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制社会里，天子是最高的职位，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但是，天子的地位和权力究竟是谁给予的？谁又有权废黜之？这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从理论上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天子地位、权力的合法性就成了问题。无可否认，天、上帝，在过去的时代里，是一个无上的权威，是人类意志的主宰者，所以“敬天”、“畏天命”，是人类一个无法避免的客观存在。为此，儒家提出了一个“君权神授”、“天命不常，唯有德者居之”的理论，来阐释天子的地位、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及权威性。也就是说君权决不能认为是某一个人给予某一个人的，不是个人之间的私相授受，而是上天给予的；只有上天对天子才有给予权和废黜权。所以过去每个皇帝文告的第一句话便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表示是获得上天允许的，是合法的。
但是，天、上帝毕竟是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儒家的绝顶聪明之处又在于，他们把这“君权神授”，通过巧妙地解释，实质上变成了“君权民授”。他们明白无误地说：“上天的意志，来源于我们人民的意志，即“天不言”，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换句话说，天子的地位和权力虽是上天给予的，但上天的“视”、“听”都来自于人民的“视”、“听”，来自于人民的意志，所以归根结底，天子的地位和权力还是人民给予的。因此人民自然拥有立天子的权力，也有废黜天子的权力。故孟子最后明白无误地说：天子的地位虽是“天与之”而实际上却是“民与之”。
应该说，孟子所代表的儒家的这种思想是“言”孔子之未言，是民权思想、民主思想的鲜明体现，是儒家思想发展的精华所在。这种民权、民主的思想，在中国由于专制统治者的堵塞和扼杀虽没有发展为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权、民主思潮，但重要的在于，它是人类社会民权、民主思潮的源头，这是毫无疑义的。民权、民主思想在廿世纪的人类社会，虽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孟子的这些观点，仍有其不容忽视的现代意义。
按照一般传统的理解，在禅让制的时代，这一代的君权是由上一代的天子授予的。这也就是孟子的学生万章的看法。可孟子却作出了与传统看法不一样的回答，认为天子个人并没有权力把天下拿来授予谁，而只有上天和百姓才有这个权力。很明显，孟子是脚跨上下两个方面，一只脚跨在上天，有“君权神授”的神秘色彩；另一只脚却跨在民间，有“民授论”的味道。而他的论述，则正好是在这两方面寻求沟通的桥梁，寻找“天意”与“民意”的结合点。所谓“究天人之际”，研究天与人的关系，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探讨的核心问题，而孟子在这里的探讨，是从政治、君权的角度来进行的，也算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吧。
事实上，孟子在这里的分析论述，与其说强调“天”的一方面，不如说强调“民”的一方面更为贴切。就以他所分析的舜的情况来看，舜之所以最终“之中国，践天子位”，完全是因为“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诓歌者，不诓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所以，与其说是“天授”，不如说是“民授”。他最后所引《泰誓》上的两句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不也一方面说明了“天人之际”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说明了“天意”从根本上说还是来自“民意”。
【原文】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
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1 ］，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2 ］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3 ］，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4 ］之不肖［5 ］，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继世［6 ］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7 ］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8 ］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9 ］。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注释】
［1］阳城：山名，位于今河南省登封县境内。
［2］益：即伯益，舜的大臣，曾帮助大禹治水。
［3］启：大禹的儿子。大禹死后，启夺得了天下，建立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
［4］丹朱：尧的儿子。
［5］不肖：意为“没有像他父亲那样的贤德”。
［6］继世：继承先祖的基业而拥有天下。
［7］太丁：商汤的儿子。
［8］太甲：太丁的儿子。太丁死后，他被立为夏朝的皇帝。
［9］桐：古地名，商汤就葬在那里。
【译文】
万章问孟子道：“有人说，天子大位传到大禹这里的时候，道德就沦丧了，因为大禹不是把天子之位传给了圣贤的人，而是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请问先生，有这样的事吗？”
孟子回答道：“事情不是这样的。天子想把大位传给圣贤的人，就可以传给圣贤的人；天子想把大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就可以传给自己的儿子。从前，舜把大禹推荐给了上天，十七年后，舜死了。三年丧期过后，大禹为了避开舜的儿子而到了阳城，全天下的百姓也跟着大禹来到了阳城，就像当年尧去世以后，天下的百姓不是跟着尧的儿子，而是跟着舜那样。
