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是短短两三句，神话意味却很充足。雷公，传说是黄帝时的名医，和岐伯齐名。《抱朴子·极言篇》所谓“黄帝著体诊则受雷、岐”，说的就是雷公、岐伯。雷公的采药使奉雷公之命前往采药，大约在山林里迷失了归途，因而化为啄木鸟。啄木鸟啄木的形象略近于采药，故有这段虽简短却优美的神话产生。
二是《刘之遴神录》，梁刘之遴撰，原有五卷，今辑存的佚文仅三条，其中一条是：
由拳县，秦时长水县也。始皇时，县有童谣曰：“城门当有血，城陷没为湖。”有妪闻之忧惧，每旦往窥城门；门侍欲缚之，妪言其故。妪去后，门侍杀犬，以血涂门。妪又往，见血走去，不敢顾。忽有大水，长欲没县，主簿令干入白令。令见干曰：“何忽作鱼？”干又曰：“明府亦作鱼！”遂乃沦陷为谷。老母牵狗北走六十里，移至伊莱山得免。西南隅今乃有石室，名为神母庙；庙前石上，狗迹犹存。
此记虽也见于今本《搜神记》卷十三，但文较简略，无此丰润。关于陷湖的神话，汉时已有之。《淮南子·俶真篇》说：“历阳之都，一夕反而为湖。”高诱注：“历阳，淮南国之县名，今属江都。昔有老妪，常行仁义，有二诸生遇之，谓曰：‘此国当没为湖。’谓妪视东城门阃有血，便走上北山，勿顾也。自此妪便往视门阃，阍者问之，妪对曰如是。其暮门吏故杀鸡，血涂门阃，明旦，老妪早往视门，见血便上北山，国没为湖。与门吏言其事，适一宿耳。”高诱所述，当便是最早的有关陷湖的神话。其次是《搜神记》卷二十记的“古巢石龟”和“邛都老姥”，后面一个，又和龙母神话结合起来，使故事情节又有新的变化。其实第七章第一节所说伊尹生空桑的神话，就已经有了陷湖神话的影子了，它是感生神话和陷湖神话结合的唯一的例证，虽然二者都表现得并不十分显著。汉晋以后，陷湖故事还不断地在许多地方产生。见于各个时代地方志的，可说是“史不绝书”。大都以一老妪作为故事的枢纽，由于他人的戏弄，误认神示，弄假成真，而致城邑村镇，陷没为湖。这些都又略涉迷信，就不必去细说了。
三是原题班固撰实是六朝人（有人说是齐王俭）伪托的《汉武故事》，原有二卷，今只辑存了若干条。这书的内容性质大略同于第三章第四节提到过的《汉武帝内传》，主要部分仍是写汉武帝见西王母，也兼记其他杂事，文笔较《内传》雅洁，写作时期当在《内传》以前。试举“东方朔偷桃”一条如下：
东郡送一短人，长七寸，衣冠具足。上疑其山精，常令在案上行，召东方朔问。朔至，呼短人曰：“巨灵，汝何忽叛来？阿母还未？”短人不对，因指朔谓上曰：“王母种桃，三千年一作子，此儿不良，已三过偷之矣。遂失王母意，故被谪来此。”上大惊，始知朔非世中人。
这也是写得很有意趣的。它早已形诸文人的诗句，柳宗元《摘樱桃赠元居士》诗说“蓬莱羽客如相访，不是偷桃一小儿”即其例。《西游记》第五回写孙悟空偷食王母桃园中的蟠桃，或者也曾受到这段故事的影响。
《搜神记》与《搜神后记》
其次说说现在还比较完全保存下来的其他一些志怪小说。首先要着重讲述的，是干宝的《搜神记》。如果说《山海经》是保存中国神话材料最丰富的一部书，那么晋代干宝的《搜神记》，其保存神话材料的丰富，就要算是第二了。干宝，字令升，新蔡（今河南省新蔡县）人，生卒年未详，晋元帝时为著作郎，曾修撰国史。《晋书》本传称他“性好阴阳术数”，由于目睹家庭的变怪二事，“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三十卷。以示刘惔，惔曰：‘卿可谓鬼之董狐。’”干宝为此书写了一篇序，《晋书》载其后半段，自说他作书的本旨，乃在“明神道之不诬”。干宝《搜神记》原书已佚，今所见本是后人的缀集。据考证，可能是明代胡元瑞（应麟）从《法苑珠林》、《太平广记》诸类书辑录而成的，原书三十卷，今止辑为二十卷。辑本多数条目大抵出于干宝原书，也偶有阙遗或滥收他书造成的错误。总之从今本仍可见到干宝原书面目的大概。
