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宫办公厅主任詹姆斯·贝克的劝柬中，里根总统陷入了沉思……灯光照在他的侧脸上，留下一条刚劲而倔强的线条。
贝克静静的站在一边，没有继续说话。以他多年和里根相处的经验来看，他知道自己的话已经打动了总统。
“我知道，我的朋友，我知道这些——”里根的声音终于响起来了，他声调低沉的说道，“我不能忍受的是我们竟然被恐怖分子所勒索。当我成为合众国总统时，我想要重振这个国家的威信，想让美国成为真正的超级大国，成为这个世界的领袖。现在我只是感到有种挫折感而已！”
贝克看着里根总统，只见里根苦笑着抬起头来说道：“你去请乔治到这里来，我们商量一个和平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吧。上帝保佑，我们总是会找到这么一个方法，既保住所有人的面子，又让我们能够继续活下去！”
“我们面临一些重大抉择，这样的抉择对领导者的精神和意志的确是一个考验。但我相信，你的选择是正确的！阿纳德，你是一个伟大的总统！”看到总统重新恢复了冷静和睿智，贝克衷心的说道。
“詹姆斯，你觉得我们最好的中东政策应该是什么？”里根叫住了转身要走的贝克，问道。
“我们的战略重心始终在欧洲！虽然中东也很重要，但无论何时，最大的敌人还是莫斯科！所以，我认为不应在中东与阿拉伯人过早冲突，我们应该寻找一个阿拉伯国家中的代理人，让他来传达我们的意志！”贝克思考了几秒钟，说道。
“一个代理人——”里根用手撑着下巴，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在塞日尔·达索的安排下，刘明秘密的会见了几位法国政府官员。其中就包括法国政府的实权人物让·弗鲁瓦，此君后来在密特朗窃听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谓总统的心腹之一。
刘明在佩服塞日尔·达索活动能力的同时，与这些法国官员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终于迫使让·弗鲁瓦代表法国政府答应，只要刘明能成功救出法国人质，就可以为伊拉克从法国购买各种先进武器及工业设备。
条件谈妥，刘明立刻开始了运作，所谓阿拉伯解放阵线本来就是在他示意下组建的，自然不成什么问题。ALF手中的法国人质并不多，只有7名，但由于此次人质事件ALF声名大振，许多激进组织都与之建立了联系。因此刘明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法国人质虽然少，但ALF绑架的日本人和韩国人还有那么十几个。
刘明通过ALF传话给那些中小组织，以一名日本或韩国人质加十万美元换一名法国人质。为了让这些中小激进组织心甘情愿的换人，刘明好心地告诉他们，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国家亲近美国，国内都有美国驻军。加之它们的经济已经实现腾飞，政府很愿意大把花钱救赎人质，所以绑架这些国家的人既可以打击美国政府，又可以得到一大笔赎金。
看在美元和ALF的号召力上，这些中小组织都愿意和刘明交换人质。刘明又换回了16名人质，让他有些郁闷的是，仅仅16名人质中，竟然还被人掺了假货——一个意大利人。不过法国在中东的人质已经基本被换了出来，算是圆满完成任务。
只是刘明没有想到，他关于日韩人质的广告词却不幸流传开来。从此之后，日韩国民成为中东激进组织人质战中的首眩不管何种性质的人质绑架事件，激进组织都喜欢捎带着绑架几个日韩人质，以增加经济收入，创收开源！
1982年7月3日，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在刘明的斡旋下，ALF组织与法国政府代表秘密进行了接触，在达成法国政府呼吁贝鲁特停火，承认巴解组织，支持联合国181号决议的协议之后，ALF组织释放了扣押的22名法国人质和一名意大利人质。
7月3日当天，人质便乘坐法国政府派来的专机返回法国，法国总理彼埃尔·莫鲁瓦亲自到巴黎西郊的尚塞拉军用机场迎接。消息传开，这一事件立刻被奉为和平解决人质问题的样板，世界舆论对法国政府赞誉有加。而与此同时，美国国内要求和平解决人质问题的呼声也在高涨。
