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1886-1935），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省蕲春县人。国学大师，语言文字学家。
关键词：
狂戾、伐异、趣闻、嗜欲、风雅、婚姻、圣童、师徒、治学、传道、固守、大节、孝道、绝命、赞誉
狂戾
黄侃之父黄云鹄于光绪庚子后，任四川盐茶道，黄侃随侍入川，时仅九岁。一日，有人携来蕲春绿毛龟一只，文案蔡某批示黄侃，戏之曰：“此公子同乡也（按：黄侃为湖北蕲春人）。”黄侃曰：“是非我同乡，乃公同族也。”黄侃不解，季刚曰：“公检《论语》‘臧文仲居蔡’一节观之，当知。”原来，此节注有“蔡，大龟也”。
黄侃年少时，拜访文坛领袖王闿运，王对黄的诗文激赏有加，夸赞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盹犬啊！”黄侃听罢，立刻狂性发作，毫不客气地说：“您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您的儿子。”
黄侃参加县试，一场考完后，他在考场中闲逛，见有人架起锅烹煮鸭子，气不打一处来，便在一旁默不作声。等鸭子煮熟了，黄侃上前一脚将锅踹翻。煮鸭子的考生气急，动手要打黄侃，黄亦不示弱，说道：“不管你怎么样，今天你这鸭子反正是吃不成了。”考生无奈，只好作罢。
陈独秀在日本时，曾到东京民报社章太炎寓所拜访章，章命弟子钱玄同和黄侃到隔壁回避。陈、章二人闲谈，谈及清代汉学的发达，陈独秀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江苏、安徽，颇以自己为皖人而自豪。后来话题转到了湖北，陈独秀说湖北没有出什么大学者，章太炎亦附和。此时，只听隔壁屋子里的黄侃大声反诘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陈独秀闻听此言，扫兴而去。
许金城在《民国野史》中记载：“（黄）季刚一身傲骨，满腹牢骚。他睥睨学术界二三十年，目空一切！……我记得马寅初博士有一次也来看他，谈到《说文》，他一概置之不理，再问，他便不客气地说：‘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
黄侃与号称“两足书橱”的陈汉章同为北大国学教授。一次，二人胼手胝足地凑在一起讨论学问，然而“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决”。据说，当时黄侃与陈汉章的辩论相持不下，黄侃便拿起一根手杖塞给陈，自己则执了一把短刃跳出门外，招手让陈汉章到外面去决斗。后来在同仁们的劝说下，黄侃才作罢。不过，黄、陈后在中央大学再为同事，二人又“善遇焉”。黄侃为陈的《史通补释》作序，在序中称陈为“魁儒”，是刘师培之外又一博学之人，自称“门下士”。后陈汉章患病，旁无童仆，汤水极不便。黄侃怜之，买了两瓶橘汁，让侄子黄焯送去。陈汉章辞职回乡时，黄侃准备送他一张床、一个菜罩，但因不知其门牌号，而没有送到，黄侃很是怅然。
北大学生毕业时，按惯例要制作精美学谱（按：同学录）。学谱的印刷费用很高，通常都由教授捐助资金。但黄侃对此不以为然，他既不照相，也不捐钱。学谱印出后，学校送他一册，留作纪念。黄侃拿到册子便将它丢入河中，愤然骂道：“一帮蠢货，请饮臭水！”
在中央大学时，黄侃听人说起“汪黄”，便怒气冲冲地找到同门汪东说：“外面的人称中大学者必称‘汪黄’，我比你年长，为何你要置于我上！”汪东莫名其妙。旁边有人笑道：“你们都误会了，‘汪黄’不是什么好名字，当朝政府里另有‘汪黄’，与你二人无关。”原来，当时正值对日和谈，国民政府的代表是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和外交部部长黄郛，时人对二人颇为不耻，将他们称为“汪黄”，是将二人比作南宋时对金称臣的汪伯彦、黄潜善（史称“汪黄”）。黄侃听罢这才怒气顿消。
在中大，黄侃常与同事胡小石切磋学问。胡在中大教授甲骨文课程，曾以甲骨文纠正汉儒许氏《说文解字》之非。但黄侃认为甲骨为后人伪造，不可信。两人争得面红耳赤，甚而击碎玻璃板。但辩论结束，二人友谊，又“固如初也”。
