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郎织女
凡是神话都是通过民间而流传的，这里何以又另辟“民间流传的神话”一章，以叙述某些前面所未提及或提而未详的神话呢？这是因为多数神话，虽然早在民间流传，一经文人记录，便已比较完整、比较定型，如像唐代赵耕《张龙公碑》记叙的张龙公神话、五代杜光庭《墉城集仙录》记叙的瑶姬神话、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记叙的祠山张大帝神话，等等，都是。这些神话后来虽然都有某些发展和演变，却只是细节上的一些变化，故事轮廓还是大体依旧。像这类的神话，就不把它放在我们现在要讲述的民间流传的神话范围以内。现在要讲述的，是经过长时期民间口头传述，有些是由零星点滴渐渐集成较完整的故事，后来又续有发展，迄未定型，如像牛郎织女神话、二郎擒孽龙神话等；有些是由其他一些神话片断串联附会而成目前的神话故事，故事未见古籍记录，故事本身亦未定型，如和合二仙神话、刘海戏金蟾神话等；有些神话，渊源很早，有较早的古籍记录，后来民间又续有发展，精神面貌为之一新，超过了古籍的记载，如董永与七仙女神话；也有些神话，从未见古籍正式记载，只是广泛流传于民间，见于小说、戏曲、唱本、鼓词等，也未十分定型，如沉香救母神话、白蛇传神话等。凡此种种，情况都有异于我们前面所说的，因而将它们汇在一起，作为专章叙述。
先讲牛郎织女神话。这一神话，确实起源很早。《诗·大东》里已经略见其面影了：
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
这里的织女、牵牛，当然还只是天上的星座，但又说他们在从事“七襄”、“服箱”的工作，似乎他们都在劳作，劳作而又无功，这就把星座做了初步的拟人化：使星座的光影后面出现了人物的形象。但看来却又仅有譬喻，而无故事。直到汉代末年《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涕泣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出现，才算是具有了故事的轮廓，和后世传达的牛郎织女神话的终局大致吻合。值得注意的是“终日不成章、涕泣零如雨”二语，仍是沿袭《诗·大东》“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的意思而来，而所表现的织女的悲苦心情特为鲜明。推想起来，或者是古神话相传：由于织女和牛郎恋爱，违犯了天规天条，被天帝罚作织布的苦工，允于“成章”之后，让二人相会。但这不过是天帝的故弄狡狯，实际上却凭借他的神力不令其“成章”。正如“学仙有过”的吴刚，被谪遣到月宫去砍伐桂树，桂树随砍随合，无论如何也砍不倒。“不成章”既然沿袭“不成报章”而来，“不成报章”当亦有所实指，不仅是譬喻了。推而言之，牵牛的“不以服箱”（不可以用来拖拉车箱），当亦不仅是譬喻，而是有所实指了。那就是早于《诗·大东》和《古诗十九首》所写景象，还该有一段古代民间传说，牛郎织女因私自相爱之故，触忤神旨，各均受罚，一者织布而不能成章，一者驾车而不能挽箱，他们只好隔河相望，不能聚首。神话所反映的，当是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这段时期家长统治的严酷，牛、女二人便成了不合理社会制度下面的牺牲者。《太平御览》卷三一引《日纬书》[1]说：“尝见道书云，牵牛娶织女，取天帝钱二万备礼，久而不还，被驱在营室是也。”“营室”是星名，掌织作营造，借为罚做苦工之地。多亏这部“道书”的记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天帝的丑恶嘴脸，加深了我们对牛女神话本质的认识。
《明刻百美图》中的织女
人们同情他们纯真的爱情，不满意他们遭受的严厉处罚，因而早在汉代初年的《淮南子》里，就有了这样的记叙：“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2]汉末应劭的《风俗通义》也说：“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岁华纪丽》卷三引）宋罗愿的《尔雅翼》卷十三本此说：“涉秋七日，鹊首无故皆髡，相传是日河鼓（牵牛）与织女会于汉东，役乌鹊为梁以渡，故毛皆脱去。”作为牛女神话补充的鹊桥神话于是大体上完成了。
