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韩非学说透视：法家非法治，乃极端集权****
韩非把自己对人性及人际关系的理解施之于政治，必然使自己彻底沦为为君主一人出谋划策的帮闲。在他看来，对于君主来说，任何人都是靠不住的。既然如此，那么君主要靠什么保有自己的国家呢？在韩非看来，可靠的只有冷冰冰的法、术、势。
韩非这里所说的“势”，就是权力、权位所带来的权威性、威慑力的意思。“势”在韩非的政治学说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谓“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意思是说君主要善于利用自己的权力所带来的权威性和威慑力，保证政令的推行。如能做到这一点，只要是个正常人就可以把国家搞好。所以君主要善于保守自己的“势”，千万不可以假借于人。如果君主之“势”为大臣假借，那么君主就会权威尽失，最终为大臣所取代。
至于韩非所说的“术”，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权术，属于政治技巧层面。韩非集中谈“术”的篇章不多，《主道》是一篇。在这里韩非对道家思想汲取得比较多，强调最多的是君主不能让臣下摸透自己的心思、窥探出自己的好恶。如果臣下窥探得君主的心思，就会利用这一点想方设法控制君主。相反，君主装出一副深不可测、喜怒不形于色的样子，就会对臣下保持巨大的威慑力。“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越是琢磨不透君主的心思，臣下就越会敬畏君主，尽忠竭力。当然，韩非所说的“术”不仅仅是装高深这一点，而是具有非常庞杂的内容的。但无论怎样的花样翻新，“术”在本质上都是君主玩弄臣民的伎俩。
在韩非的政治学说中，地位最高的还是他所谓的“法”，不少人对韩非抱有很大的幻想，也是因为韩非看重“法”在国家政治运作中的重要作用。甚至有人认为，循此以往，就有可能走向法治社会。这真是天大的误解。因为韩非虽然看重“法”在政治运作中的作用，比如他曾说过：“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故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以听远事，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所以，就表面看，韩非似乎真是依法治国的先驱。但从本质上讲，韩非的“法”，只是君主操控整个国家臣民的工具和手段，并不具有全民公约、社会宪章的性质。这从他的《二柄》篇中即可看出。所谓的“二柄”，用韩非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通俗点说，“二柄”是指赏罚，也就是“法”的运用。韩非认为，大臣也好老百姓也好，都希望得到奖赏而害怕受到惩罚，所以君主利用好赏罚，就能很好地控制住臣民，让他们服服帖帖。“赏刑明，****尽死；民尽死，则兵强主尊。刑赏不察，****无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则兵弱主卑。”他把赏罚之于国君，比作老虎的爪牙，老虎正是靠爪牙威慑百兽的。刑赏对于国君来说，就是他最大限度地榨取臣民利益的得力工具。所以韩非在谈到法的作用时，虽然口口声声说“民安国治”，但一谈到“法”的运用，却全部是教君主如何利用法来驯服臣民，与国家的兴衰就全不沾边了。
事实上，韩非学说所追求的首要目标，是为君主出谋划策，保全个人权位。至于富国强兵，至多是副产品，并不在韩非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在韩非眼中，以天下为公的尧舜和吊民伐罪的汤、武都成了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乱臣贼子，其原因就在于尧舜禅让和汤、武征伐，都不利于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绝对利益。在这里，韩非还提出了“三纲”说的原型：“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把臣民无原则地服从君主、儿子无原则地服从老子、妻子无原则地服从丈夫，当做永恒的真理。由此，韩非进一步推出，“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国君再怎么混蛋也是国君，做臣民的只有服从的自由，绝对不能有任何其他想法。所以尧作为君主，竟然把帝位传给贤者舜而不传给儿子，这是带头破坏君道，罪无可赦；舜作为臣民，竟然敢接受尧帝的禅让，该杀；更不要说汤、武以武力推翻君主夺取天下了。总之，在韩非看来，只要于君不利的，都是天然不合理的。韩非之所以主张“以法治国”，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乃是因为法是“绌羡齐非，一民之轨”的最佳工具，是因为“刑重，则不敢以贵易贱；法审，则上尊而不侵”。这里，“绌羡齐非，一民之轨”最能体现韩非的本心。“绌羡”，通俗点讲就是让老百姓没有任何想法没有任何追求，“绌”通“黜”，杜绝的意思；羡就是别的想法和念头。“齐非”，就是一是非，老百姓的思想与领袖绝对统一，领袖认为对的就是对的，领袖认为错的就是错的。做到这一步，就会自然而然地“一民之轨”，全体老百姓行动也就整齐划一。这完全是不把人当人，只把人塑造成君主忠顺的奴仆、驯服的工具。