中大学生常任侠曾拜在黄侃门下，后留在中大任教。每年春节，常任侠必去黄侃家中叩首致敬，平日亦常去问学。一次，常备课时，不知《秋蟪吟馆诗抄》中《兰陵女儿行》句“天吴紫凤贴地满”何解，便去问黄，黄侃以为常有意考他，竟不回答，怒向中文系主任汪东道：“常生不驯，可以开除。”汪答：“常生已经毕业，留在本校教书，已经无法开除。”黄只好作罢。常任侠知黄脾气，日后亦常去请益，而黄侃待之如常。
黄侃对同时代的文人学者，少有赞许，康有为、梁启超、胡適、皮锡瑞等人是他在课堂上嘲骂的对象。他对学生说：“我骂他们，是看得起他们，否则就不必费唇舌了。”又对学生说：“我骂他们可以，你们还不够资格骂哩。”但他却并不因骂他们就将他们贬得一无是处，他将皮锡瑞的《经学历史》用作教材，常常在课堂上逐条进行批评，但又常掩卷歌唱，唱罢叹道：“皮锡瑞的文章真好！”又说康有为十七日著成《广艺舟双楫》，真算得是才子。
下雨天，黄侃穿着钉鞋到学校上课。上完课后，天晴了，黄侃便换下钉鞋，用报纸包上，挟着走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见他土里土气，带一包东西，便上前盘问，要检查纸包。黄侃二话不说，放下纸包便走，之后几天一直未去上课。系主任见黄连续几天未到校，便登门探望，询问其故，黄闭口不答，系主任不知所以然，赶快告诉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是可忍，孰不可忍？”校长再三道歉，后又托人前去劝说，也无济于事。黄侃遂离开中央大学。
又一说，黄侃离职中央大学全因傅斯年。校长朱家骅要请傅斯年做中大文学院院长，黄侃闻讯后，勃然大怒，说师道沦亡，一定要离开中大。黄侃写信给他的学生们说：“……但既已恳辞于前，又复勉留于后，直视去就如儿戏，诸生何取焉？‘慎尔忧游，勉尔遁思’，诸生爱我，当为我咏也。”
黄侃自视极高，曾自负地说：“余观书之捷，不让先师刘君（刘师培）。”
一次，黄侃到柳诒徵家中拜访柳，回家后，黄侃在日记中写道：“此君亦谈音韵，可哂也。”又一次黄侃与胡小石、王伯沆、汪辟疆作诗钟，其中分别嵌有“的”、“话”二字，用以嘲讽柳诒徵，因为柳是镇江人，发言时，动辄以“的话”二字作助词。而柳氏后人回忆柳诒徵也曾说：“黄侃好骂人。”
1926年，武昌高等师范改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黄侃任代理校长，因喜欢骂人，作风霸道，教育部便正式委派石瑛担任该校校长。到任第一天的校务会，石瑛踌躇半天才开口道：“听说黄季刚先生治校方面比较****……”话音未落，黄侃便起身说：“听说石瑛的姆妈偷和尚。”石瑛质问他为何如此无理，黄朗声答：“我听说的。”
黄侃称呼校长石瑛为“阁下”，石瑛对黄侃说不能用这样腐败的口吻称呼他。黄侃反问道：“称你为王八蛋，成吗？”
事实上，黄侃对石瑛也颇为忌惮。石身材魁梧，孔武有力，发起脾气来，不惜动粗，黄侃曾自我解嘲说：“碰着石蘅青（石瑛字蘅青），就像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石瑛对黄侃讲课只凭高兴，不用大纲也不写讲稿的教学作风，很不以为然。有一次，石瑛严肃地规劝黄说：“季刚，你读了一肚子好书，为什么不好好用以济世呢？还发什么狂呢？”黄唯唯称是。有人曾问黄侃：“为何转了性？”黄毫不隐讳地说：“打不过人家，有什么办法呢？”
黄侃在武昌大学讲课，作风散漫。一次，武昌师大学生集会，邀请黄侃到场答复。学生的用心，是打算用群众的声势给黄难堪。这种场合，一般人是不敢去的，但黄按时大摇大摆而来。会场本是汹汹嘈杂的声势，反而肃静无哗。黄侃上台后，逞其雄辩天才，放言无碍，结果本是为了执经问难的学生群众，个个落得哑口无言，纷纷作鸟兽散了。
在中大时，黄侃被称为“三不来教授”，因为他和校方约定，每遇刮风、下雨、降雪，他便不到校上课。故每逢天欲雨未雨、欲雪未雪时，学生们便猜测黄侃今天会不会来上课，有人常戏言“今天天气黄不到”，往往是戏言成真。
而武酉山回忆黄侃的“三不到”为刮风不到，下雨不到，不高兴不到。天气变化，学生能知，但“不高兴”，则令人莫测。有时黄侃在家骂人，或受着某事的刺激，便迟迟不来上课。学生久等不来，就各自散去，等他来时，见班中只余两三人，也照讲不误。