牛女神话明显见诸记载的，还是六朝梁殷芸的《小说》：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杆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相会。
殷芸《小说》早已佚亡，此从明代冯应京《月令广义·七月令》引，但标《小说》。考《小说》作者四家，除殷芸外，还有六朝宋刘义庆《小说》十卷，六朝佚名《小说》五卷，均早亡；又有唐代刘镰《小说》三卷，即今《隋唐嘉话》。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六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下）”说，殷芸《小说》，“明初尚存”；则《月令广义》所引之《小说》，应即是殷芸《小说》。但鲁迅、余嘉锡、周楞伽三家所辑《殷芸小说》，都未辑入“牛郎织女”这一条（即使存疑，也当辑入），应是疏漏。《佩文韵府》卷二十六上“牛”字亦引此，文字几乎全同，惟作《荆楚岁时记》，茅盾《中国神话研究初探》从之，恐不足据。因《韵府》晚出，《荆楚岁时记》是一部有名的岁时书，今本有残阙，唐以后类书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在“岁时”目下于此书多所征引，独此条未被引用[3]，《韵府》从何单独引用此条？在有些问题疑而未决时，暂时只好相信这就是殷芸《小说》的佚文。
但是这条记录，恐怕已非民间传说的本来面貌，而是经过了封建文人笔下有意无意地篡改，因而才将牛郎织女被罚阻隔天河，单方面诿之于织女嫁后贪欢、懒惰废织，而不说牛郎同时也废了牧。并且看来天帝是这么好心而公正，赏罚严明，实际上无非是通过神话的表现给封建统治者涂脂抹粉。近代民间流传的牛郎织女神话，要比《小说》所录的内容健康得多。神话大都说牛郎是人间一个不幸的孤儿，依哥嫂过活，被不公平地分家出来，靠一头老牛自耕而食。有一天织女和诸仙女下凡游戏，在银河洗澡，老牛劝牛郎夺取织女的衣裳，织女便做了牛郎的妻子。婚后男耕女织，生一儿一女，生活美满幸福。不料被天帝查明，派王母娘娘下凡押解织女回天庭受审，恩爱夫妻便活活拆散。牛郎上天无路，悲愤万分。垂死的老牛又叫牛郎在它死后剥下它的皮，披在身上，自能上天。牛郎果然剥下牛皮披在身上，并用箩筐担了一对儿女，上天去追寻妻子。眼看快要追到了，王母娘娘忽然拔下头上的金簪，凭空一划，登时成为一条波澜滚滚的天河。夫妻俩无法过河，只有隔河对泣。最后终于感动天帝，允许他们在每年的七月七日，由乌鹊架桥，在天河相会。这个故事除了“隔河对泣、感动天帝”为不大符合敢于抗击封建礼法的牛郎织女的性行之外，其余都朴茂可取。
牛女神话，不管是古书记叙的或近代民间传说的，大都以夫妻恩爱、被迫分离为主题，但也偶有异文，讲的是牛郎织女婚后由于某些原因，感情不睦，时常争吵，由织女拿金钗或由王母娘娘拿玉簪划空为河，使两人睽隔，不得常聚。1985年7月号《民间文学》上发表的两篇牛郎织女故事（《织女变心》和《牛郎织女结冤仇》）就是这么讲的。其内容情节，读者可自去参看，这里不拟重述。只想举出古书的一段记叙，以见这样的异文早也就有了渊源。宋代龚明之《中吴纪闻》卷四“黄姑织女”条说：
昆山县东三十六里，地名黄姑。古老相传云：尝有织女牵牛星，降于此地。织女以金篦划河，河水涌溢，牵牛不得渡。今庙之西，有水名百沸河；乡人异之，为之立祠。
记叙未免过于简略。但观其所写情景，是“织女以金篦划河”阻隔牵牛使“不得渡”，这就和《织女变心》一文所写的情景近似。而《织女变心》故事流传在“苏北泗阳南洪泽湖边一带”，此所记昆山县牛女神话，恰又产生在苏南，地近太湖，这岂不是表明异文所述的神话古有渊源吗？总之民间神话由于众口流传，又经历长久时间，常于主干上又萌发一些新枝，产生若干变异，是其特点；并且由于结合了不同地区的地方特色，加入了当地民情风俗的描绘，还有逐渐使神话发展演变为传说故事的倾向。1985年7月号《民间文学》所发表的一组“牛郎织女故事”，就充分把上述的特点和倾向表现出来了。
牛郎织女神话，因其美丽动人，故为世间艳称。除了正面的若干记叙而外，还有一些侧面的记叙，来做此一神话氛围的渲染。这里选录三则，略见一斑：
桂阳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间。忽谓其弟曰：“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诸仙悉还宫；吾向被召，不得停，与尔别矣。”弟问曰：“织女何事渡河？兄当何还？”答曰：“织女暂诣牵牛。吾后三年当还。”明旦，失武丁所在。世人至今犹云，七月七日织女嫁牵牛。（六朝梁吴均《续齐谐记》，文字有讹挩，从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六引文补改）
