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疑孟》诗所说的两件事，不过是孟子用来打比方的，属于寓言性质，当不得真。一个故事是说齐人有一妻一妾者，整天无所事事，跑到墓地乞讨别人扫墓的供品果腹，回家却对妻妾大吹特吹，声言某某达官贵人又宴请他了。后来他的妻子起了疑心，偷偷地跟踪了他一次，戳穿了他的骗局。另一个故事是孟子举的例子，打的比方。有个叫戴盈之的官员对孟子说：“征什一之税，关市免税，我也知道应该这么做，可是现在国情不允许，那就暂且减轻一些，等来年再实施，怎么样？”孟子就对他打了个比方：有一个人每天都要偷邻居家的鸡，别人告诉他，偷鸡非君子所为。偷鸡者说，那就改为每月偷一只吧，再以后就不偷了。孟子以此正告戴盈之：如果知道所作所为不合乎道义，那就该立即改弦更张，怎么能推到明年呢？拿“国情”做借口，当权者只不过是推脱责任罢了。那个跑到李觏这里骗吃骗喝的文痞故意挑孟子的刺：既是乞丐，又如何娶得起一妻一妾？谁家会养有那么多鸡供人偷，又不是养鸡专业户？认为孟子所举的例子打的比方，逻辑不严密。尽管也有一定的道理，却是无聊的闲扯淡，没一点意义。不过他最后对孟子的质疑，却看起来是关乎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了：当时周天子尚保留着“天下共主”的头衔，而孟子到处游说齐魏之君，劝他们行仁政王天下，取周室而代之，这不是劝臣下推翻君主，违反伦理纲常的行径吗？其实，用来对他们洗脑的伦理纲常，本来源自韩非子的“三顺”说，是董仲舒等汉儒为了适应秦之后的****集权体制而硬塞进儒家的东西，与孟子本来无涉。孟子本身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属于“民本”主义者。从“民本”的角度来看，齐国也好魏国也罢，若能行王道施仁政，救黎民于水火，取代那个只存虚名起不到丝毫作用的周王室，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这帮被“君本”主义伦理纲常洗过脑的书生以此来攻击孟子，也是鸡同鸭讲，各说各话。
孟子的再次大劫难，出现在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是个地道的政治流氓，他发迹之前做过乞丐、和尚、土匪、流氓，几乎将当时社会上最下贱的职业都尝试了一遍，标准的苦大仇深。孟子所列的大丈夫三条标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大概只能符合一条，那就是亡命之徒出身，不要命，算得上“威武不能屈”。至于“富贵不能淫”和“贫贱不能移”，他是绝对不够格。早年穷苦的经历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疤，换句话说就是导致他心理变态。杀伐征战获胜，登上皇位，但一袭龙袍依然掩饰不住他流氓的本质和变态的心理。关于这点，吴晗在《从僧窝到皇权》一书中有精彩的描述。古往今来的通例，只要窃取了最高权力，也就一夜之间变成了最高真理的垄断者，哪怕大字不识一个。忽然有一天，在将老战友消灭到差不多的情况下，朱元璋萌发了要替读书人把把关，审查一下教科书的念头。那时，“四书”已成官方指定教材，是所有读书人的必修科目，孟子坐到“亚圣”的位子上已经有些日子了。朱元璋大字不识几个，就找人给他读，他听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孟子关于君臣关系的论述时，禁不住龙颜大怒，恶狠狠地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这老家伙如果现在还在的话，能免得了杀头吗！恨不得对孟子食肉寝皮。于是下令，剥夺孟子“亚圣”的头衔，并将孟子的牌位逐出孔庙，同时准备焚毁《孟子》。这次救了孟子的急的，是孟子的拥趸朱熹。仍然是历史的通例，一旦爬上龙椅，总要给自己找一个阔人做祖宗，打一个翻身仗，好让血统一夜之间变得高贵起来，朱元璋当然也不例外。在一帮以拍马溜须为职业的帮闲的帮助下，朱元璋毫不费力地和朱熹攀上了亲戚，是当时已爬到神坛半路的朱夫子的N代玄孙。当时官定教科书，用的正是朱熹的《四书集注》，那些崇拜孟子的读书人利用朱元璋喜欢有阔人做祖宗的心理，告诉他士子们所读的《孟子》，是朱熹注释的，而且很是推崇。现在把孟子搞得太过分，未免新认的老祖宗朱夫子面子挂不住。朱元璋思前想后，也觉得做得太过头了确实不妥，对新认的阔祖宗说不过去，这样孟子才得到赦免。但他下令把《孟子》中的“违碍之句”统统删掉，比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为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人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等，尽在删除之列，共计八十五处，搞出一本非驴非马的《孟子节文》来，作为钦定的教材于洪武五年（1372）颁发各级学校，用来对天下读书人洗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用杜甫的这句诗来形容孟子身后的浮沉，是再恰当不过了。把孟子抬到神坛，尊为“亚圣”，固然不恰当；但孟子所提倡的王道仁政，所追寻的理想人格，虽屡遭独夫民贼打压、子韩非心理阴暗的****帮也许是出于对儒家学说某些缺陷的失望，比如过于看重人情，讲求尊卑，又崇尚德治，对法制并不怎么信仰。又比如，儒家的大佬孔夫子就主张“亲亲相隐”，亲人之间有了违法乱纪的事，要相互包庇，不能揭发。在司法实践上，儒家的经典《周礼》又明目张胆地搞出个“八辟”制，后世在此基础上发展成“八议”，成为正式的法律条文。何谓“八议”？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亲，皇亲国戚、龙子龙孙；故，皇帝的故旧、朋友；贤，所谓的社会贤达；能，有点歪才怪才的人；功，为王朝效过犬马之劳的人；贵，三品以上的官员和有一品爵位的人；勤，皇帝比较勤快的爪牙狗腿；宾，王朝的贵客，一般是指被尊为国宾的前朝国君的后裔。