有一次，黄侃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黄的骈文作不如李审言，经学赶不上皮锡瑞，何必自负。黄收阅后大发雷霆，疑是班上的学生所写，于是在课堂上持续大骂十日，无人应答。黄侃自知骂错了对象，便向全班学生道歉。
20世纪30代，曲学家吴梅在中大讲授元曲。当时，元曲被传统学问家视为“小道末技”，黄侃对此也非常不满。一次，黄侃讲完课，发现吴梅坐在教授专用沙发上休息，怒而问道：“你凭什么坐在这里？”吴梅理直气壮地答道：“我凭元曲。”
吴梅与黄侃一度私交甚厚。某日，黄侃邀请吴梅赴蟹宴。两人酒足饭饱之际，谈起学问，吴梅激辩自己讲得正确，黄则坚持吴说得大谬。黄侃借着酒性，一个巴掌打将过去，吴梅也不甘示弱，立即还手。两人转而跳出座位，拟角斗，被人拉开。此后两人失和，吴梅甚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彼去我留，彼不去我从此逝矣。”
袁鸿寿在《吴瞿安（吴梅）先生二三事》中说：“一九三四到抗日战争这几年，瞿安先生为什么如此痛苦、如此颓废呢？据我所知，有三种压力伤了他的心。……最使他伤心的事是到了南京，黄季刚先生曾讥讽曲学为小道，甚至耻与擅词曲的人同在中文系为教授，从谩骂发展到动武。排课的人只得把吴的课排在一三五，黄的课排在二四六，使他们彼此不相见面。”
某次，一达官宴客，座中亦有黄侃。席前，大家虚上座以待，一留洋归国的青年翩翩迟来，并不谦让，径坐首座，同座多有不平，黄侃亦然。席间，青年夸耀说，适自某达官家来，又某达官邀宴，尚无暇前往。黄侃啐道：“你这人真没学问！”青年即说自己留学某国某国，共有五六年之久，何以说他没有学问？黄侃起身道：“鄙人留学中国，四十余年，尚谈不到学问，你五六年之久，算得什么呢！”说话间，打了该青年一记耳光，青年欲还手，众人早将他拉扯出去了。
1927年，黄侃到暨南大学任教。一日，他在教室门口遇到在暨大任教务长的学生黄建中。黄建中向老师问候，黄侃问他：“你教什么课？”黄建中回答：“哲学。”黄侃大声道：“我问你，你自己懂不懂？不要胡吹乱说。”黄建中愕然良久。
暨南大学教授人人都须佩戴一枚徽章，以资门警识别。黄侃到暨大任教后，不肯佩戴，刚入校门，校警看到他胸前没戴校徽，以为他是闲人白撞，便阻止入内。黄说：“我是黄侃，只有你不认识我！”门警却不通融，说：“你既是教授，应该有一枚校章的！”黄悻悻然地说：“我硬是不挂那种东西，你不给我进去，我就不进去！”说完掉头便走。幸有学生看见，关照校警，才冰释误会。但黄侃自始至终不肯佩戴校徽，成为暨大唯一不佩校徽进出校门的教授。
有一次，上课铃已响，黄侃仍安坐教员休息室。学生们等了一会儿，未见黄侃来上课，便向学校教务处报告。教务处职员赶紧去提醒黄侃上课时间到了，孰料黄侃两眼望天，冷冷说道：“时间到了哦，钱还没有到呢。”原来，学校没有及时给老师们发薪水，黄侃拒绝上课表示不满。教务处赶快替他领来薪水，他这才去教室上课。
黄侃傲睨万物，一次与佛学大师欧阳竟无谈佛法，两人争辩“离尘即心，转识为智”，黄侃无名火动，拍案而起，拂袖而去。回家后，恰逢有人请他写对联，他挥笔写下：“乃有芜青，唐突人葠（按：葠同参）。”并注云：“某夕出与欧阳先生论学不合，愤而书此。”
日本留学生吉川幸次郎说黄侃性格、脾气极其傲慢，当他想到南京拜访黄侃，请黄的同门、时在北京的马幼渔、吴承仕给他开一封介绍信时，他们都未同意。吉川在中国留学，听过北京许多学者的课，但黄侃却对他说：“那么无聊的课，你竟听了这么长时间！”黄侃还说：“现在的学者是凌虐古人，欺骗今人。”
黄侃曾在私立中华大学任教。在该校，黄侃只拿干薪，从不赴校讲课。时间长了，学生们找到校长陈时责问：“学校课表上列了黄季刚先生的课，为什么这年把时间了，我们连他的人影都没有见到？是不是学校没有把钱给他？如果学校没有把钱给他，那要退我们的学费，因为就是因为有鼎鼎有名的黄季刚先生给我们授课，我们才交这么多的学费的。”陈时直喊冤枉，解释道：“我每个月是几百块现洋给他，哪没给钱呢？”无奈之下，陈时登门请求黄侃去给学生上几堂课。黄侃到了课堂上，开口便骂：“你们是何等动物？非要我来上课？你们出去只管甩我的牌子，就说是我的学生，还怕没得饭吃？看哪个不派你事做？”这成为他在中华大学唯一的一次授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