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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出川的第一站，后来才知道那地方叫郑州。我们简直像菜籽掉进海，到处都是穿军装的人，部队像蚂蚁一样多。那是啥阵势呀，一看就是要打大仗的样子！我心想，这么多兵还怕日本鬼子，就是三个擒一个，也要把那些龟儿子挤死、卡死、压死嘛，还愁打不赢！
一上战场就邪门了。前面的人墙一瞬间就没了，比土墙还倒得快。鬼子还不见人影，只有子弹在空中穿梭，这边的人浪倒下去，另一拨又拥上去。天啊，仗是这样打的吗？这哪是我想象的打仗啊，杀人简直比割麦子还利索！坝子里的尸体堆成山，后面的人便跳上去架枪，没打几枪，轰的一声，死的和没死的都飞上天了，又稀里哗啦地散成碎片掉下来。肉呀，骨头呀，血呀，混合着四处乱飞。开始还听见喊杀声，举着刀枪的身体便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到哪儿去杀呀？鬼子躲在铁壳子里，铁壳子向外喷子弹就像射水一样。人家离你远着哩，你怎么去拼、去卡、去砍呀！那些操着各地口音的人，是抱着杀敌的信念来的，没见敌人就挨枪子了。死不瞑目啊，一个一个眼睛鼓得比铜钱还大。活着的只好破口大骂，我日你妈，狗日的日本龟儿子！
长官看着不行了，挥着手枪往后退，人浪便往后涌，互相推搡着找生路，踩的踩踏的踏，喊妈的叫救命的，啥声音都有。这时，飞机又来了。炸弹下来了，扫射也来了，我们往哪儿跑啊？眼看着不行了，一脚掉到弹坑里，人和土一起往下滚，压了我一身。惨叫声很遥远。我一个劲往外爬，抓到一截东西，天啦，是一只炸断的手臂！再往上刨时，又刨到一个人头，我发疯一样大叫着，把那血淋淋的东西扔掉。我爬上去时，弓着背一个劲地向人流的方向跑。有人在叫“梁草”，是李发生。李发生的肚皮上擦了一条口子，我顾不得给他包扎，一只胳膊挽起他的手臂继续跑。我们的营长也在跑，营长一边跑一边叫大家快跑，直到跑进一个小村子，营长才叫我们停下。营长说，他是奉上面的命令叫我们撤退，保存实力要紧。，我哪里听见撤退啊，要不是看见大家跑我也跟着跑，恐怕已经落到日本人手里了。
有人问营长，这是什么鬼地方？营长说你问老子老子问谁！搞半天，我们是在打黑仗啊。可怜那些被打死的，死在什么地方都不晓得，冤啊！
我对那一带一无所知，只好跟着部队转来转去。几天前驻过的村子隔一段时间又转回来了，平坝里很难辨别方向。李发生问营长，你有没有地图呀？营长说，你给老子多管闲事！李发生又问，李长官在哪里？营长说，李长官还不是听人家卫司令的。卫司令是谁？人家是地头蛇，现在正指挥川军打仗呢！
我拉了拉李发生的衣袖，那意思是叫他别多管闲事，李发生便不说什么了。我想这仗怎么打，不是我能管得了的，人家喊走我就跟着走，喊休息我就休息。很多事情我想弄明白总是弄不明白，出来这些天，脑子给这个世界搅得乱糟糟的，总是晕晕乎乎。一看见人多我就发晕，坐车也发晕，像在河水中漂流。火车、飞机、大炮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日本人已经造了那么高级的杀人武器，坦克、汽车、摩托、大炮这些都是我们缺乏的。人家都武装到牙齿了，我们却拿着自己造的老筒套，背着竹筒水壶在打仗。这哪是打仗嘛，简直是白白送死！
第一仗稀里糊涂被打散了。跟着营长走了很久终于又找着说四川话的人。我们才知道那些天我们一直陷在鬼子的包围圈里。是李长官派出一个团在外围死拼硬打，拉开一道血口让我们冲出去的。我们跟着营长跑出了包围圈，随大部队撤退。在一个叫关阙的县城，我们驻扎下来，开始挖工事，准备同敌人决一死战。
这时已经要过春节了。1938年的春节前夕，我们终于穿上发下来的冬衣。北方冬天那个冷啊，四川人哪里受得了！风像无数雪亮的针尖一样直扎骨头，冻得我们每一块骨节都在滋滋作响。我一直把我妈做的小夹袄穿在贴身的一层。我们像田鼠一样没日没夜在城外的防线上挖地堡和壕沟，只能看到新鲜的黄土在阳光下越堆越高。我用挖地的力气干着长官安排的事情，心想把工事筑好了战时就能派上用场。