今本《搜神记》的内容，除了一部分涉及妖异、祥、迷信、诞妄毫无可取以外，大部分都或多或少能提供神话研究作参考，尤以所记录的民间神话传说部分最有价值。如卷十四的“盘瓠”、“蚕马”，卷十一的“三王墓”、“韩凭夫妇”，卷四的“如愿”、“灌坛令”，卷八的“陈仓祠”，卷十三的“河神巨灵”，卷一的“董永”，卷十六的“紫玉与韩重”，卷十八的“细腰”、“怒特祠”、“张华与斑狐”，卷十九的“寄女”、“何铜”、“孔子厄陈”，卷二十的“断蛇丘”、“古巢老姥”、“董昭之”，等等。此书最大的贡献，是记录了一段前此他书未见的蚕马神话：
旧说，太古之时，有大人远征，家无余人，唯有一女。牡马一匹，女亲养之。穷居幽处，思念其父，乃戏马曰：“尔能为我迎得父还，吾将嫁汝。”马既承此言，乃绝缰而去，径至父所。父见马惊喜，因取而乘之。马望所自来，悲鸣不已。父曰：“此马无事如此，我家得无有故乎？”亟乘以归。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刍养。马不肯食。每见女出入，辄喜怒奋击。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问女。女具以告父，必为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门，且莫出入。”于是伏弩射杀之，暴皮于庭。父行，女与邻女于皮所戏，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为妇耶？招此屠剥，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邻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还，求索，已出失之。后经数日，得于大树枝间，女及马皮，尽化为蚕，而绩于树上。其蚕纶理厚大，异于常蚕。邻妇取而养之，其收数倍。因名其树曰桑。桑者，丧也。由斯百姓竞种之，今世所养是也。（卷十四）
这段神话《五朝小说》和《旧小说》也有辑录，题张俨撰，俨三国时吴人，恐不足据。这是推原神话之一。推原，就是推寻事物的本源。蚕桑的起源就用这段神话来做解释，自然是古人天真朴质的幻想。《山海经·海外北经》说：“欧丝之野，在大（支）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已略具蚕马神话的雏形。只是但有女子欧丝，而无马的形象。《荀子·蚕赋》说：“身女好而头马首。”女子和马结合起来了，又把神话的想象向前推进一步，只是还无故事情节。到此文所记，蚕马神话才完备起来。这应当是一个古老的神话，看得出来，记录此一神话时，是被烙上了时代的烙印的。父亲向女儿说的“勿言，恐辱家门”就是给烙上时代烙印的凭证。魏晋六朝的人，最重家世门第，故有此语。而文中所说则为“太古之时”，即使那时已经产生了****不可通婚的思想观念（更早的阶段是连这种观念也没有的），但也决不会想到有什么“家门”可“辱”。所以说这是无意中流露出来的时代的印痕。蚕马神话流传演变到后来，又有了新的变化，并且还经过一番仙话化。《太平广记》卷四七九引《原化传拾遗》说：
蚕女者，当高辛帝时，蜀地未立官长，无所统摄。其人聚族而居，递相侵噬。蚕女旧迹，今在广汉，不知其姓氏。其父为邻邦掠去，已逾年，唯所乘之马犹在。女念父隔绝，或废饮食，其母慰抚之。因告誓于众曰：“有得父还者，以此女嫁之。”……
这就是神话流传到某一地区发生的地方性的变异。这种变异是比较好的，它把原始社会末期部落战争掠夺的情况，更真实地反映了出来。以后情节发展大体同于旧记。但是到了女化为蚕，“父母悔恨，念之不已”的时候，又突然来了个大的转折：“忽见蚕女，乘流云，驾此马，侍卫数十人，自天而下，谓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义，授以九宫仙嫔之任，长生于天矣，无复忆念也。’”这就不但是仙话化，也是无聊的封建说教，未免有点大煞风景。因而在这篇经变异的神话中，是精华与糟粕并陈，分析时不可不予以注意。