韩非多次谈到他理想中的国家社会，比如在《五蠹》中提到的“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的“明王之国”即是一种。此外，他还在《有度》中描绘了一种理想社会：“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头，下以修足；轻暖寒热，不得不救入；镆铘傅体，不敢弗搏。无私贤哲之臣，无私事能之士。故民不越乡而交，无百里之慼。贵贱不相逾，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韩非把这种理想社会称为“治之至”，但在这一理想社会中，韩非只描绘了两种人：官员和普通老百姓。官员“北面委质”，向君主交了投名状之后，就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部交给君主了，要全心全意为君主服务。行动上完全服从，让干什么干什么，不管是贱事难事脏事，以至于上刀山下火海不要命的事，都要心悦诚服地去干。而且还要“口无私言、目无私视”，口不能随便说，眼睛还不能随便看，看的话也必须是为了国君好。最难的是，心里还得认为君主这么安排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这是韩非理想中的官员——也是他为自己在心中树立的高标。在这种理想社会中，韩非对老百姓的要求比起官员要相对简单些：要老老实实地在村里待着，别村有个熟人都不允许去结交，更不允许有离得远的亲戚。还要安分守己，安贫乐道，不做升官发财的美梦。老百姓中要是有聪明杰出之士怎么办？那就要自觉地向“很傻很天真”的看齐，不能因为你有两下子就不甘于在底层混。这就是韩非“依法治国”的最高境界，是在老子“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基础上的改造。老百姓最好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没有任何思想，可以为国君做驯服的生产工具和高效的杀敌工具而不惹任何麻烦。官员们一个个不仅要奴颜婢膝，奴心婢肺，还要奴口婢眼，总之，一切为了君主，一切服务于君主，连看都不能为自己看。更可悲的是，即使你真的是天生贱种，达到了韩非理想中的官员的所有标准，按照韩非的政治理论，君主还是不能信任你！不仅不能信任你，还要时时刻刻小心你、提防你、算计你！司马迁说韩非学说“极惨礉少恩”，这话说对了一半，在韩非的政治设计下，“极惨礉少恩”者只是高高在上的执法者君主，臣民只有无限愚忠的份！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韩非不仅把敢于接受尧帝禅让的舜和吊民伐罪的汤、武一棍子打死，甚至连隐士逸民也要斩尽杀绝，理由是这些保持独立人格的高尚之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既不惧淫威滥刑，也不稀罕高官厚禄，是韩非的“法”所不能治的，二柄对他们来说全不好使。如此一来，他们的存在不仅对于国君没有价值，还容易带坏风气。所以韩非主张，对这些保持独立人格的高尚之士要格杀勿论，消除他们的影响。可见韩非变态到何种程度。
所以说韩非的“法”，远远不如儒家的“礼”。儒家的“礼”，要求全社会一体遵行，君主并不例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具有全民公约、社会宪章的性质，对包括君主在内的社会全体人员都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只是这种约束力是软的，主要是从道德的层面，要求人们自觉遵守。至于那些无耻无赖、下流下作之徒不遵循礼数，甚至钻空子讨便宜，“礼”拿他们没有丝毫的办法。所以“礼”最大的局限在于在现实社会实践中很容易被消解，造成只约束君子不约束小人的局面。而韩非的“法”只是君主玩弄控制臣民的工具，君主是执法者，是独立于法律约束之外的。韩非所谓的依法治国，不过是建立一个君师一体、********的绝对****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君主不仅掌控着最高权力，还是最高真理的化身。
从“礼”与“法”的对比，我们不难看出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的区别。法家的着眼点是君主和他控制下的政府，儒家则更多地关注社会——当然，这个社会也是包括君主和他控制下的政府在内的。韩非要求君主必须树立并巩固自己的绝对权威，令行禁止，决不容许社会有异议。自君主至底层百姓，一级服从一级，全国臣民必须无条件地做君主忠诚顺从的奴隶。甚至，一个人有无价值，其价值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全由他的存在对君主的意义决定。儒家则希望无论君主也好还是臣民也好，大家都在统一规则——“礼”的范围内做游戏，超出规则要被谴责。儒家固然主张臣民应忠于君主，但这个忠不是无条件的。当君主失德乱政、失掉民心时，老百姓也有权利推翻他——所谓“天命不常，惟德是辅”，君主承天命而治，但这个天命实际上并不是虚无缥缈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失掉民心就等于失去天命，也将失去政权。这里并不是为儒家辩护，而是说儒家既不能兴国安邦，却有一批人莫名其妙地寄希望于连儒家都不如的法家，真是咄咄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