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戴上了伟大的花冠，所有的中国人注视着她，所有的中国人向往着她，这是我们无可后退的堡垒，这是我们的耶路撒冷”……从通远门到都邮街一带，原有的栋栋高楼大厦两日之间变成瓦砾一片，商铺、银行也大都成了瓦砾场……等到三王铺的日军乘着装甲车赶到机场时，看到的是停机坪上一大堆废铜烂铁和散卧四处的死尸，早已不见一个中国士兵的身影……11939年，战时首都重庆。
五月阳光明媚的时节，苍穹碧蓝如洗，些微地飘着几朵白云，正值重庆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
没有任何预先的征兆，中午时分，天高气爽，正是人们午后昏昏欲睡的时候，45架涂着血红圆心标志的中型轰炸机卷着震天动地的声浪奇迹般地突破了中国空军的封锁，如同一群黑压压的蝗虫向着毫无遮挡、能见度极高的战时国民政府心脏-战时首都重庆-直扑而来。
霎时间，尖锐急促的警报声响彻了整个重庆城，学田湾、红球坝、七星岗、枇杷山防空司令部的警报台同时急速升起一串串报警的红气球。
排成一排的轰炸机进入目标区域，同时在空中盘旋，一起打开弹仓，数枚燃烧弹从碧蓝的天空中齐齐落下。
震天动地的爆炸声接连响起，火光、黑烟、灰尘霎时弥漫了晴朗的天空。突然陷入巨大恐惧中的市民们顿时四散奔逃，整个城市随着燃烧弹的坠落成为了一片火海。炽热的高温下烈焰蹿起数米高，栋栋房屋在倾倒，人群在奔跑，惨叫声不绝于耳。
重庆，在血色中燃烧。
较场口59军新兵营在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下混乱可想而知。受训不过一二周的新兵们在第一枚炸弹掉地时都纷纷奔入了防空洞。
偌大的训练场上却有一个高大厚实的身影矗立着，没有像其他人一样仓皇逃离。
他一个人站在大家都跑得精光的操场上，用盛满怒火的眼睛仰望着碧蓝的天空-正因为如此，全新兵营恐怕只有他一个人亲眼目睹了从大足机场紧急升空应战的16架中国空军的飞机是怎样无一幸免地被日本人的零式飞机变成一团团火球坠落下地的。
他对防空洞里传来的焦急万分的呼喊声充耳不闻，举目向天，用充满仇恨的目光注视着在中国的天空中肆无忌惮地对中国平民进行血腥屠杀的日本人。离他最近的一颗炸弹甚至炸飞了篮球架，将他也掀翻在地，在一阵惊呼声中，他又立即重新挺立了起来。
他，是这新兵营里还没有来得及穿上土黄布军装的准国军战士，20岁的北平流亡学生高军武。
在这个每时每刻死亡都可能突然降临到任何一个中国人头上的时候，有的人则极有可能会被历史在不经意间造化成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高军武明显地属于这一类人。
当然，他现在还远不是英雄，而是大家眼中的异人。两年前在北平，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北大化学系学生，爱吵，爱闹，爱发问，热血沸腾而又总显得书生气十足。现在这个书生却变得眼光深沉，不苟言笑，让人很难接近。
这引得一些好事者总想打听：他是什么样的家庭出身，他怎么会来重庆，怎会如此的胆大？
高军武的父亲是在卢沟桥一战中为国捐躯的佟麟阁将军的贴身卫士。从小生活在佟府，高军武耳濡目染，被慢慢熏陶出了特殊的军人素养。他自小跟着父亲和其他的卫士练了12年功夫，到他考上北大时，已长成个高大精壮的小伙子了。
尽管已经离开北平快一年了，高军武永远也忘不了1937年流火铄金的7月。那时，激烈的枪炮声在卢沟桥、南苑、西苑一带轰鸣不息，北平城内的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纷纷走出家门，自发地组织劳军。尸横遍野的大红门依然时常在高军武脑海中浮现-佟将军就在那里血溅沙场，以身殉国。
由于担心汉奸捣乱，佟将军的遗体被隐秘安排在雍和宫附近的柏林寺。灵柩埋在了地下，地面甚至没敢留坟冢，只是砌了个花池掩人耳目。灵柩上也没敢刻上将军真名，而是写为：王思源先生之灵。
佟将军殉国时，高军武18岁，十来个生活在将军府中的军眷男孩子中，他是最大的。
在火药局一所清静小院后，高军武和母亲坚持留下来照顾佟夫人一家。
每天收音机里都在不断传递着让人震惊的消息：“日军上海虹桥机场滋事”、“日军海陆空并行齐攻上海”、“抗战！抗战！全民族联合抗日，保家卫国！”、“德意日三国携手，轴心国形成”、“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南京陷落，倭寇屠城”。
