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影像作为一种具有无限可能性的个人化生产方式，被充分赋了自由言说的权利，被认为是影像的民本主义（populi**）时代的到来。这些民间影像，可以通过英特网（互联网由于其开放性，对民间影像的包容度，成为影像传播的最理想媒介。一些民间影像发烧友在自建网站发布视频信息，近年这种被尼葛洛庞帝称为"没有执照的电视台"的个人影像博客如Rocketboom.com在全球迅速兴起，一些传播家庭录像的网站也如雨后春笋般萌生）、爱好者团体、影视俱乐部、人际交流实现小众化传播，其中符合主导意识形态的部分经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认可，还可以通过大众传媒实现大众传播。这种影像民间生产的方式，其意义与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在《南方周末》与新浪网联合举办的网上问卷调查中，36%的被调查者认为拍DV的主要动机是自我表达并与他人交流，至于DV在目前的最大意义，选择"打破电影话语权的垄断"和"为时尚媒体提供新鲜素材"的各占三分之一，体现出DV时代民众强烈的个体关怀和自我表现欲，以及强烈的话语意识与参与意识。过去影像传播中那种被动的受众角色正在由传受互动的主动角色取代，DV带来的话语权的下移与影像生产的平民化，无疑具有革命性意义。
其实体制内对民间影像一直有个借鉴、交流和吸收的过程。从1993年的《生活空间》开始，主流媒体就借鉴了民间影像的平民视角，承传了其中的人文关怀，并吸纳了部分民间影像中的优秀作者。《生活空间》的意义在于它对当时百姓生活状态和基层日常经验的一种发掘，这种创新来源于主创人员的人文关怀意识和创作激情。但是，不管是政治体制还是商业体制，其对影像生产的规约是必然的。作为一个国有媒体，不管是央视还是地方电视台，体制决定其运作机制及表现空间，从而影响了创作人员的主动性与创作态度。"譬如，按照现行的管理办法，片子是否能够顺利播出与编导的收入是直接挂钩的，片子能不能通过审查，不仅影响编导人员的创作情绪，还关乎他们的实际物质利益。尽管此项政策出台的初衷是想保证节目的质量，但因为受制于电视台的机构性质，实际结果之一是，部分编导人员为了片子能够通过审查往往不愿触及现实中比较尖锐的敏感部分"。此外，在今天的中国，电视媒体工作仍是一个相对优越的行业。从业人员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与大部分基层民众的距离正在拉大，"由于自身存在境遇的改变，一部分创作人员现在已很难以当初的心情实实在在地体验基层百姓的生活，《生活空间》的很多节目现在正在蜕化，变得越来越花哨，越来越浮光掠影"。
由于没有职业压力与意识形态束缚，建立在自由创作基础上的民间影像因此而具有一种新鲜而独特的品质。《百姓家园》的制片人王子军认为，"老百姓的视点和专业的视点是很不一样的……我感觉到他们不是想当艺木家才来拍纪录片的，完全是为了自己的某种生活需要"，"到老百姓拍的东西无拘无束，镜头很现代"。"完全就是他个人的需要，特别个性化。有一个19岁的女孩，我们给她机器，拍她大爷的小铺子，花了15分钟时间告诉她怎么使用。过了两天，拍完了，取来一看，大喜过望。虽然是素材，可解说词已经全都配好了，是她一边拍一边说的。我问她是不是写了稿背好的，她说不是，全是她现场即兴发挥的。当镜头转向她大爷的时候，她说："哟，大爷醒了，是不是我吵醒的？"她大爷说："是，就是你吵醒的。"作者虽然没有出画，但人是"到场"的，是在这个空间内，是镜头的一部分，是一种天然的主观镜头，绝不是摹仿来的"。拍摄对象在业余爱好者镜头前的这种无拘束的坦率表白，以及消除了距离感的真正生活化的对话与交流，恰好是包括《生活空间》编导在内的许多作者的镜头里很难看到的。因此许多民间影像作者一直试图规避上述职业化产生的负面影响。自称"我过去不是现在仍然不是一个职业制片人"的拉什科·卡帝就认为，以一个业余制作人的身份生活在普通人中间，了解他们的想法，比起煞有介事的职业制作来更有益处。"如果我是一个职业制片人，我将不可能真正享受制作这些节目的乐趣。作为一个职业制片人，我可能被要求制作节目，比如在一周内匆忙完成五个。但是由于我不是一个职业人士，我的每个作品都是拍不同的人，我的主题都是不同的，我可以自由选择，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该怎么做，没有人叫我该如何做预算，也没人要求我一年要完成多少节目。这些都由我做决定，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做一个业余制片人的原因"。这种非功利的自由创作状态恐怕正是民间影像中所传达出来的独立精神、独立状态的一种最好写照。这种以特殊视角传递出来的信息，正如雷蒙德·威廉斯的描述，"它是一条通往新鲜经验的道路，通向视觉和感觉的新路。或者，又一次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它给我们确信和力量，赋予那些我们已知的重要事物或虽属已知但无法表达的事物以新的活力。"
这种"新活力"和新的体验，正是在政治化与商业化的大众传媒中正逐渐减少的东西。除了对生活的真实传递和贴近，还有来自他们内部的观点和阐释——正如有学者言："以前纪录片都是专业和官方的行为，解释生活的权利都在他们手上，现在把这个权利下放到老百姓手里，让他们有权利说他们自已的生活。本来是我们去揭示生活，现在是让生括自己呈现出来，这是一个观念的革命"。非专业人士的介入带来的不仅是他们创作的激情和爱，还有他们在各自文化地层里的生活积累和不同的现实生存经验。这些鲜活的作品将以其非功利的执着以及跟基层生活的血肉联系向专业霸权主义发起了有力的挑战。
