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有人请刘文典批评当前的文艺作家，譬如巴金怎样？他追问一下是谁？问的人再说一遍，他思考了一下说：“巴——金，巴——金，没听说过，没听说过。”
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刘文典常常对人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是一个，冯友兰是一个，唐兰算半个，我算半个。”
刘文典上课时，偶然向学生提及在日本跟随老师章太炎学《说文》一事，顺口说了一句“鲁迅也参加学习”，同时伸出小拇指。50年代时，有人揭发他侮辱鲁迅，刘辩解说：“我何尝侮辱他，中国人以拇指比老大，那是表示年龄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鲁迅是我同学中最年轻有为的，我敬佩他是当代才子，所以伸出小指。”对方无话可说。其实，刘文典比鲁迅小了近10岁。
周作人回忆同门刘文典说：“其状貌甚为滑稽，口多微词，凡词连段祺瑞的时候，辄曰：‘我们的老中堂……’”以下便是极不雅驯的话语，牵连到“太夫人”等人的身上去。张中行也谈到刘文典每提及段祺瑞总有不敬之词。
刘文典自叙：“弟近来所发见的，在老大哥面前，说句狂话，实在比石臞（王念孙）、伯申（王引之）贤乔梓的东西坏不了许多，要比起曲园（俞樾）来，竟可说‘好些’呢！”
有一年，刘文典到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会议间歇时，刘在走道里遇到郭沫若，他斜着眼睛看了郭一眼，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便走远了。
云南大学学生李必雨回忆：
1955年9月，云南大学中文系召开迎新会。会议开始后不久，一个瘦小干枯的老人踱着方步走进了会场，手里拿着一把茶壶，嘴里叼着一支“大重九”。正当新生们在窃窃私语，好奇地相互打听这个“怪人”到底是谁时，系主任刘尧民主动站起来向大家介绍：“这位便是刘文典先生。刘先生学术广博，古典文学的造诣尤其渊深，对《庄子》的研究更是独辟蹊径，成就超卓。现在请刘先生给大家讲话！”……
暴风骤雨般的掌声之后，刘文典微笑着站起身，向台下点点头，说道：“我一向不参加这类活动。听说新一届新生的入学成绩不错，我心里高兴，破一次例，来看望看望大家。我不教你们，教的是你们老师的老师。说到《庄子》，不是什么研究的蹊径问题。古今中外的那些‘学者’不论经由什么蹊径，皓首穷经，勉强算是挨近了《庄子》的，寥寥可数。算起来，全世界真正懂《庄子》的人，总共两个半。一个就是庄子自己，中国的《庄子》学研究者加上外国所有的汉学家，唔，或许可以算半个。”
刘文典傲睨平生，他也非全没有自知之明，曾自我反省道：“以己之长，轻人之短，学术上骄傲自大，是我的最大毛病。”
气节
辛亥革命爆发后，刘文典从日本回国到上海，在于右任、邵力子等人主办的《民立报》担任编辑，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二次革命”失败后，报社被查封。宋教仁被刺杀的前一天晚上，刘文典听见有人敲门，甫一开门，来人就开了一枪，射中刘的手臂，来人见找错了人，掉头便跑。刘遂逃到日本，于1914年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任中华革命党党部秘书。袁世凯去世后，刘文典回国，他看到各路军阀混战，饿殍遍野，很是失望，愤而远离政治，决定专心致力于学问研究。于是，他由陈独秀介绍到北大任教。
刘师培是刘文典的业师，刘文典十分钦佩老师的学问。刘师培背叛革命投靠清廷，后又拥护袁世凯称帝，刘文典从此便很少与之往来，言谈中也鲜少提及刘师培。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学界不分派别，积极营救，联名上书要求释放陈独秀。刘文典积极响应，并动员安徽旅京同乡会的各界知名人士（包括省长）一起进行积极营救。罗章龙在《红楼感旧录》中记载：“陈先生虽然出了狱，但随时还有再次被捕的危险，他不得不在刘文典先生家中隐藏下来。”
刘文典在安徽大学任校长时，某日，国民党安徽省党部通知刘文典说安大预科学生王某是共产党员，要刘文典对其严加监视。因“证据确凿”，刘遂令校警搜查了王的宿舍，果真搜出了“秘密文件”。刘立即让安大传达室的王裕祥送王某离开学校。这天夜里，国民党的便衣特务前来搜捕王某，扑了个空，质问学校，刘向当局推诿，最后不了了之。