触目惊心的消息如同未曾停息的炮火，给高军武带来无数次的撞击，他密切的搜寻着每一点有关战争的新消息，关注着形势变化。沸腾的热血和躁动一直有力地鼓舞着他：一定要找到机会出去，痛痛快快杀日本人！
在日本人的膏药旗和刺刀下，北平人民艰难而屈辱地熬过了一年多亡国奴的生活。
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先后在日本人的刺刀下复课了。高军武回到学校，发现大门古老的牌楼顶上和办公大楼均飘扬着太阳旗，还发现许多过去熟悉的教职员工都不见了。
化学系主任换成了原来清华大学的教授萨本铁，学校不仅增加了许多日本教师和员工，各系还增设日语为必修课。同学们私下一聊，才知道许多不愿当亡国奴的老师学生都逃到国统区去了，邓以蛰等大教授虽然没能逃走，但无论日本人如何软硬兼施，宁愿在家坐吃山空，也决不重回北大执教而替日本人营造升平和睦景象。
复课当天，化学系全体师生被集中在大教室里，由日本人出任的副主任花谷中之和萨本铁主任主持第一次会议。
花谷中之完全是一副胜利者居高临下的面目，不可一世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著名教授萨本铁在日本人面前却显得唯唯诺诺，低声下气，每一个中国学生看了都不由得义愤填膺。高军武坐在下面将拳头攥得“嘎嘎”响。简直想将礼堂的木桌捶裂。
散会不久，高军武忍着愤慨，憋着一腔怒火，在大教室的黑板上洋洋洒洒，抄下了元朝著名词人萨都剌的《百字令·登石头城》：
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指点六朝形胜地，唯有青山如壁。蔽日旌旗，连云樯橹，白骨纷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
寂寞避暑离宫，东风辇路，芳草年年发。落日无人松径里，鬼火高低明灭。歌舞樽前，繁华镜里，暗换青青发。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
这首《百字令》，发思古之激情，叹世事之沧桑，历来系广为传诵的名篇佳作。高军武在这特殊时刻把它抄出来，自然明显带着讥刺用意，因为眼下在日本人面前俯首贴耳的萨教授，正是写下千古名篇的萨都剌之后。
日本人视其为“反标”，大为震怒，宪兵队立即派员赶到学校调查，一时弄得人心惶惶，许多学生不敢前来上课。高军武则大不以为然，照样每天夹了课本到学校上课，见了日本人更是仰头向天，大摇大摆地行走，结果反倒平安无事。后来，还是遭受羞辱的萨本铁本人出面求情，日本人方悻悻然罢手了事。
除了上学，高军武频繁地和正在上朝阳高中的军眷子弟古良、龙鸣剑，以及上初中的付永志三个铁哥们接触。四个小伙子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围着一架老旧的电子管收音机，悄悄偷听来自重庆的“敌台广播”。
得知不少同学冒险逃往陕北延安，参加十八集团军奔赴疆场杀敌的消息后，他们也悄悄地准备了地图、指北针，决定冒险一试。可是，当他们战战兢兢地接受了日本人的盘查，出了西直门，刚到玉泉山脚下，便被清乡的日军骑兵吓得退了回来。
最终，一次偷听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那一次广播的是《中央日报》的著名记者、时评家白益撰写的《重庆-世界与中国的名城》，这位令他们崇拜的大记者用充满炽爱与火热的激情的笔触写道：“四方仰望着的重庆，实在已逐渐成为中国的心脏与脑髓，堪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她吸引着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思想、感情与意志，将她强有力的电波，指挥着全国，肉眼看不出潜力，习俗中找不出的坚毅，都在全世界的隆重赞叹声中，走上了命中的光荣之途。重庆戴上了伟大的花冠，所有的中国人注视着她，所有的中国人向往着她，这是我们无可后退的堡垒，这是我们的耶路撒冷！”四个军人的后代全都眼泪汪汪，胸中翻涌激荡着一腔阳刚血气。那一刻，他们分明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盏明亮的灯。仅仅在十来天后，受到这篇文章强烈刺激的高军武与古良、龙鸣剑、付永志一起，终于逃出了北平。
这一次他们改变了方向，出永定门往南走，在路上走了足足半年时间。
