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艾天轶成为陈寅恪的研究生，这年春节，艾一大早便去老师家中拜年，他到时，已经有两位同学先他而至，正欲行礼。见他到来，三人排成一排，向老师三鞠躬。陈寅恪既不还礼，也不阻拦，师母唐筼亦如此。礼毕，唐筼端给每人一碗白糖糯米粥，中间有两三颗小红枣，并嘱咐他们一定要将红枣吃掉，以示吉利。艾颇觉新鲜，唐筼告诉他这是陈家的老习惯。
晚年，陈寅恪撰《柳如是别传》时，曾提及少年时在南昌住居期间，偶随父亲陈三立夜逛书肆，购得有钱谦益序文之《吴梅村集》，陈读之竟至入迷，经年不忘。抗战期间，陈寅恪在昆明得常熟白茆钱宅红豆一粒，晚年重萌相思，故致力于钱谦益与柳如是关系研究，并写出85万言的《柳如是别传》。
陈寅恪治《柳如是别传》，视柳如是为隔代知己，尤爱柳的《金明馆咏寒柳词》，为书斋命名“金明馆”和“寒柳堂”。《柳如是别传》遭到不少学人讥嘲。陈不以为意，对吴宓说：“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籍已察出当时夷夏之防与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也。”
风采
学生劳榦回忆陈寅恪：“寅恪先生身材瘦削，并且也不高大；加上了具有神采的双目和高耸的鼻子，的确有些像‘甘地型’的人物。清华园内有趣的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陈寅恪先生了……你们将看见一位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皮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一顶两耳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穿着棉裤，足上登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皮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行而来，这就是陈寅恪先生了。”
一天，陈寅恪在清华园便服乘凉，一位新生看到后，告诉其同学说：“我今天看到一个人真像甘地。”陈听闻，亦为之莞尔。
陈封雄回忆六叔陈寅恪：抗日战争以前，陈寅恪是北平清华大学中文系与历史系合聘教授。当时有些学生背地里称他为“怪教授”。他之所以被认为“怪”，是因为学生知道他曾留学欧美十多年，学识渊博，而他的装束却一身“土”气，没有半点洋味：夏季一袭长衫、布裤、布鞋，冬季则一顶“三块瓦”皮帽、长围巾、棉袍再加黑面羊皮马褂、棉裤扎腿带、一双厚棉鞋口戴上近视眼镜，完全是一副只知“子曰”、“诗云”的老学究模样。他的住所离教室有很长一段路，每次去上课，他把要用的书籍讲义用一块方布包好挟在腋下，低头而行。因为是近视眼，所以只顾走路，不和别人打招呼。
学生许世瑛回忆课堂上的陈寅恪先生：“北方的冬天酷寒，寅恪师不喜欢穿大衣，他总是在棉袍外再穿上一件皮袍子，有时候还在皮袍子外加上一件皮马褂，讲课时讲得兴奋而感到有些燥热，先脱去皮马褂，有时候更脱去皮袍子，等到下课又一件一件穿了上去。”
许世瑛还忆及：“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用一块黄布包了许多那堂课所要用的参考书，而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了那些参考书，他很吃力地把那些书抱进教室，绝对不假手助教替他抱进来。下课时，同学们想替他抱进教员休息室，他也不肯。每逢讲课讲到要引证的时候，他就打开带来的参考书把资料抄在黑板上，写满一黑板，擦掉后再写。”
学生罗香林回忆说：“陈师每次上课，必携带要引用的书籍多种，以黄布包裹，拿到课室，放在讲台。遇须引证的重要文句，亦必写在黑板。陈师夏秋季常穿蓝布长衫，冬春季常穿长袍马褂。来校，常挟黄布书包，进入课室，就提出要讲的专题，逐层阐释，讲至入神的地方，往往闭目而谈，至下课铃响，还在讲解不停，真是诲语谆谆，从无倦容。”
燃灯
蓝文徵曾对学生说：“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哪是德文，哪是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吴宓、朱自清都常来听讲。他的书房中各国各类书都有，处处是书，我们进去要先搬搬挪挪才能坐下。”