刘文典的次子刘平章回忆说，刘文典与******发生冲突被迫离开了安徽大学后，陈立夫和蔡元培上书******力荐赋闲的刘文典担任教育部部长，但刘文典断然回绝了两人的好意。在后来给刘平章的一封信中，刘文典告诉儿子拒绝的理由：“只有终身之教授而无终身之部长，我决定北上到北大去教书。”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北平爱国青年学生因为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卧轨请愿。刘文典积极支持当时正在辅仁大学读书的长子刘成章参加请愿活动。刘成章因体质羸弱，卧轨时受了风寒，请愿归来后不幸患病亡故。
刘成章去世后，刘文典十分悲恸，更增添了他对日本人的痛恨。《教授印象记》中记载：“然尚有一事更可以使我们对于刘先生表示极大的敬意的，就是刘先生爱国心的热烈，真是校内无二人！去年长城战事闹得极凶的时节，刘先生每次上国文班，必花一部分的时间，哭丧着脸向我们伸说国势的阽危，并且告诉我们赶快起来研究日本。”
刘文典不仅号召别人研究日本，自己也全力以赴翻译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氏的《告日本国民书》，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国人更多地了解日本这个民族。据一位学生回忆：“刘先生那时正着手翻译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氏的《告日本国民书》。有一天上国文时精神萎靡得连说话都几乎没有声音，说是因为昨晚译书到夜里三时才休息。我当时听了刘先生的话，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
因刘文典大骂******，一向反对******的粤系军阀陈济棠曾多次函请刘赴粤共谋大业，并汇来重金相请。刘婉言拒绝，将巨款退回，叹道：“正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当前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卢沟桥事变后，刘文典未能及时离开北平，日军得知他曾留学日本多年，精通日语，多次利诱，劝他继续到北大任教。日本人还请了刘的好友知交来当说客，其中就有周作人。但刘文典说“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认定“气节不可污”，坚辞不就。
见劝说无效，日本人便采取强硬手段，两次派宪兵抄了刘文典的家，将于右任、胡適、陈独秀、邵力子等人写给刘的信函都抄走了。刘与夫人张秋华安坐在椅子上，“身穿袈裟，昂首抽烟，怒目而视，以示抗议”。日本人问他话，刘文典不置一词，翻译官责问他为什么对太君的问话一言不答，他怒道：“我以发夷声为耻！”
刘文典的四弟刘管廷本与他同居一寓，北平沦陷后，刘管廷下水，到冀东日伪政府当差。刘文典得知后极为愤怒，以生病为由“不与管廷同餐”，后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拒绝与其同住，逐其迁居。
1937年年底，在友人的帮助下，刘文典辗转千里，取道天津从海路到香港、越南，一路上，他心中反复默念着文天祥的诗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1938年5月22日，他抵达云南蒙自与西南联大会合时，禁不住泪流满面，他对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戏言：“只剩这一身衣裳了！”后来，他在给梅贻琦信中说：“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
据吴晓玲回忆，他比刘文典晚到昆明，刘见到他便打听周作人消息。吴说周以“家中还有老小”为托词未出来，刘文典气愤地说：“连我这个吸鸦片的‘二云居士’都来了，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哇！”
到联大后，刘文典给夫人张秋华写信道：“岂有文章千载事，更无消息几时归？”几个月后，张秋华和次子刘平章，带着刘文典的四大箱珍贵书籍、资料，经香港辗转到云南。到香港后，因书籍资料实在无法携带，便寄存在香港，后不幸被日本人掠走。刘文典在课堂上沉痛地说，我的私人书籍都已丢失，资料没有了，我就把脑子里的东西给你们吧！