“后来，大禹又把伯益推荐给了上天，七年后，大禹也死了。三年丧期过后，伯益为了避开大禹的儿子启，到了萁山以北。但是，来朝见天子的人和要打官司的人却不到伯益那里去，而是自发到了启那里，他们说；‘他是天子的儿子。’讴歌天子的人也不讴歌伯益，而是讴歌启，也说：‘他是天子的儿子。’
“尧的儿子丹朱不争气，舜的儿子也不争气，都继承不了天子大位。舜辅佐尧，大禹辅佐舜，这样经历了很多年，给百姓布施恩泽的时间也很长。启很贤良，能认真地继承大禹的政策。而伯益辅佐大禹的时间短，布施给百姓恩泽的时间也短。舜、大禹、伯益之间相距的时间有长有短，他们的儿子也有好有坏，这都是天意安排的，不是人的意愿能改变的。
“没有人能做到的事被做到了，这就是天意；没有人招惹它，它却来了，这就是命运。如果一个平头百姓能得到天下，那么他的德行也必然和舜、禹的一样，而且还得有天子向上天推荐他，所以，孔子虽然是前所未有的大圣贤，但没有天子向上天推荐他，所以他也不能得到天子大位。
“继承上代而得到了天下的人，后来又被天意剥夺了的，必然是类似于夏桀和商纣那样的人，所以，尽管伯益、伊尹和周公很圣贤，但因为他们辅佐的不是这样的国君，就不能得到天下。伊尹辅佐商汤称霸天下，商汤死后，他的儿子太丁还没有来得及登上天子大位就死了。之后，外丙在位两年，仲壬在位四年，太甲登上天子大位后，破坏了商汤制定的典章法度，于是伊尹就把他流放到了桐地。三年后，太甲悔过了，并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在桐地表现得心不离仁、行合乎义，已经听从了伊尹的教导了，于是又回去继续做天子。周公不能得到天下，原因跟伯益在夏朝、伊尹在商朝没有可能得到天下一样。孔子说：‘唐尧、虞舜传大位给圣贤，而夏、商、周三代传位给子孙，道理都是一样的。”
【阐释】
孟子在上一章提出了君权是“天与之，民与之”，实则为“民与之”的理论，这一章更以上自尧舜、下至孔子近二千年的历史，对这一理论加以印证。“天与之，民与之”实际是以民意为依归，即人民的拥护程度来确定的。他以舜、禹、启三人之得天下为例说明，是由于人民之中大多数衷心拥护；而伯益、伊尹、周公三人，尽管有崇高的品格，而未能得天下，是因他们所侍奉之国君，大体皆能顺民意，而绝非暴虐之君；至于孔子之未能得天下，是因天子没有推荐于天，所谓推荐于天的意思，就是孔子没有得到担当辅佐国君治国大任的机会。以两千年的历史来印证君权“天与之，民与之”的理论，这是孟子对历史的精辟分析、高度概括，是对中国上古历史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做出的重大贡献。这对近现代社会有着积极的意义。
【原文】
万章问曰：“或曰：‘百里奚［1 ］自鬻于秦养牲者，五羊之皮，食［2 ］牛，以要秦穆公。’信乎？”
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为之也。百里奚，虞［3 ］人也。晋人以垂棘［4 ］之璧，与屈［5 ］产之承，假道［6 ］于虞以伐虢［7 ］；宫之奇［8 ］谏，百里奚不谏。知虞公之不可谏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为污也，可谓智乎？不可谏而不谏，可谓不智乎？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不可谓不智也。时举于秦，知穆公之可与有行［9 ］也而相之，可谓不智乎？相秦而显其君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不贤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乡党自好者［10 ］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
【注释】
［1］百里奚：人名，据说，百里奚是被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换来的相国，因此后世称之为“五羊大夫”。
［2］食：供养、饲养。
［3］虞：诸侯国名，是个位于山西省平陆的小国。
［4］垂棘：地名，盛产美玉。
［5］屈：地名，盛产良马。
［6］假道：借道、借路。
［7］虢：诸侯国名。
［8］宫之奇：虞国大夫。
［9］有行：有所作为。
［10］自好者：自爱其身的人。
【译文】
万章问孟子道：“有人说，百里奚用五张羊皮的价格把自己卖给在秦国养牲口的人，并替他喂牛，为的就是能求得秦穆公的重用。这是真的吗？”
孟子回答道：“不是这样的。这种说法是好事者瞎编的。百里奚原本是虞国人，当时，晋国用垂棘的美玉和屈地的良马贿赂虞国国君，以便借道攻打虢国。虞国的大夫宫子奇劝告虞公不要答应晋国的请求，但百里奚却没有说话，因为他知道虞公是不会听劝告的，于是就离开即将亡国的虞国，来到了秦国。当时的百里奚已经是七十多岁了，如果还不知道替人喂牛以求得秦穆公的任用是不光彩的的话，那还能算聪明吗？知道虞公不听从他的劝告而不去劝告的人，能说是不聪明的吗？知道虞国即将要亡国了而提前一步离开的人，能说是不聪明的吗？一旦百里奚在秦国受到了任用，就知道秦穆公是个可以干一番大事业的人而尽心辅佐他，能说是不聪明的吗？做了秦国的国相，使自己的国君的威望显赫于天下，并且可以流传到后世，如果不是贤者，能做到这些吗？卖掉自己而去成全自己的国君这种事，即使是乡里自爱的人，也不愿意这样做，贤者肯这样做吗？”
【阐释】
由这一章里万章的问话可以得知，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有人相信，被称为“五羊大夫”的百里奚是一个“自卖为奴以事穆公”的人。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孟子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假的！没有这样的事！像百里奚这样聪明过人的贤人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按照一般逻辑，接下来，孟子需要证明百里奚的聪明过人，还要证明贤人为什么不这样做。于是，孟子举了很多例子，说明百里奚是一个“不可谓不智”的人：明知虞公不会听他的劝，所以不劝；知道虞国就要灭亡了，所以抢先离开；七十岁了还要到秦国去；知道秦穆公是个能成大事的人，所以尽兴辅佐。证明了百里奚的聪明过人之后，孟子又说道，辅佐国君成就大业，让自己的国君在众诸侯里享有威名，这样的人不是贤人吗？是贤人的话，就不会干自卖为奴的事，这就是必然的了。
孟子始终把保持人格尊严当作人生的头等大事，而事实上，百里奚也确实如孟子所言，并没有做任何有损自己人格尊严的事。据《史记》记载，百里奚离开虞国后，在楚国边境被楚人抓获。秦穆公听说以后，打算重金赎回百里奚，但又怕引起楚国人的怀疑而不能达到目的，于是就故意用五张羊皮的低价赎回了百里奚。百里奚一到秦国后，就立即受到秦穆公的重用，“授以国政”。可见，确实没有百里奚“自卖为奴以事穆公”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