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质
梁启超一生，时人常批评其多变，甚至有人讥其投机。梁也承认自己本性“流质易变”，但绝非如别人所说的投机政治。1903年，梁在《政治学大家伯论知理之学说》一文中说：“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
一次，楚中元问梁启超：“梁先生过去保皇，后来又拥护共和，前头拥袁，以后又反对他。一般人都以为先生前后矛盾，同学们也有怀疑，不知先生对此有何解释？”梁沉吟了一会儿，然后以带笑的口吻说：“这些话不仅别人批评我，我也批评我自己。我自己常说：’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政治上如此，学问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决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靡的投机者。……我为什么和南海先生分开？为什么与孙中山合作又对立？为什么拥袁又反袁？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梁启超的朋友孙宝瑄是这么认识梁启超的多变的：“盖天下有反覆之小人，亦有反覆之君子。人但知不反覆不足以为小人，庸知不反覆亦不足以为君子。盖小人之反覆也，因风气势利之所归，以为变动；君子之反覆也，因学识之层累叠进，以为变动。其反覆同，其所以反覆者不同。”
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一文中对梁启超的“善变”表示了深深的理解：“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坚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贡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明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
康梁
梁启超17岁中举，为主考官所赏识，称之为“国士无双”，并将堂妹许配给梁，可谓少年得志。梁此时对训诂词章之学有所研究，心中自得。18岁时，他结识康有为，与康长谈八个时辰，感觉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乃至夜不能寐。于是他尽弃原来所学，拜在康的门下，成为康的大弟子，而此时康有为不过是一介监生。
康有为在长兴里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梁启超也到该学堂学习，他说自己“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日后又言：“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
梁启超的弟子周传儒则认为梁在学问上并没有追随康，他在《回忆梁启超先生》一文中说：“梁重墨学，不讲六经，说明梁与康有为名义上是师生，而在学术上没有追随康氏。康有为讲今文经学，重《公羊传》；梁喜《左传》，平时不大讲三世说，也不谈《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据此可见，梁任公与康有为思想有差异。”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流亡到日本。在日本，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诏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保教主张。而梁启超在对戊戌变法的失败进行反省后，随着与革命党人的接触和对西方资产阶级著作的大量阅读，政见发生了显著变化，由原先的保守转变为激进，与从前“若出两人”。梁对康的保皇保教思想颇不以为然：“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南行北辕也。”
梁启超弟子杨鸿烈曾讲述，梁启超的家眷亦随梁同在日本，十余年里，梁多赖卖文为活，生活相当艰苦。康有为虽有保皇党捐得百万美金巨款，但对梁的接济，却不充分。这使梁精神上感到不快，为他们两人间日后情感恶劣，种下一个原因。
受孙中山等人的影响，梁启超一度倾向革命。梁与孙中山准备联合组党，当时拟推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梁顾虑康有为，问孙道：“如此则将置康先生于何地？”孙曰：“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梁启超欣然同意。
1899年夏秋之交，梁启超拟《上南海先生书》，联合韩文举、欧榘甲、唐才常等人，劝康有为隐退，书中云：“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恩师。”此书呈康后，各地康门弟子哗然，称上书的十三人为逆徒，呼之为十三太保。康有为见书大怒，对梁严辞批评，并命梁启超赴美洲办理保皇事宜，梁虽不情愿，但不敢有违，最终还是打点行装而赴命。
1900年，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在汉口“勤王”，不幸事泄被杀。梁启超潜入上海策应，但亦无法补救。此时，康有为急电梁到港相见。梁到康有为寓所，康责问梁等十三人上书之事，认为梁倾向革命，便是忘了光绪皇帝的救命大恩，做出忘恩负义之事。康愤慨道：“你应当记得百日维新之时，守旧党要杀我们而甘心，湖南举人曾廉上书，举劾我们反满，大逆不道，应处以极刑。若非光绪皇帝全力卫护，我们早被杀头，那有今日！当时你口口声声颂扬皇帝恩德，现在却要革他的命。”康越说越生气，顺手拿了一个夹着报纸的报夹子，向梁掷过去，口中大叫：“你的命是光绪皇帝给你的！”虽然康一击不中，梁却大惊跪下，俯首认罪，从此确定了保皇的路线。
清政府倒台前，梁启超认为康有为所坚执的“虚君共和”这一政治理想已经不符合中国的未来走向，故劝康道：“藉连鸡之势，或享失马之福，则竭才报国，岂患无途”，否则“趋舍异路，怆悢何言”。
随着革命的发展，康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梁启超在致康有为的信中说：“大抵与师论事，无论何人决不能自申其说……师平昔事无大小，举措乖方之处，不一而足，弟子亦不能心悦诚服，无如何也。”此后，因对共和与帝制的政见不同，二人发生冲突，梁启超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批驳康有为的学说，师徒关系严重恶化。