刘文典不仅有气节，更有器识。1942年，刘文典作《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不知道》一文，坚信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日本战败后，刘文典又作《日本败后我们该怎么对待他》一文，主张从大处远处着想，“不能逞一朝之忿，快一时之意”，宽大对待日本，对日本不索赔款、不要求割地，“但是有一点却不可不据理力争，就是琉球这个小小的岛屿必然要归中国。这件事万不可放松，我希望政府和国民都要一致的坚决主张。务必要连最初丧失的琉球也都收回来”。
奇貌
学生曾描述在清华任教时的刘文典说：“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
傅来苏回忆老师刘文典：“先生身材不高，晚年体弱瘦削，虽为一级教授，日常均身着青布长衫，脚着布面圆口鞋，不修边幅，却飘逸自如，不失学者风度。上课时则用一块蓝布包着讲义或教材，夹在腋下，慢慢走进会泽院，走入教室……入冬天寒，先生衣着亦无大变化，只是在长布衫下增加一件棉袍或皮袍，从未见过华丽大衣之类的装束。外出或应酬时，服饰亦然，但举手投足中，一派中国儒学传统大师神采。……先生读书或与朋友学生交谈时，喜抽香烟，爱喝清茶。我们去看望或有所请教时，他总是打开烟盒，递给我们一支烟，而后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着，此时谈风甚健，说古论今，厚积薄发，虽体虚气弱，常常手之舞之，神采飞扬。”
张中行回忆刘文典：“三十年代初，他在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在北京大学兼课，讲六朝文，我听过一年……他偏于消瘦，面黑，一点没有出头露角的神气。上课坐着，讲书，眼很少睁大，总像是沉思，自言自语。”
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回忆老师刘文典道：“我听说刘文典是清朝末年同盟会的，和孙中山一起在日本搞过革命，非常老资格，而且完全是旧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一身破长衫上油迹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样子……”
在西南联大讲《文选》时，刘文典每次上课前，让校役提一壶茶，带上一根两尺多长的竹制的旱烟袋。每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下课铃响了也不理会。有时候下午上课，他一口气讲到5点多。学生说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有人考证刘文典吸烟的习惯。认为他的学生回忆他边吸旱烟边讲课的细节有误，刘文典抽的应是烟卷，不是烟袋，也不是烟斗。刘文典的照片拍的就是其手夹香烟的样子。
刘文典嗜吸鸦片，上课时烟瘾上来便狂吸香烟解烟瘾，由于他边吸边讲，所以发音有时含混不清，上“《文选》选读”课时，有时只能听到他嗫嚅而言：“这文章好，这文章妙！”
文中子在《刘文典：“半个教授”》中这样描述刘文典：“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慢移莲步。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
任继愈也回忆老师刘文典：“刘先生不修边幅，头发散乱，一件长衫总是皱皱巴巴。他为人直率、纯真，具有庄子的洒脱。有一次雨中，刘先生一个人打着伞慢慢走着，长衫后襟湿透，鞋子沾满泥水。同学黄钺指点说，刘先生像庄子‘曳尾于涂中’。”
刘文典的次子刘平章回忆说，父亲在他的印象中总是一身长衫。除了在早年的一张照片中身着西服外，在以后的日子里，即使赴京参加政协会议，他也从未改换衣装。刘文典的头发很多，有一次剪短了以后，他就随便“抹一抹”，从此也不再费心梳理，所以他留下来的尤其是晚年时期的照片中头发都是凌乱不堪、微微上指的样子。
教学
罗家伦任清华校长后，一心想聘请刘文典来清华任专职教授，但北大拒不放人，几经磋商，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刘到清华执教，但仍兼任北大教授，两全其美。由此可见刘文典当年炙手可热的程度。
一次，刘文典上课时，有一位学生站起来说：“先生能不能再大声点，后面的听不见！”刘问：“今天到了多少人？”答曰：“30多人。”刘说：“我上课，教室里从来不许超过30人！今天不讲了。”说完拔腿起身，拂袖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