。金曾豪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儿童文学的创作。作家曾这样说：“我开始儿童文学创作是1981年，那时候社会风气不算好，一些青少年的状况使人忧虑。我那时常常触发怀念我儿时的境况。我的少年时代，我们国家初创虽然还不富裕，但党风、民风很好，人们的精神状态是昂扬的、积极的。人与人之间很讲究友爱，生活里充满爱、充满希望。我拿起笔来，想重现那许多美好的东西。”这时恰逢新时期文学文化观念的真正自觉时期，这种自觉是和寻根文学相伴出现的，有专家指出“寻根文学的总体指向是探寻在某一文化制约下，中华民族生存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的外在形式指向过去，深层意蕴则指向现代以至未来，达到重建民族文化、民族性格、重铸民族魂的目的”。也许金曾豪并未完全意识到用现代意识关照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但其创作实践中，文化的承续和反思成为金曾豪少年小说的重要主题，而这种承续和反思又是以个人化的体验和情感的抒发的方式完成的，因而具有了诗意启蒙的意义。
所谓诗意，是20世纪中国美学与诗学中广泛运用的一个术语。并非只是体裁意义上的“诗”所具有的意味，而是对中国几千年古典诗文精神的一种现代重构，也就是按现代需要重构的中国古典审美精神，所谓诗意启蒙，“简单来讲也就是审美的启蒙，即凭借对自然、艺术的审美体验而使蒙昧的心灵乃至整个生存方式获得得解放。”作家沉浸在对故乡自然美景和淳厚民风中，但他的作品不同于“五四”启蒙话语中作家与乡村不对等的关系。“五四”启蒙话语常常将乡村置于强烈的危机感和沉闷压抑的环境中，并成功地让人萌发改造它的欲望。金曾豪却是从平凡的乡村生活中读出了质朴而温婉、平和而深邃的人间情怀。感受到一种宁静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生物的和谐。这种宁静的和谐之美已经植入作家的内心，因而作家不经意的描写和构筑，都具有了诗的韵律。作家用文字塑造着充满诗意（非功利、自然性）的人格和诗意（诗趣、和谐）的自然。
最初创作的《踏雪》和《芦花公公》就反映出这样的诗意人格和诗意自然的审美理想和创作个性。金曾豪坚持的是一种“写现实”的文学理想，作家没有迷失在种种的主义和纷呈的潮流中，而是忠实于内心，服从于内心的召唤。在对江南水波荡漾的风情叙写中，洋溢着充沛的生命活力和人格力量。他希望用一种美好的人性、淳朴的乡情、宁静的意境来打动读者，让他们蒙昧的心灵得到美的启迪。在儿童文学创作大环境还在讨论儿童文学究竟应不应该以教育为主、应不应该为政治服务的时候，金曾豪用自己的作品树立了独特的儿童文学观。
传统文化的承续与反思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金曾豪的少年小说主要以乡村题材为主。代表作为小说集《小巷木屐声》。这部作品集成为其儿童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同时，也是金曾豪所有儿童文学作品的生长点。
对于乡村题材的选择，最初，金曾豪是以一种对美好人际关系、良好社会风气的怀想出发的。但在之后的创作中，作家开始体悟到乡村题材中所蕴涵的诗意。“那时候，生活不像现在，这样的人工和格式化。它和自然靠得更近，劳动和收获直接从自然中攫取，它所受到的制约，因是从自然的状态中生出，就有了一种神秘，成为仪式，因而具有了审美的性质。”王安忆对乡村生活的感叹与金曾豪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在对童年的故乡的回忆中，种种富含诗意的意象，使作家对自然有了更为热切的向往。
所谓风土，指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人情，则是地域习俗或生活方式的呈现形态。地域文化最感性的特征是作品中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金曾豪作品中的景色特征、环境氛围充满了江南温馨、多愁善感的情绪质感的韵味。作家擅长捕捉最具特征的环境质素，浓墨重彩地勾画出江南小镇的文化风情，描绘了一幅幅写意的风俗画。
作为茶馆的桂园，“清清的河水在这里拐弯，和曲尺形的店房抱成一个不小的院子，讨巧极了。院子是青砖竖铺的，向阳处有两棵桂花树，背阴的地上染些苔绿，还有一丛天竺。竺字加个‘人’字就是‘笑’，宅种天竺就有了‘见人就笑’、‘笑脸相迎’的美意。”（《有一个小阁楼》）这里更有满壶的茶香，满桌的乡音和扣人心弦的苏州评弹。这就是乡镇的文化生活。
水乡集镇上有奇特的建筑，茶馆门口“高高敞敞的廊棚，廊棚跨过街去，接住街对面杂货店的瓦檐——这叫过街廊棚”。（《三角形的橄榄串》）这种过街廊棚通常是集镇的政治文化中心。
热闹的鱼鹰捕鱼场面，“淌淌船是极小巧的，一船一人一桨一篙而已，两舷挑出三四根树枝，树枝上蹲着雄赳赳的鱼鹰”。“放鹰人一手划桨，一手舞篙，七八条淌淌船便活灵灵地围拢来。不知谁极富韵致地朗声喊一句‘喂——喂喂！’其他人便一齐响应，同时按一个节拍踩动舱内的一块板，嘭嘭如鼓。那吆喝粗犷极了，那节拍热烈极了，听了觉得肌肉里充满了鲜辣的力量”。在热烈的节拍声里，“鱼鹰下水了，纷纷叼起活蹦乱跳的、泛着白肚子的鱼。有两只鱼鹰合力叼起一条一臂长的白丝鱼，使船上的人愈发兴奋起来”（《河廊下，一条小船》）。
独特的捕鱼方式其实是传统生活方式的再现。“备一盆黄泥糊糊（里头当然掺入了‘秘方’）和一匾子砻康，就可以加工皮蛋了。白妹用左手拿起鸭蛋在左耳边摇摇——听听是否散了黄，戴了布手套的右手抓一团泥糊，捻啊捻啊就裹住了鸭蛋，团团结实；往砻康里一滚，泥团上全沾满了一层砻糠。把这些泥团拿回去搁上一月半月，鸭蛋就变成了松花蛋。”（《三角形的橄榄串》）风味食品也是地域文化的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