陈寅恪在清华给研究生讲佛学校勘时说，唐人译佛经采用音译，出了许多错误。他举例说，王维字摩诘，“维”在梵文中是降伏之意，“魔诘”则是恶魔，那么王维便是名降伏，字恶魔了。学生们哄堂大笑。
陈寅恪声名远播，远在城内的北大学生和年轻教员，也成群结队，穿越西直门，到离城几十里的西北郊外清华园“偷听”陈寅恪讲课。前往听课的师生曾几次遇到过拦路劫财的强盗，多亏每次都靠人多势众，手里又各自拎着木棍铁器等防身家伙，对方不敢轻举妄动。即使如此，北大师生也愿冒险出城，亲自聆听陈寅恪上课时那如同天幕传来的梵音绝唱。
周一良就读燕京研究院时，常听同学俞大纲（陈寅恪表弟）盛赞陈寅恪学问既博且精，于魏晋隋唐史学方面的造诣尤深，遂前去旁听。他晚年回忆说：“第一堂课讲石勒，提出他可能出自昭武九姓的石国，以及有关各问题，旁征博引，论证紧凑，环环相扣。我闻所未闻，犹如眼前放一异彩，深深为之所吸引。”当时和周一良一起去听课的，还有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余逊、劳榦，几个人都喜好京剧，每次听完陈讲课后，三人便赞叹说，犹如看了一场著名武生杨小楼的拿手好戏，感到异常过瘾。
周一良又提及：“陈先生讲课之所以使我们这些外校的学生特别倾服，应有其原因……陈先生谈问题总讲出个道理来，亦即不仅细致周密地考证出某事之‘然’，而且常常讲出其‘所以然’，听起来就有深度，说服力更强。”“陈先生善于因小见大，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面虽没有写出像《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那样综观全局、建立框架的论著，但除经济方面而外许多重要方面的大问题都接触到了”。
金克木曾在北大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有一次，一位身着旧长衫、神气落拓的老先生，挟着布包来借书。管古籍的人觉得这位先生不在北大教书，借的又是珍本善本，怕借出去后收不回来，便以馆长换人无权出借为由拒绝了他的要求。老先生走后，金克木默写出了这位先生提供的借书单，日后有了空隙便按此书单翻阅书籍，进行学习。多年后他回忆说：“我真感谢这位我久仰大名的教授。他不远几十里从城外来，用一张书单给我上了一次无言的课。”金克木并没有透露这位先生的名字，很多人认为，这位先生即是陈寅恪。
陈寅恪讲课时总是端坐而讲，所论者皆关宏旨，绝无赘语；态度严肃，从不哗众取宠；认真负责，极少旷课，有学生听他讲课四年，从未见他请假。他讲课虽多平铺直叙，但听课者并不觉枯燥。
许世瑛回忆：“寅恪师身体一向衰弱，学校当局特别尊敬他，他的课永远排在上午二、三两节（九时至十一时），所以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才有资格去选修，一、二年级必修课程多，而那些功课所排的时间不是第一、二节，就是三、四节，因而根本无法选寅恪师的课。……寅恪师学同渊博而精湛，有许多的教授也经常来旁听，清华园中的人凡有疑难不能解的问题（属于文学和史学的）都向他请教，他一定会给质疑的人一个满意的答复，所以大家都奉他为‘活字典’、‘活辞书’。……他讲课都是讲他的心得和卓见，所以同一门功课可以听上好几次，因为内容并不全同。他最令同学们敬佩的，就是利用一般人都能看到的材料，讲出新奇而不怪异的见解。大家听完以后都会有‘我们怎么竟想不出’的感觉。”
梁嘉彬回忆：“寅师授课，恒闭目而思，端坐而讲，奋笔（粉笔）而书，所举史料详记卷数页数，反复论证，数满黑板，所论者皆关宏旨，绝无游词，每堂皆自立己说，非好奇立异，目的实只在求真，对同学发生强烈启发作用。弟又曾笑语同学曰：‘寅师一堂所授，真是令人耳不及听目不暇给。’”梁嘉彬日后教学数十年，也效仿老师，“闭目始能讲出，睁目则心不贯注，口反迟钝”。
罗香林回忆陈寅恪的教学方法时说：“陈师讲学，注意自然启发，注重新的发现。他认为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办法。但作论文，他要求新资料和新见解，否则并无益处。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各同学听讲及研究后，细细地想，到了学期结束，对教师每位提出一二问题；自然，教师也是不能包懂的，但对学生能否提出适当的问题，也可以知道学生是否曾用过工夫。”“陈师对学生的爱护，真是无微不至，不但在学术上的个别引导，使学生个个都走向专门研究，能渐渐有新的发现的境地，就是对学生的日常生活，乃至于毕业后的就业情形，也非常关心。”