这半年，对几个从未吃过苦头的年轻人来讲算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呼啸而来的日军飞机，如同嗜血的魔鬼，一路追赶着如潮的流亡民众。飞机一来，他们就和其他人一道四处逃散，飞机一走，又赶快整装前行。频繁的空袭轰炸已经把逃难的民众搞得训练有素了。
走到武汉，等着搭船到重庆的人几乎挤爆了码头。几个人运气不错，就在仓皇失措的拥挤中，卢作孚经营的民生轮船公司增派的用于抢运物资和民众的船只有力地缓解了混乱的局面。四个小伙子又跟着人们一道挤上了船，溯江而上，朝着重庆进发。
1939年5月3日凌晨，裹挟在人群中，高军武目光穿过攒动的人头，远远地眺望-重庆，就在前方了。
重庆，这座位于长江上游的普通边远城市，四川的一个商业口岸，地处长江、嘉陵江交汇处，严冬潮湿寒冷，酷暑闷热难当，多少年来少人问津。随着国民政府迁都，政府官员、商人、金融家、学生、仆人以及北京、上海、南京、广东等各地成千上万的难民不断拥入，人口由20万猛增到了100万。
特殊的时期，各地拥来的人们使这个落后而贫困的城市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
嘉陵江边的千厮门码头。随着轮船快靠岸的汽笛呜呜响起，星星点点的灯火似乎被尖锐的鸣笛声唤醒，码头边已看得清不少活动的人影，辛勤早起的挑夫、小贩已经在忙碌着招徕一批批异乡人。“炒米糖开水”、“盐水花生”的叫卖声此起彼伏。
高军武一行费尽力气才从臭烘烘的船上挤下来，带着初来乍到的迷茫站在了江边。
重庆城第一大码头-朝天门船帆如林，汽笛声声，民生公司的大小轮船频繁往来，不断送来无数商品、物资和南腔北调的下江人。
河岸上石阶陡峭，一眼望不到头，岸上人头攒动，小贩、挑夫、报童、“丁零零”作响的黄包车、提着木箱招徕客人的擦鞋匠、戴礼帽的长衫客、旗袍卷发的摩登女郎往来不绝。上得码头，走到街上，一路招牌林立，银行、钱庄、商号、店铺沿街而设，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炒米糖开水”、“河水豆花饭”、“糯米团”、“盐茶鸡蛋”、“糍粑块、弯刀粑、棒棒糕”叫卖声声，热闹异常。
如果不是偶尔飞机飞过发出的沉闷的轰隆声，轮船不断运来伤兵、难民和卸下大批军用物资制造出的紧张气氛，山城完全是一副升平景象。
街边黑糊糊的大锅里热气腾腾，煮在锅里滚热的雪白豆花引起了几个北方小伙子的好奇，撒了碧绿葱花放了通红辣椒的油碟更是勾人食欲。好久以来没吃过一顿好饭，他们被这地道的川东风味逗得口水滴答。
高军武摸摸瘪瘪的口袋，底气不足地向伙计询问价格，听后，松了口气，回头招呼几个弟兄：“快来，快来，吃吃重庆的饭菜！”早已按捺不住的三个人听大哥作了招呼，二话没说，立马挤到桌边，豆花、油碟一上桌，三下五除二，不顾辣得“呼噜呼噜”，几大碗白嫩嫩的豆花、红通通的辣椒油碟、堆得冒尖的糙米饭被迅速搞了个精光。
饭毕，大家走到街边，高军武将口袋翻了个底朝天给几个弟兄看-钱彻底用完了。“怎么办？”大家焦急起来。
龙鸣剑拉着高军武说：“大哥，现在最要紧的办法是怎么去兵营，进得了军队，不要说吃饭，什么天大的问题都解决了。要不我们哥几个一腔热血从北平跑来，落得个饿死街头，那简直就是闹个大笑话了。”高军武正要发话，忽然被前面嘈杂的人声吸引了，那里人群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隐约传来乐声，竟然是他们非常熟悉的《长城谣》！于是，他示意弟兄们一起先过去看看。
挤到人堆里，只见人群中间站着个年轻娃娃，身形瘦小，看上去不过十四五岁，穿双破草鞋，腰里扎根脏不拉叽的汗巾子，脚底下摆了个灰不溜儿的破草帽，举着支黄亮亮的唢呐，正撮着嘴、投入地吹奏那首让人心碎肠断的《长城谣》。
眼看人群越挤越多，娃娃停住吹奏，老练地咳了一声，清了下嗓子，雄气彪彪地昂起脑袋，挺起搓衣板似的胸膛，将唢呐在腰间一系，双手抱拳打了一拱-后来高军武等人才知道，这是四川袍哥见面时的礼节，谓之“丢拐子”-用尚带童稚的嗓音大声说道：“各位大爷大妈大哥大嫂大姐妹儿，山不转路转，路不转水相连，一根田坎还有三截烂，在下邹喜子，眼前遇上过不了的坎，还请你们听完我这首曲子，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助我邹喜子和老娘过这个难关！下面再听我一首四川人的小调。”说罢，只见他又抽出腰间的唢呐，用脏兮兮的汗巾子揩了揩，摆开架势，摇头鼓腮，一曲川味十足的《槐花几时开》四散开来。唢呐声声悠扬，曲调婉转，围观的人都听得如醉如痴，仿佛真有纷纷扬扬的槐花飘飘荡荡，洒落天地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