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与新教势均力敌，矛盾持续了长达两个世纪。
深奥的教义
16和17世纪，是充满了宗教争论的时代。
今天，如果你细心观察，就会发现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在讨论“生意经”，比如工资的高低、工时的长短、罢工等这类的话题。因为这些话题与我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关注的焦点。
然而，生活在1600年或1650年的孩子们却不像我们那么走运，他们唯一能够听到的就是“宗教”，而生活带给我们的无限知识和欢乐，他们却很少享受到。无论他们属于天主教还是新教，在他们天真脑袋里充斥着的只有“宿命论”、“化体论”、“自由意志”等类似的深奥字眼，讲着自己都不明白的“真正信仰”的话。他们按照父母的意愿，分别成为天主教徒、路德派教徒、茨温利派教徒、加尔文派教徒或是再洗礼派教徒，他们有的学习路德的“奥古斯堡教理问答”，有的背诵加尔文的“基督教规”，有的默念英国出版的《公众祈祷书》中的“信仰三十九条”，并且全都说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信仰”。
他们非常清楚亨利八世的故事，他结了很多次婚，身为英格兰君主，他把原本属于教会的财产全部占为己有，并且自封英国教会最高首脑，篡夺了教皇任命主教和教士的权力。如果有人提起恐怖的宗教法庭、牢房以及许多折磨人的刑具，那么他们晚上肯定会做噩梦。那些使他们难以安然入睡的恐怖故事接连不断。比如，愤怒的荷兰新教徒暴民是怎么捉住十几个徒手的老教士的，仅仅为了杀死不同信仰者能给他们带来快感，就把老教士们全部吊死之类的故事。但是，对峙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势均力敌，要不然，冲突就会以其中一方的胜利而告终。可它偏偏蔓延了整整两个世纪，牺牲了大约八代人的生命和精力。由于引发冲突的内容太繁锁，我只能讲一些重要的细节，如果你想更多地了解宗教冲突，可以随便翻阅一些这方面的历史书。
异端邪说与宽容品质
伴随着新教徒发起的大规模宗教改革运动，天主教会内部出现了彻底地改革。那些业余的人文主义者的教皇从历史的舞台上慢慢消失了，取代他们的是每天工作20个小时，认真负责地处理自己职责的威严教皇。
修道院里昔日的愉快生活暂且告一段落了。教士和修女们起得比鸡还早，很早就得起来背诵教义，认真学习并研究天主教规，照顾病人，安慰即将死去的人。宗教法庭虎视眈眈，整日密切监视着周围的动静，防止异教教义的印刷品盛行。说到这儿，人们通常会想起可怜的伽利略，他是一个不谨慎的人，居然想只靠手中的小望远镜来解释宇宙的奥秘，而且还小声念叨一些违背教会观念的行星运动规律，因此，伽利略被打入了牢房。但是，出于对教皇、主教以及宗教法庭的公平态度，我必须说明，新教徒也会对科学和医学产生敌意。新教徒视自发观察事物的人们为人类最恐怖的敌人，他们的无知与狭隘毫不逊色于天主教徒。
比如加尔文，他是一位伟大的法国宗教改革者，同时也是日内瓦一带政治和精神方面的独裁者。当法国当局想要绞死迈克尔·塞维图斯（他是西班牙著名的神学家与外科医生，由于是第一位解剖学家贝塞留斯的得力助手而成名）的时候，加尔文不仅为他提供帮助，而且还在塞维图斯逃出法国监狱躲到日内瓦避难的计划中，亲自把他关进了监狱。经过漫长的审讯，加尔文竟然以异教邪说的罪名把他活活地烧死在火刑柱上，完全不顾塞维图斯身为著名科学家的事实。
就这样，宗教之争越来越激烈。我们很少掌握这方面的真实数据和资料，但是总体来说，新教徒要比天主教徒更早厌倦这场毫无意义的争论。绝大多数因为宗教信仰问题被残害的男男女女，都是诚实善良的普通人，但是却不幸沦为了罗马教会的牺牲品。