闲来躺在土上，看着蓝天白云，我就想起我的安家山。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为什么要挖这些土，这一切与我有什么关系。这里的土与我们安家山的不一样，是灰的散的土壤，我们安家山的土又黄又糯，黏糊糊的湿漉漉的，有糯米的气味。想起糯米，我就想起我们那里中秋节吃的糍粑，糍粑上有黄豆粉的香气和蜂蜜的甜味。想起食物，家乡的味道在记忆中翻腾。我想一碗米粉，又细又鲜的米粉，加上又辣又麻的臊子，馋得人直流口水。
春节时我们吃上了一顿油醋面，大年初一还喝上了羊肉汤。不过，我不喜欢羊肉那股膻味，弄得我直想发吐。我把分给我的汤留给李发生喝，李发生给了我一个饼子，算是对我的回报。我们蹲在地堡里，外面下着雪，雪花在天地间悠闲地散步，自顾自地飘落，从容得很。李发生像个碎嘴的女人，用手搓着冻得通红的耳朵说，雪下得太大了。我没吱声。李发生又说，不知四川下雪没有？我说，哪个晓得哟，估计也在下雪。
话虽这么说，我心里哪有那么轻松啊！大过年的，我想吃我妈包的饺子。每年除夕，梁家塆的人都要包饺子蒸包子，吃饱了，再用蒸包子的热水洗澡，换新衣服新布鞋。大年初一一早，天还不亮，我妈就要起床做饭。我们躺在床上，听见风箱拉动的声音。过一会儿，又闻到腊肉的香味和蒸肉的气息。天光发白，我们就要起床，先放一阵炮，再坐在饭桌前吃饭。不管再穷，初一大早这顿米饭和蒸肉是一定要吃的，“蒸”就是“增”的意思，祈望新年增加粮食增长寿年。
春节期间，李军长来看我们，还带来了另一个比他大的官，就是营长说的卫司令官。卫司令官看上去像戏里的小生，那张脸白得像抹了一层石灰，眉眼生动很讨女人喜欢。卫司令的肚子大得出奇。李发生说但愿不是一肚子坏水，我想，要养这么一个大肚子需要多少粮食！李发生说，你真是“咸老婆子淡操心”，人家当那么大的官还缺了粮食！卫司令还戴着白手套，说到激动时把手套脱了，露出肥厚的手掌一个劲地挥。卫司令的手又白又厚，李发生说，男人女相，准有福气。我想，人与人不同，人家是司令，肯定比我有福气。卫司令说，这回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收拾日军，把他们通通地整了！我已做了严密的布置，现在我们已关闭城门，全体将士如同装进了棺材，一旦城被攻破，我们就被盖上了棺材盖子，我们将决一死战，精忠报国！李军长接着讲话，说，城在人在，誓与城池共存亡！临走前，卫司令递给李军长一个信封，说是与城有关的密令，到万不得已时才能打开。
春节还没过完，大年初三鬼子的大炮就响了。我们立即奔赴阵地。敌人用飞机地毯似的轰炸。敌机一到，我们的人死伤大半。然后是大炮集中火力，向一个方向猛攻，炸得砖啊土呀满天飞。敌人在坦克和大炮的掩护下，步步紧逼，一旦有一处城墙垮塌，便猛冲而来。我们守的那个城门，是敌人猛攻的区域，我们被炮弹炸得晕头转向，硝烟和炮灰让人看不清什么，呛得人一嘴的沙土。我凭着钢盔判断敌人，连续打倒了两个鬼子，一梭子弹扫射过来，我一翻跟头掉了下去。敌人冲上来了，我们开始打白刃战。我从死去的战友身上捡起一把大刀，往后一挥，借着回力，对准鬼子的肩猛劈下去，一声惨叫后他倒在地上。当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一个劲地砍呀杀呀，我只有一个想法，砍死他我才能活。砍倒两个鬼子后，我突然听见有人叫撤。我当时正跟敌人拼得起劲呢，听到命令我就往后退，一边抡着大刀看着前面的方向，这时我再次听到有人喊，鬼子太多了，快撤！我一慌两脚踏空掉下城墙，急忙爬起来就跑，我们躲进民房，边打边撤，最后从墙头垮塌的地方冲了出去。
晚上，我们退到一个小村庄。村子里的人早跑光了，借着月光，我们挤在一户人家的草垛上打瞌睡，周围都是一些陌生的面孔，问他们是哪个军的。糟了，都不是李军长的人，我才知道我被打散了。
迷迷糊糊地瞌睡，脑子里尽做噩梦，还在跟敌人拼刺刀，哼哼唧唧的尽是杀声。醒来就一个劲地想，我今天杀死的两个鬼子，有一个的面相很嫩，他妈肯定不知道儿子已经死了。菩萨保佑，妈，我还活着。我活着，但我已经杀人了。天啦，杀人，这是我以前从来不敢想象的，今天以前我还没杀过生，一只蚂蚁都没杀过。我妈信佛，每月初一、十五都要往安家山嘴的观音庙去敬香，从小就教我别干坏事恶事。但今天我杀人了，我也是没办法啊，难道让他杀死我？我只有杀了他才能活下来。既然你们跑到我们的地盘上来，我只有杀你，理直气壮地杀你！我这样安慰自己，又打起瞌睡，噩梦不断，被我砍死的那个娃娃瞪着我，肩头一个劲地喷血，我又挥着刀使劲乱砍。醒来时我满头大汗，一缕阳光从房顶的窟窿中投下来照在脸上，我睁开眼睛，心想，又见到太阳了，谢天谢地，我还活着。
