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头个孩子兰登·克莱门斯生于一八七○年十一月七日，他只活了二十二个月。孩子得这病的责任全在我。他妈妈让我照看孩子，我则带着他坐敞篷的四轮大马车出去透气，出游了好长时间。那是一个阴冷的早晨，但是他被用皮衣裹得很好，如果在细心人手里，他是不会有问题的。不过很快我便沉浸到了默想之中，将该管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皮衣掉了，光腿露在了外面。后来被马车夫发现了，我将孩子重新裹好，不过已经迟了。他已经几乎被冻僵了。我急忙赶回家，被自己所干的事吓呆了，对可能会产生的后果也感到非常害怕。我一直对那天早上自己所做的对不住人的事感到羞愧，能不想就不去想它。至今我还怀疑自己当时有没有勇气去承认这件事。在我看来，很有可能直到此刻之前，我都始终没有承认过。
苏西出生在一八七二年三月十九日。在幼年时期，她总是到纽约的夸里农庄上过夏天，那个农庄位于埃尔迈拉以东的山上。其他季节则住在哈特福德家里(一八七一年十月，我们搬到了哈特福德，不久后在那里造了一座房子)。像其他的孩子们那样，她活泼，快乐，并且爱玩。与一般的孩子们所不同的是她时时喜欢内心思考那些困扰人生的事以及自古以来令那些好问的人们同样迷惑不解的事，想要找出其中深藏的意义。一个七岁的小孩子，就能够对人世那短暂的逗留中所不停遭受不幸和被逼得发狂的情况表示感到压抑以及困惑不解，正像开天辟地以来，那些比较成熟的心灵也曾经为此而感到压抑以及困惑不解一样。成千上万的人生下来后，辛勤劳苦，流血流汗，为了面包而进行奋斗、争吵、责骂和打架，为了那些细小的利益而相互争个不停。
他们一年年长大起来，接下来的便是衰老。凌辱和羞耻将他们的傲慢和虚荣挫伤了。他们被和所爱的人拆散了，人生的快乐变成了惨痛。那些痛苦，忧患与不幸，一年比一年深重。到了最后，野心，傲慢和虚荣都死了，剩下的只有渴望解脱。最后也终究解脱了——这是泥土所留给他们的唯一一份无害的礼物——他们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本来就无足轻重，没有任何成就，有的只是错误、失败以及愚蠢，也没有留下丝毫他们存在过的迹象——这个世界会用掉一天来对他们进行哀悼，然后便永远将他们忘掉。另一批芸芸众生将替代他们，他们所干过的事进行重演，走着一条同样的无益道路，然后像他们一样消失——让路给另一批，又一批，千百万批芸芸众生，让他们穿过同样的沙漠，走向同样不毛的道路，来将那第一批芸芸众生以及后来所有的芸芸众生所完成的事情——虚无！
“妈妈，这是为什么呢？”苏西问道。在育儿室寂静的地方，对这些事进行了长长的思索之后，她终于用自己那种不是十分连贯的语言，问出了这个问题。
一年后，她独自一人摸索着走过了另外一处黑沉沉、没有阳光的沼泽，不过这次她找到了一处歇脚的地方。一个星期里，她妈妈没有能够在傍晚孩子祈祷时去育儿室。她妈妈说到了这一点，说因此而感到很不安，说今天晚上要来，还希望每个晚上都能来，能够像从前那样听苏西祈祷。她察觉出孩子希望能够答话，可就是不懂得应该怎样用词，于是就问她有什么困难。苏西解释道，富特小姐(保姆)正在教她有关于印第安人的事情以及他们的宗教信仰，这样看来，似乎不只有一个上帝，而是有数个上帝。这就令苏西不能不进行思索了。而她思考的结果，就是她停止了祈祷。她将这句话修饰成——也就是，修改成——她现在不像“从前那样”进行祈祷了。她妈妈说，“将这对我讲讲，亲爱的。”
“好的，妈妈，印第安人认为自己是对的，不过现在我们知道他们错了。不久也有可能会是我们错了。所以现在我只是祈祷，但愿仅有一个上帝，一个天——或者其他更好的东西。”
我将这段悲凉而又动人的祈祷，按照当时记录本上所记的，一字不差地写到这里。那个记录本是我专门用来记录孩子们说过的话的，而我对于这些话的敬仰，也伴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日渐增加。这句话，就它那种纯乎自然的优美和质朴来说，像是出自孩子的嘴巴。不过其中的智慧以及悲哀，却是那些生活过、渴望过、害怕过以及怀疑过的来去匆匆的世代人类所共有的。
再回到一年前——苏西七岁时。她妈妈有几次曾经对她说，“好了，好了。苏西，不能因为小事哭啊。”