《搜神记》另一处记了一段民间神话“如愿”，也很有意思：庐陵欧明，从贾客，道经彭泽湖。每以舟中所有，多少投湖中，云以为礼。积数年，后复过，忽见湖中有大道，上多风尘。有数吏，乘车马来候明，云：“是青洪君使要。”须臾达，见有府舍，门下吏卒，明甚怖。吏曰：“无可怖。青洪君感君前后有礼，故要君。必有重遗君者。君勿取，独求如愿耳。”明既见青洪君，乃求如愿。使逐明去。如愿者，青洪君婢也。明将归，所愿辄得。数年，大富。（卷四）
神话到这里为止，本来已经完足了，但是《古小说钩沉》所辑撰人不详的《录异传》，在这下面还记了一段，说欧明致富以后，“意渐骄盈，不复爱如愿。岁朝鸡一鸣，呼如愿，如愿不起。明大怒，欲捶之，如愿乃去，明逐之于粪上。粪上有昨日故岁扫除聚薪，如愿乃于此得去。明不知，谓逃在积薪粪中，乃以杖捶使出，久无出者，乃知不能。因曰：‘汝但使我富，不复捶汝。’今世人岁朝鸡鸣时，转往捶粪，云使人富也。”从文学审美的角度看，后面这一段记叙，自然是蛇足。但民间神话往往又和民间风习有关。后面的记叙就关系着民间风习，因而反倒成了不可少的。《荆楚岁时记》说的“正月一日……又以钱贯系杖脚，回以投粪扫上，云令如愿”就是这种风习的流传演变；杜公瞻注也引此故事以证之。
“韩凭夫妇”、“寄女”等，都是此书首见记录的民间神话传说，歌颂了妇女的坚贞和英勇无畏，前者对后来文学发展且有较大影响，但因篇幅较长，不及详细论述了。
《搜神记》除二十卷本的以外，还有《汉魏丛书》八卷本和唐代写本句道兴《搜神记》，后者编入在王重民等编的《敦煌变文集》中。八卷本《搜神记》有唐时州名，部分内容和句道兴《搜神记》相同，疑亦是唐人编撰，所以将此二书留待以后再论述。现在且大略说说《搜神记》的一部续作：《搜神后记》。《搜神后记》十卷旧题陶潜撰，后来有些人疑非潜作；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也说“潜性旷达，未必拳拳于鬼神，盖伪托也”。不过梁慧皎《高僧传序》已有“陶渊明《搜神录》”语，《隋志》又正式题作“陶潜撰”，其时去渊明未远，闻见较切，固不容因一些枝节琐细的问题（如书中有后人附益的记陶潜死后十多年的事之类）便遽定其为伪托。现在还是把它列在陶潜的名下略加论述。
这部书中最有名的是卷一的《桃花源记》，所记叙的正是一段神话因素浓厚的民间传说，同卷书中类似的记载不下四五则。除此记以外还有袁相、根硕入赤城山遇仙女的记叙，也是“桃花源”式的异境的展现。它们都曲折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在释老思想影响下的避世心理。《幽明录》记叙的刘、阮入天台事，又是袁、根入赤城的异文，并且作了较大的艺术加工，前面已经说过了。
值得称为民间神话并对后来文学有较大影响的，有卷五的“白水素女”一则，原文较长，节述其梗概如下：
谢端少丧父母，夜卧早起，躬耕力作。后得一大螺，归贮瓮中。端每至野还，见有饭饮汤火，谓邻人为之，便往谢邻人。邻人曰：“卿已自娶妇，而言吾为之炊耶？”端心疑，潜归，于篱外窃窥其家，见一少女从瓮中出，至灶下燃火。端便入门，径至瓮所视螺，曰：“新妇从何所来？”女大惶惑，欲还瓮中，不能得去。答曰：“我天汉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卿少孤，使我权为炊烹。卿无故相窥掩，吾形已见，不宜复留。虽然，尔后自当少差，留此壳贮米谷，常可不乏。”端请留，终不肯。时天忽风雨，翕然而去。
这段神话任昉《述异记》、宋洪迈《夷坚志》和《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五引《坡诗注》等均记之，文略同。唐代皇甫氏《原化记》也记述了这段神话，却是它的流传演变。略谓县吏吴堪少孤，得一白螺归，螺变为美女，助其炊爨。后与堪婚。县宰闻堪妻美，欲图其妻。乃向堪索虾蟆毛及鬼臂二物。堪得妻助，以二物纳县宰。县宰又向堪索祸斗，妻牵一形如犬之兽以致之。兽食火又粪火，“宰身及一家，皆为煨烬，乃失吴堪及妻”[2]。故事加入了祸斗等情节，更富意趣，丰富了神话的内容，满足了人民的意愿，并且使它从民间神话走向了民间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