后来，我在台湾学习认字后，一有空就看点关于战争的书。我看见一本书上写着：卫生豪司令部署作战后，便于当夜离开了关阙，他早已料到关阙难保，在训话后给了守城军长李洪武一份秘密手令，要他在情况紧急时按手令行事，那份手令上写着：相机撤退！
看着这段文字，身上再次出了冷汗，要不是我当时后退一步便掉下了城墙，我可能也倒在那些乱七八糟的尸体上了。我当时正跟敌人拼得上劲呢，不是与城共存亡么，怎么就撤退了！
从那之后，我就没见过李发生，心想他可能死了。后来梁玉他爸托人到止戈铺镇旁边的安兴镇去打听，人家说安兴镇早改名红光镇了。那里的人说有一个李发生，是一个卖饲料的暴发户，有了钱娶了一房女人又在外面养了一房女人，大房把二房杀了，自己也喝农药死了，当地人正谈得欢呢。你问的是不是这个李发生？托的人说，是七十年前的那个。人家就说，你有病啊，问一个死鬼！
我后来就难得去打听那些人了，没死在战场上，也老死了，像我这样活着的，不知是前世积了多少善德，还是梁家祖宗保佑，那个长着一张大白脸，挺着大腹的卫司令晚年在台湾一门心思打高尔夫球，说老来最大的成绩是减掉了四十公斤肉，老死的时候瘦得像一截枯藤。他是趁我们吃不饱的时候拼命吃，我们都吃饱了，他又把自己饿死了。他总是长了一根与大多数人相反的筋，我们拼死决战，他却溜之大吉，还堂而皇之地下命令：相机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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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出躲避的地方，感到又饿又累，全身晃晃悠悠的没有力气。一些人在民房里找吃的，我也跟着去找，找了半天只在马槽里找到一些剩下的黑豆。马已经不知去向，黑豆上黏糊糊的还有一股马粪的味道。我抓起一把在水里洗了一下，放进嘴里嚼着，不敢下咽，一口吐了很远，又四处打量，确信无法再找到其他吃的，我便强迫自己吞下去，双眼一闭，喉头一收缩，豆渣便滑下去了。为了应付可能碰不到其他吃的，我再次跑到马槽里，把黑豆收捡得一干二净，放进衣服口袋里。这才跟着溃退下来的人流走。我问那些跟我穿着同样军服的人，要去哪里，他们也是一脸茫然。走了几天之后，我们这些散兵被收留了，被编入操着各色口音的新队伍，在一个叫花铺的小镇驻扎下来。
春天慢慢地来了，原野上照旧开着一些野花，我心想花铺这名字真是很适合这里。因为没有山，这里比我的家乡梁家村的坝子大多了。梁家村的春天开满了各种野花，从平坝一直延伸到山顶。淡淡的雾散落在山间，如真似幻。我爹喜欢坐在我家石墙的门槛上，看着层层叠叠一直铺上山巅的油菜花，笑眯眯地抽上一袋水烟。这是一年之中最愉快的季节。而我喜欢蔷薇花开的日子，因为我就是蔷薇花开的时候来到这个世界的。那时油菜已经结荚，漫山遍野都是绿油油的，只有我家的院墙内外铺满了花瓣，微风一吹，枝头的花瓣纷纷扬扬飘落在地，让人想起古戏里天女散花的场景。
花铺没有油菜，也没有蔷薇。只有稀稀落落的苹果树上颤巍巍地开出一些细碎的小花，以及地上很贱的野花，昭示着微弱的春天气息。老乡们仍然在地里忙碌，但另一个神经集中在战事上。有时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惊惶不安地谈论着日本人快要打进来的消息，暗地里收拾家里的金银细软，时刻准备逃亡。
我们的连长听说话的口音与川话接近，但很多话又不完全不同。他带着我们筑土壕，又在土壕下面挖深沟。他说，这样就能堵住日军的坦克。我们也就信以为真。再说，对连长的话，我们也不敢反对。
春天，我们不再担心寒冷，但不能不忍受饥饿。我们每天只能吃两次稀饭，那稀饭都能照得起人影，还夹杂着老鼠屎，饭上面漂浮着一层肉虫子，玉米渣呀，小麦渣呀也都掺和在里面，一看就是陈年的烂米。实在难以下咽，我就把眼一闭，狼吞虎咽。长官说，眼下物价飞涨，又是春荒时期，能这样维持下去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一个一个饿得皮包骨头，还要修筑工事，夜里只好去找充饥的东西。我们把正在灌浆的小麦拔出来喝浆水，把老乡的鸡按住杀了吃，把刚播下的种子翻出来洗过吃掉。老乡们对我们敢怒不敢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