这就引发了苏西的思索。因为那个时候她正为了自己心目中的大灾大难而难过，心都碎了——一个玩具被打碎了；本来计划好的一次野餐，却因为狂风暴雨、电闪雷鸣而被取消了；育儿室里养的一只老鼠，越来越驯服、亲近人了，却被猫咬死了——而正在这个时候却听到了这个奇怪的启示。因为某种说不清楚的原因，这些事情并不是什么大的灾难。为什么呢？应该怎样去衡量灾难的大小呢？规律是什么呢？总应该有个能辨别大灾难与小灾难的办法啊，而这其间的比例法则是什么样的呢？她久久地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两三天来，她不时地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专心致志地——可是感到困惑——最终失败了。最后，她放弃了，找她妈妈去请求指点。
“妈妈，什么是‘小事’？”
看起来这个问题很简单——乍一看是这样。不过，要用语言进行回答就会出现很多料想之外的，没有预见出来的困难。困难增加了，结果便是带来了再次的失败。解释遭遇了困难。然后就是苏西尝试着帮她妈妈一下——她举出了一个情况作为实例。妈妈准备上街，任务之一便是为苏西买一个好久前就答应买给她的玩具手表。
“妈妈，假如你忘记带手表，那是件小事吗？”
她所关心的其实不是手表，因为她清楚这不会被忘掉。她说这番话的目的是：答案能够将那个谜解决，好让她受到困扰的小心灵能以安宁。
自然，这样的希望落空了——这是因为是当事人而不是局外人才能对不幸的大小进行衡量。如同失去的皇冠，对于国王来说是件大事，但对小孩来说则算不了什么。丢失的玩具，对于小孩来说是件大事，但在国王的心目中是不会为了这件事情心碎的。后来判断终于得出来了，不过这个判断是根据上面那个模式下的：苏西从此得到了许可，可以用自己的尺子来对不幸进行衡量。
我在这里要提几句苏西十七岁时的情况。她写了一个剧本，模仿希腊台词，由她、克拉拉、玛格丽特、沃纳和其他几个年轻的伙伴在我们位于哈特福德的家里为一屋子可爱的朋友们进行演出。当时查尔斯·达德利·沃纳以及他的兄弟乔治都在场。他们都是我们附近的邻居与好朋友。对于这个剧本的技巧，他们特别赞赏。第二天乔治·沃纳来同苏西谈了很久。最后下了这样一个结论：
“她是我认识的所有人中最有趣味的，不管是男还是女。”
还有一位太太说的话——在我的记忆当中那是切尼太太。她为她的父亲牧师布什内尔博士写了传记。
“一次，我同苏西谈话之后记下了这样的话：她对人生及其意义非常了解。哪怕是历尽沧桑，也不一定能比她了解得更深。她的直觉、思索以及分析似乎让她学会了我在六十年中所学到的东西。”
除此之外，还有一位太太说过一段话。话里她谈到了苏西临终以前的事：
“最后的这些日子中，她走起路来似乎很得意。她那神气真切地表现出了她的精神焕发以及智力的旺盛。”
现在回到刚才我打了岔的事情上来。正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苏西自小就喜欢考察事情，进行独立思考。这倒不是训练出来的，而是天性使然。遇到事情被处理得公正或是不公正的时候，她总是能够特别耐心地对一项项细节进行回顾，最后肯定能够得出正确而又合乎逻辑的结论来。当她六岁在慕尼黑的时候，总是梦见一只凶猛的熊。每当她梦醒，被吓得叫起来时，她都会认真地对这个梦进行分析。为什么会做这个梦呢？做这个梦的目的是什么呢？起源又是什么呢？不——应当有的教训是什么。通过直率且又深入的研究，得出了自己的判断，虽然可能有些片面或是不公正：因为(用她的话来说)她“从不吃人，而总是被吃”。
至于道德方面的问题，苏西总是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判断的正确——即便有时她得做出点牺牲。在她六岁，她妹妹克拉拉四岁时，两人总是争吵。为了将争吵制止，她们的妈妈试着用惩罚的办法——但却失败了。然后试着用奖励的办法。如果一天不吵便会得到糖果。由孩子们自己来做自己的证人。这次，是自己吵了，还是没有吵，她们自己说了算。有一次，苏西拿了糖，但却踌躇起来，然后将糖交了出来，说这是自己不该得的。克拉拉则保留了她自己的那一份。这样就产生了矛盾。一个证明说有过争吵，另一个则说没有。肯定有争吵的证据更充足些，结果证明争吵过，两人谁都没有拿到糖。似乎克拉拉没有什么能够用来为自己辩护的——不，有，是苏西提出来的，于是克拉拉没有事了。苏西说，“我不清楚她心里是不是觉得错了，但在我的心里，我认为不对。”
这是对于这件事的公道看法。对于一个六岁的孩子来说，这个分析非常尖锐。现在就没有办法再说克拉拉错了，除非对她的案件再一次进行审理，对她的证明重新进行回顾。这样的程序公正与否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她先前的证据已被接受过了，当时没有提出过疑问。因此，经过对疑点的检查和讨论——最后的判决对她有利，她被无罪开释。结果怎样都是相同的，因为就在这时，糖反早已被她吃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