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槎上，多赍粮，乘槎而去。十余日中，犹观星辰日月。自后芒芒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余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女渚次饮之。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乎，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博物志·杂说下》）
昔有一人寻河源，见妇人浣纱，以问之。曰：“此天河也。”乃与一石而归。问严君平，曰：“此织女支机石也。”（《太平御览》卷八引《集林》）
董永、沉香
董永和七仙女神话，也是很早就开始流传的一个神话故事，它始见于《法苑珠林》卷六二引刘向《孝子传》：
董永者，少偏枯，与父居，乃肆力田亩，鹿车载父自随。父终，自卖于富公以供丧事。道逢一女，呼与语云：“愿为君妻。”遂俱至富公。富公曰：“女为谁？”答曰：“永妻，欲助偿债。”公曰：“汝织三百匹，遣汝。”一旬乃毕。出门谓永曰：“我天女也，天令我助子偿人债耳。”语毕，忽然不知所在。
《孝子传》不见著录，或疑为伪托，但是东汉画像石已有董永鹿车载父画像，三国魏曹植《灵芝篇》诗也说：“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责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叙写了这个神话的另一异说。可见汉三国时期，董永神话已有流传，刘向作《孝子传》是有此可能的。《孝子传》也称《孝子图》，《文苑英华》卷五〇二（唐）许南容及李令琛《对策》均称“刘向修《孝子之图》”，可以作为一个旁证，证明此书或当早于晋干宝作《搜神记》。今本《搜神记》卷一亦载此事，文字内容与此大体相同，唯于主人（富公）多恕辞。这表现在：（一）董永卖身葬父，“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主人是何等的明智慷慨。（二）董永三年丧毕，与道逢女俱至主人家偿债，“主人谓永曰：‘以钱与君矣。’”话未说完，潜台词大概应该是：“尚来此何为？”主人又是何等的恢弘大度，把借出的债一点也不放在心上，大有一笔勾销的意思。（三）即使终于实行高利贷剥削，“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疋”，较之《孝子传》的“织三百匹”，忽然减去三分之二，剥削实际上已经很轻微，见得主人颇有“克己”的仁德。这些无疑都是神话在发展过程中，经过封建文人的手，对故事的内容做了有意的篡改，使它起到掩盖阶级矛盾的作用。其实这段民间神话所曲折反映的，正是富族豪门对贫苦农民的残酷剥削，人们幻想通过天女之助，用快速织绢的方式来偿清债务，寻求理想的美好生活。《孝子传》所写，还比较朴素、忠实地反映出阶级剥削压迫的关系；《搜神记》所记，在这一点上，显然就大大地减弱，或者可以说是背离了。
但《孝子传》的记叙也有不足之处，主要是把神话制约在“行孝”这个封建道德的范畴内，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就表达得很不够，因而天女织绢助董永偿债毕，出门便“忽然不知所在”：似乎除了完成帮助董永“行孝”的任务，便无需更有其他。这恐怕在记录时已经做了适当的改动，并不完全符合民间口传的原意。因而在唐代的《董永变文》[4]中，又在原故事情节的末尾增叙了一段：天女与董永在富公家生一子名董仲，返乡途中，将婴儿交付给董永，然后乘云上天。董仲长到七岁，被街头小儿争为“没阿襄”。董仲哭泣寻母，遇孙宾先生筮卦，教他到阿耨池旁去等候。三个天女来此澡浴，董仲抱取紫色衣裳，认得其母，便随三女上天暂住短时。母与金瓶遣归下界，董仲抱瓶去见孙宾先生，天火忽然从瓶中发出，烧却孙宾一切卜筮灵验之书，“检寻却得六十张，因此不知天上事，总为董（仲）觅阿孃”。《董永变文》所作的补充，为董永神话增添了民间传说的喜剧性的色彩，这可能更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