陈寅恪上课，从不点名，亦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他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季羡林的《回忆陈寅恪先生》中写道：“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我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学生卞慧新回忆：“30年代中，不佞曾在清华听过陈先生讲课。有一次，在讲到当时流行学说时，先生笑着说：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两派学说，其实《孟子》中‘食色性也’四个字已足概括了。不佞体会，先生既轻视又肯定两派之说，只是认为两派各得真理之半，没有必要过分张皇强调。”
陈寅恪曾在北大兼课，谢兴尧回忆：“陈先生身体很弱，高度近视，秋风一起，便穿着厚重的大马褂，坐着讲书，有时反手在黑板上写几个字。开课时听讲的约三四十人，满满哨一小屋人，逐渐慢慢地消失，到最后只剩六七个人。其原因，一是他讲话声音很低，后面的人听不见。二是他说话似江西口音，有些人听不懂。三是他所讲的问题窄而深，如所讲大夏、大月氏及突厥、吐鲁番等，广征博引，听起来好像杂乱无章，实则是围绕一个主题，寻根究底，不细心耐心听，是不能理会的。他在清华大学，梁启超先生讲某一问题时，常对学生说你们去问陈先生，可见学者们对他的推重。”
在《陈门问学丛稿·前言》中王永兴写道：“1937年11月，我在长沙临时大学听陈寅恪先生讲魏晋南北朝史。这是我从寅恪先生受业的开始，也是我学术生命的开始。当时，我对寅恪先生之学完全不懂，但他的讲课却深深地吸引了我。同时听课的友人徐高阮也与我同感。课后，我们立即向教务长潘光旦先生提出：我从中文系、高阮从哲学系转到历史系。
在西南联大时，每次上课，陈寅恪须步行一里多路到学校。他仍像在清华园时一样，每次上课都是用一块花布或黑布，包着一大包书向教室匆匆走来，到达教室时总是满头大汗。王永兴等几个学生不忍见先生如此辛苦，几次提议去接他，帮他拿书，他都拒绝了。陈寅恪讲课时，总是写了满满的两黑板材料，然后坐下来闭着眼睛讲。学生们又几次建议由他们来帮着板书，陈都不同意，但是他同意学生们帮他擦擦黑板。王永兴感慨道：“这似乎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个教师的严肃态度。”
王永兴感叹道：“我们经常看见他老人家抱着用黑布包袱包着的一大包书，沉重而缓慢地走在昆华路上。为什么要带这么多的书呢？寅恪先生讲课时要引证很多史料，他把每一条史料一字不略地写在黑板上，总是写满了整个黑板，然后坐下来，按照史料分析讲解。他告诫我们，有一分史料讲一分话，没有史料就不能讲，不能空说。他以身作则，总是在提出充分史料之后，才能讲课，这已是他的多年习惯。当时，寅恪先生多病体弱，眼疾已相当严重，写完黑板时常常汗水满面，疲劳地坐下来闭目讲解。他的高度责任感，他的严谨求实精神，他为了教育学生不惜付出宝贵生命力的高尚行为，深深感动并教育了我们。”
学生程靖宇回忆陈寅恪：“先生体弱多病，盛夏衣棉，在昆明时，四季如春，每至讲堂，必深闭门窗以防风，然从不轻易请假缺课。每岁讲演必不与旧岁者重复，盖先生每年必出其研究之新心得以授诸生。先生尝云，若干年讲同样的，印而刊之可也，又何必上课哉。”
学生宗良圯回忆说：“陈先生上课一丝不苟，多数时候先抄了满满两黑板资料，然后再闭上眼睛讲。他讲课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某日，第一只脚甫踏入门，距离黑板尚远，陈师即开始讲述，谓上次讲的……随即走近桌旁，放置包书之包袱，就座于面对黑板、背朝学生之扶手椅上。讲述久之，似发觉座位方向不对，始站起身搬转坐椅，面对生徒，而做微笑状。有时瞑目闭眼而谈，滔滔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