哈贝马斯的传播思想是"前大众"的，因为在他看来，只有知识精英才能创立和守护"公共领域"。布卢墨曾分析过这种芸芸众生的"大众"（mass）的四个方面的特征：1、分布广泛、数量巨大；2、未经命名、蒙昧无知；3、相互隔膜、极少沟通；4、各行其是、难以统一。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大众"传播仅是作为主流知识精英的陪衬而存在，或者说它仅仅是以"边缘"的方式才进入了哈贝马斯的文化视野。在传统传播观念中，"大众"（mass）是以被"启蒙"和被"引导"的方式被谈及的，然而这样的传播思想必须得到改写，否则，在把关人的手下，真正的双向互动仍然不可能实现，影像的大众生产仍然只是一种无足轻重的陪衬，或者是表现传者胸怀的一种样品。可以说，影像在中国目前的状况颇有点相似于图像在欧洲中世纪从宗教向民间大众的世俗化，正是这种世俗化，才构建了韦伯（Max Weber）所谓的个体化空间（individuated spheres）。在这样的空间里，我们可以关注现实的多重面向，可以传递我们的现实关怀，可以共享我们的意义快感，可以呈现我们的世俗人生。在拉美、亚非与东欧，大众媒介的创作是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在西方，非主流媒介则提供了有别于资本家霸权的工会会员的、庶民大众的和社会主义者的"常识"。大众影像的传播，给我们打通了一条管道，让我们在主流的大众媒介之外，找到了一个小众化的精神家园和窥天测地的路径。
四、民间影像传播的可能选择和现实路径
法兰克福学派的眼中，作为文化工业代表的大众传媒是施加意识形态控制的罪魁祸首，正是其无孔不入、无远弗届的传播影响，实施了对公众的统治。但是，在传播学实证研究看来，大众并非无计可施的受宰割的羔羊。施拉姆说，"归根究柢说来，媒体的格调是由阅听大众来决定的。在大众手里，他们掌握着一张王牌，问题在于他们愿不愿来参加牌局"。其实，参加牌局的方式有很多种，他们既可以像施拉姆所言，"使自己成为机警而又有鉴别能力的阅听大众"，提高自身如霍尔所言的解码能力，也可以积极参与介入传播，通过自己能动的创造，主动的参与，来获取自我传播的权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更深层次地理解施拉姆的这句话——"阅听大众应以传播动力（communication dynamic）主要的推动者自任。我们坚信大众将可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一种传播制度。"那么，大众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传播制度呢？显而易见，就是传递大众声音，反映大众民意，使异化的大众传媒（即"为了沟通的不沟通媒体"）还原其本来的沟通、交流和公共领域功能的这样一种制度。
民间是个被压抑的场所。在长期的压抑和失语之后，大众对交流与传播的渴望是急切的，尤其当掌握了影像生产工具的时候。按照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观念，在民间影像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和水平的时候，在大众传媒之外，可望建立一种新型的影像生产关系。这种新型的影像生产关系正是施拉姆所言的"他们所需要的一种传播制度"，那么这种生产关系的可能状况是什么呢？
1.通过与大众传媒合作，利用现有的传媒信道，改变一对多、中心对边缘的传播模式，部分实现受众角色与传播者角色的功能转换，实现大众在影像传播中的主体性。
越来越多的摄像机正在编织越来越严密的社会观察网络，渗透到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民间影像暗含的新闻价值、文献价值、文化价值和娱乐价值提供了自身进入公共传播的充分可能。对于大众媒体来说，也有增加观众参与提高收视率的需要，因此越来越多的电视台接纳百姓自拍影像——当然前提是实现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共谋或者至少不是反抗。
施拉姆认为，大众对传播事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传播的主要责任在于媒体，基本义务则属公众。公众参与得愈少，政府与媒体就将填补这个空隙，我们期望达成理想的结果便愈是困难。因此"应有更多的非专业大众来学习传播技术，以使媒体求取最佳的运用"。大众传媒作为社会公器，理应负责任地传递社会的良知、正义和批判性声音，而不是非理性和被操纵的意志。但是要促成大众传媒上述功能的真正实现，沉默的大多数不能继续身陷于沉默的螺旋中，其挺身而出主动参与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视觉文化时代，在全球化与地方化、整合与离散的过程中，民间影像的个性化、民主性可以成为某些文化对话的文本，传播民众内部的观点，发出小众、边缘的声音，而且这种声音是较少损耗和失真的声音。民间影像对大众传媒的适当参与，也能进一步引发公众对大众传媒压制性和封闭性的反思，更是避免媒体影像趋同化的有效手段。
由于电视等大众传媒的介入，目前大众影像与大众传媒之间呈现既分流又合流的趋势，两者之间保持既合作又独立的姿态，其中进入大众传媒的大众影像根据栏目的不同风格定位开始进入类型细分时期。
1990年代，栏目化的发展为纪录片在体制内赢得了合法的存在，而现阶段大众自拍栏目的纷纷开办，也正在为大众影像赢得更多的合法性和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但是这种生存空间是有限的，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恰好是扼杀民间影像中透视出来的最可宝贵的东西，包括个人化、多样性、平民化、实验性、非功利、自由、自然、人文关怀、底层情结等等。毋庸讳言，栏目化的发展有可能使大众影像在影像摄制中受到专业媒体的规范，与主导叙事同流甚至"共谋"，最终成为沦为媒体影像的附庸，或者被主导影像"殖民"导致私人领域的再封建化，从而消解其天然去雕饰的个性和独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