只不过……7月3日的世界新闻，与法国和平解决人质事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叙利亚政府对美国提出了强烈抗议，抗议美国战机蓄意入侵叙利亚领空，并率先开火，击落了两架叙空军的米格-23战机。
同一天，美国官方确认，7月2日美国海军的两架F-14雄猫战斗机在接近叙利亚领空的国际公共空域巡逻时，遭到了叙利亚空军战机的恶意挑衅，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美国战机开火将叙利亚两架米格战机击落。
7月3日，法国国家宪兵特勤队退出特种行动，全体归国。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凯利·约翰斯顿少将秘密下令准备开始人质营救行动，其代号为“人马座”。英国特别空勤团、美国三角洲特种部队以及以色列第101伞兵旅组成的突击队在前线指挥官以色列巴拉克中校的指挥下进入贝鲁特待命。
7月3日，第82空降师全师13000人以战斗态势在黎以边界展开。第101空中突击师全师及其装备齐装满员抵达以色列。美国空军第三十五、第四十七战术空军联队抵达中东作战区域。美国海军海外特遣部队的两艘航空母舰在波斯湾举行大规模空中打击演习……
“难道里根真的赌上自己的政治前途，赌上了所有人质的性命要孤注一掷？还是他只是在虚张声势，想让我们妥协让步？”看着前方送来的消息，刘明百思不得其解。但他已经没有太多精力继续操作此事，因为一个他非常不愿听到的消息终于传来了——也就在7月3日这天，两伊谈判破裂了！
伊拉克于6月底曾单方面从伊朗境内撤军，并呼吁进行和平谈判。面对伊朗雄厚的人力资源和狂热的战斗精神，萨达姆认识到击败伊朗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他说：“现在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伊朗不但拒绝了伊拉克方面的谈判条件，反而开出了高达1500亿美元的巨额战争赔偿。这数字相当于伊拉克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倍，伊拉克自然不会答应。
刘明知道萨达姆不明白的事情——除了经济赔偿问题和对伊拉克挑起战争的怨恨外，谈判的破裂还有更深层次的背景。
伊朗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深刻的影响了国家政治。面对战争初期伊拉克的进攻，伊朗的什叶派宗教领袖们借助抵抗入侵的口号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狂热宗教情绪，大大扩大了手中的权力。他们尝到甜头后迫切希望能更进一步掌握国家政权，因此希望战争继续打下去。但“抵抗入侵”的口号随着伊拉克的撤军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什叶派教长霍梅尼便对外宣称将展开“圣战”，目标是先攻下伊拉克境内什叶派的两大圣地卡尔巴拉和纳杰夫，最后由伊朗人占领耶路撒冷，统治中东。他的目的是借战争的扩大化攫取国家权力，同时向中东“输出革命”，使得整个中东都成为一个被教会统治的巨大的神权“国家”。
当然霍梅尼和萨达姆的私人恩怨也是原因之一，霍梅尼曾因宗教主张过于激烈，被迫在1964至1978年间流亡伊拉克，并不时组织手下对伊朗政要进行暗杀活动。但1978年伊拉克将霍梅尼驱逐出境，他只好流亡巴黎。这件事使霍梅尼对萨达姆·侯赛因怀恨在心，日后霍梅尼宣称原伊朗国王巴勒维、美国、萨达姆是他的“三大死敌”。
两伊谈判一破裂，刘明只能把精力从贝鲁特事件转到采购武器、训练军队上。外有伊朗大军进逼，内有乌代一党抢夺权力，留给刘明的时间已经很少了，他需要尽快解决贝鲁特问题，重新调整自己的部署。
“看来得被迫做些让步了！真的很可惜啊！”刘明感叹了一声，遗憾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