“议”就是讲情面，这八类人犯了罪违了法，法律基本管不着，怎么处理皇帝说了算。一般来说，这八类人哪个不是皇帝最铁的奴才？皇帝老儿当然明白，保护他们，就是保护自己统治的根基，要想江山坐稳，还得靠这帮人撑场子。所以，所谓的处理，大都是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大不了把正省部级待遇降为副省部级，或者暂时带薪休假个一年半载，待到舆论关注降低、民愤渐渐淡去时，再让他们换个位子复出。不少人，包括一些所谓的学者，把清扫这些历史的丑恶的希望寄托于儒家的对立面法家，对于集法家学术思想之大成的韩非，充满了崇敬之情。动不动就把他搬出来赞美一番，仿佛连自己的小命都保不了的韩非是民族的希望，“指引着人民前进的方向”。而深谙法家学说精髓的统治者，又往往喜欢以孔夫子做面子，拿韩非充里子，玩“外儒内法”的政治把戏。如果足够无耻，还可以一把撕掉面子，再“踏上一脚，使永世不得翻身”，直接内衣外穿，公开为韩非唱赞歌。总之，生前倒霉的韩非，死后不久其实已经暗暗走红。时至今日，在一帮真傻的学者和装傻的政客们的推动下，更是大有由暗红转成明红之势。其实，早有远见卓识的学者指出：法家决不等于法制，他们只不过是一帮没有人性、没有良知的独裁者的帮闲！韩非虽然求为帮闲而不得，还断送了小命，其实，他还真可算得上法家的代表人物。
一、韩非其人
韩非是战国末期人，《史记》说他是韩国的“诸公子”。所谓“诸公子”，就是韩王不继承王位的儿子，也不一定是庶出。王位只有一个，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只有正妻所生的老大才有资格。哪怕他是傻子，只要不死，也轮不到别人。那些不能继承王位的儿子，即是诸公子。韩非是韩国的诸公子，但史书未明确记载他是哪位韩王的儿子。他有口吃的毛病，不善言谈，从小就喜欢“刑名法术之学”（也就是商鞅、申不害等前辈法家学说的总称）。但喜欢法家那一套东西的韩非却与李斯一起，拜在了当时的大儒荀卿门下，跟随荀卿学习治国之道。现在看起来几乎不可理解，韩非既然喜欢法家学说，为何拜大儒荀卿为师？其实也没什么难以理解的，在那时，教育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有这么多的学校、专业供你选择。你喜欢法家，但不一定能碰上出色的法家学者，商鞅、申不害都不与韩非同时代，而荀卿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学者，在大师云集的稷下学宫“最为老师”，三次充当祭酒，能拜在荀卿门下，就像现在考取北大、清华一样荣耀。
韩非与李斯是同学，成绩比李斯强多了，连李斯自己都认为比不上他，这其实也为他埋下了祸根。因为李斯这人，是个典型的下三滥，他本是上蔡（今河南上蔡）的一个破落户，早年在楚国做过小吏。有一次上厕所时，看到一只老鼠，见到人和狗就吓得东躲西藏。后来进入官仓，又见到一只老鼠，安享官仓的粮食却无忧无惧。这么一比较，李斯不禁大有感慨：同是老鼠，命运却天差地别，还不是因为它们所选择的安身立命之所不同么？从此，李斯人生开悟，发愤图强，誓要做一只从容在太仓里偷吃的硕鼠。在傍上了秦始皇这位主子以后，李斯开始对儒家反攻倒算，不仅不许别人学习儒家经典，连在一起谈谈《诗》、《书》都要杀头，还把儒家经典一把火给烧了个精光，亲手策划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次大浩劫。经他这么一烧，中国上古的文化典籍基本给毁得差不多了，直到现在，人们连《尚书》到底有多少篇也还没有搞清楚。当然，这是后话。
韩非虽贵为韩国诸公子，但并不得志。****政治的铁律：越是亲人越防得严。此时的韩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朝不谋夕。强大的秦国已显现出横扫六合、席卷天下的雄心和实力，在关东六国中，韩国不但最为弱小，而且还和秦国接壤，更重要的一点是，秦国一旦兼并韩国，就拦腰切断了劲敌楚国和赵、魏的联系，合纵再难成气候，而秦国则可以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所以，韩国成为强秦进攻的首要目标。在秦国的进攻下，韩国土地不断遭到蚕食鲸吞，国势日益危亡。韩非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不断地给韩王上疏，出谋划策，可韩王就是不理他这茬。在这一时期，忧心忡忡的韩非对韩国的国内“国际”形势进行了深入的观察研究，这对他学术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他的《孤愤》、《五蠹》、《说林》、《说难》、《内储》、《外储》等名篇均写作于此时。
公平地说，韩非对韩国政治弊端的揭批还是很深刻的，他所提出的一些补救主张也还算得上对症下药。比如，他深感韩国统治者昏庸无能，政治腐败，无耻的知识分子不顾良知，卖身投靠权贵，摇唇鼓舌，消解国家政令的推行；信口雌黄的纵横家为满足自己的野心，成为挟持国家的政治买办；亡命之徒和游侠依附于权贵，成为他们的走狗和打手；而富商巨贾则与权贵相互勾结，瓜分社会财富。这五类人和权贵阶层狼狈为奸，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联合起来将政府绑架，使政府沦为维护他们集团私利的工具。整个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兵无斗志，民心溃散。韩非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五类人乃是国家的蠹虫，提出要对既得利益集团痛加裁抑，“除此五蠹之民”，挽回人心，加强军队战斗力。这些观点，非常深刻，非常具有针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