戊戌变法之败，是由于袁世凯向荣禄告密，故康有为视袁为不共戴天之人。辛亥革命后，康有为回国，仍坚持“由帝制以先求小康，用帝制宜仍扶清室”之主张，袁世凯数次召见，均不往。而梁启超却支持袁世凯，接受袁之延纳，先办《庸言报》于天津，兼任进步党党魁，后又跻身名流内阁，欣然就任司法总长。康愠怒，致书梁，称袁氏旧隙固不足论，而其人非可恃，政实不足为谋。梁答复曰：“先生此语不惟不知项城，亦并不知启超。”康见函大为不怿，旋复大笑，戏撰一联曰：“既不知袁世凯，复不知梁启超，无知人之明，先生休矣。一败绩于戊戌，再败绩于辛亥，举大事不成，中国殆哉。”
自是，师徒之间遂绝音讯。袁世凯称帝，梁启超由津走沪密谋倒袁，与康有为同居租界，而相避不面。袁去世后，梁启超自云南返回上海，由人劝梁前去拜谒康，重修旧好。梁至康宅，叩头执弟子礼，向康赔罪，但康端坐不动，面有愠色。
康有为支持复辟，而梁启超反对，认为世界潮流不可阻挡，复辟不可能成功。梁启超说：“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也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康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一文，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立即发表《辟复辟论》进行驳斥，明确指出康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
1917年，康有为支持张勋复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讨伐张勋。他不仅代段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康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人担心会破坏康、梁的师生情谊，梁启超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康门弟子闻言，愤而告康，求鸣鼓攻之，而康无语，既而长叹：“《论语》云’回也非助我者也‘。这句话，我今日才到底明白了。”
梁启超反对张勋复辟前，周善培规劝梁说：“事情有该自己做的，有该听别人做的。讨袁，革命当该做，我们也应当做；讨张复辟只该革命党去做，不必我们去做。”周反复劝说良久，但梁启超却执意讨伐张勋。梁、康从此决裂，康有为当着梁启超学生的面痛骂“梁贼启超”，并指斥梁曰：“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翌，坐看日落泪潸潸。”“鸱枭”、“獍”为古文中食父食母的怪兽。
张勋复辟失败后，康有为被通缉，而梁启超入段祺瑞内阁任财政总长。梁请同门罗瘿公至康有为处为其解说，说：“’书生‘一语实指刘廷琛等，卓如非忘旧者，愿资吾师旅用，请允一见。”康曰：“彼新贵，吾已累囚，不交涉逮捕已拜其赐，他何必言。”
康有为曾问周善培：“我真佩服你，言必称赵先生（指赵熙，周善培的老师）。你为什么那样服从赵先生呢？”周知康恨梁启超常不顺从他，便答复说：“赵先生只同我讲学问，学问的道理是方的，我无法违背他，只有服从他；你同任公变法以前也是讲学问的，变法以后，就专讲政治，政治的道理是圆的，你有你的办法，他有他的办法，自然他对你就有从有违。还有一个重点：我做官是做的我的官，不是替赵先生做官。我做了六年官，赵先生从来未向我要过一个钱、荐过一个人。你对任公是否如此，请你反省一下。”康有为闻言嗒然。
20年代，通过刘海粟等人从中斡旋，二人关系有所缓和。1922年，康有为原配夫人在上海逝世，梁曾亲往吊丧。1927年，康有为七十岁生日，康门弟子齐集上海祝寿，梁虽然因事不能亲至，但却托人送来寿联和寿文。梁所撰的寿联曰：“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已七十矣；奉觞豆于国叟，至欢忻于春酒，亲受业者盖三千焉！”在联中，梁启超投康有为所好，将康有为比作孔子。在寿文里，梁启超深情地回忆起早年在万木草堂学习的经历，感谢先生的教诲之恩，并高度评价了康有为对当时及以后的影响。
是年3月31日，康有为在青岛逝世。梁启超闻讯之后悲伤万分，痛哭数日，汇去几百块钱，作为赙礼，并披麻戴孝，率清华院全体同学在法源寺开吊三日。每当来人行礼，他始终站在孝子位置，答礼不疲。弟子晚辈徐志摩、张君劢、胡適等人行磕头礼，梁也如礼答之。梁启超平时喜打麻将，但康有为去世后一个月他没有再打牌。4月17日，梁启超联合康门弟子，在北京设灵公祭，含泪宣读悼文。在悼文中，梁启超肯定了康有为早年的历史贡献，但委婉地批评了他在复辟帝制上的错误。
梁启超挽康有为：“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卒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惨；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木坏之悲。”“西狩获麟”，典出《春秋·哀公十四年》，梁在下联中引用此典，将老师康有为比作孔子。
梁启超评价其师康有为曰：“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又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曰：“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
诤友
梁启超和周善培相识于1889年10月初，当时研甫督学约定在武昌会合，梁、周都乘坐招商局的官舱由上海至武昌。时梁年少新进，盛气凌人，旅途相遇，目中无余，而周善培自认是无名小卒，不敢同梁攀谈。过了九江，梁启超主动找周谈天，周不愿与他多谈。此后，直到周的《力书》写就，梁写信给周，表达愿意订交之意，二人开始交往。
1899年，周善培到日本，与梁启超在东京见面。见面唏嘘感慨良久，周提出梁启超等人对政变应负责任的意见，梁诚恳地深自引咎。同时周提出二人订交的条件，彼此多规过，少奖善，梁当即表示接受。以后往来三十二年，梁启超便是周善培平生最能受直言的朋友，周亦用他的直言劝诫过梁无数次。
梁启超对周善培极致倾仰，以之为当今豪杰，曾先后两次致函孙中山，推荐周氏。第一书云：“今有四川豪杰来此间，弟欲约其与兄相见。”第二书曰：“今日寄上一书，想已达。有四川一豪杰周孝怀，弟欲与之同见足下商量一切事务，何时可约见，请即回示为盼。”
一次，周、梁彻谈三天三夜，周善培劝梁启超少谈保皇的空话，多研究如有第二次变法的机会，如何以前事为戒，订出如何有次第的办法；同时还劝梁少讲公羊学，多研究周礼，因为中国原有一套整个的政治制度和方法，都在周礼上。梁启超听从周的规劝，日后果然少讲公羊，但仍放不下保皇的招牌。
1912年，周善培听说袁世凯召梁启超去北京，便与老师赵熙乘船去横滨，劝梁启超慎重其事。周善培说：“对德宗（光绪皇帝）是不该去，对袁世凯是不能去。”梁启超对周吐露真言，称他并不想去北京，但康有为催促他尽快成行，他不能违拗恩师的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