由于“宽容”是很晚才出现的一种高尚品德，甚至我们“现代人”，也仅仅是对一些不感兴趣的事物表现出宽容的态度。比如，他们可以对非洲土著居民展示自己的宽容，根本不在乎他归属于佛教还是伊斯兰教。可是，一旦当他们听说身边的原共和党人支持高额保护性关税政策的某个邻居，现在居然转而加入美国社会党（于1901年成立），并且还支持废除所有的关税法律时，他们的宽容就会消失。于是，他们开始像17世纪的人一样共同谴责这位邻居，这就像一个善良的天主教徒或新教徒当得知自己的好朋友不幸沦为某种异端邪说的牺牲品时，也会用类似的语言斥责他们。
直到前段时间，“异端邪说”还被人们视为一种可怕的疾病。如今，当我们发现有谁不关注个人和环境的卫生，使自己和孩子染上了伤寒或是别的本来可以预防的疾病的威胁时，我们就会向卫生部门投诉，卫生局的负责人就会叫上警察，一起把这个人拘禁起来或是流放，因为这个人的存在对整个社会构成了安全方面的威胁。在16和17世纪，一个异端分子（就是敢于公开质疑自己教派人们的人），他通常会被视为比伤寒病更恐怖的威胁。伤寒只是对人的肉体产生威胁，但是异端邪说摧毁的却是人们不朽的灵魂。因此对于所有善良而又充满理性的人们来说，提醒警察留心异端分子，就成了他们义不容辞的史命。那些无视异端邪说并且没有及时向警察报告的人全是有罪的，就像一个现代人发现租住自己房子的人得了霍乱或天花之类的传染病，却没有打电话通知医生一样。
随着人类慢慢地成长，你会听说许多关于预防疾病药物的事情。所谓预防性药物，顾名思义，就是医生们在人们健健康康的情况下，采取有效的手段，预防疾病的发生，他们会告诉健康的身体情况应该是什么样的、健康的饮食起居的环境是什么样的，人们该吃什么和不该吃什么，应避免养成不良习惯，同时，还会教导他们保持个人卫生的各种方法，从而彻底消除可能诱发疾病的所有不利因素。医生们甚至还会走进学校，教孩子们正确使用牙刷的姿势以及防止感冒的小常识等。
在16世纪的人们的眼中，与肉体上的疾病比起来，威胁灵魂的心里疾病更加恐怖。因此他们组建起一套预防精神疾病的严格体系。一旦当孩子们有能力读书识字时，他们就会被迫接受唯一的真正信仰的种种原则。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大大地推动了欧洲人素质的普遍提高，这是一件好事。新教国家很快就建立了许多学校，虽然这些学校只是把大量的宝贵时间浪费在对“教理问答”反复解释的层面，但是它们有时也会讲授除了神学以外的其他知识。学校鼓励人们读书，与此同时，印刷业也在不断地蓬勃发展起来。
耶稣会的成立
在新教不断庞大的同时，天主教徒也不甘落后。他们同样把时间和精力全部倾注在教育方面，在这方面，天主教会找到了有极高价值的朋友。教会与刚刚成立不久的耶稣会结成同盟，创建耶稣会的是一位西班牙的士兵，他在历经一段漫长的冒险生涯肮脏的生活之后，成了天主教徒。许多受救世军感化的罪人，在意识到自己犯下的各种罪孽时，把自己的余生全部奉献给帮助和安抚慰比自己更不幸的人们的伟大事业上，与他们一样，这位西班牙士兵也越来越发觉自己有义务为教会服务。
这位西班牙人叫伊格纳提斯·德·洛约拉，他生于1491年（即发现美洲大陆的前一年）。他在一次战争中不幸受伤，腿部终身残疾。他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看见圣母和圣子在向自己显灵，命令他抛弃过去的一切罪恶生活并且改过自新。于是，洛约拉决心前往圣地，完成十字军的神圣使命。然面，他的耶路撒冷之行证明了他仅凭眼前的势力是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的。于是他返回欧洲，加入反对路德派的斗争中。1534年，洛约拉在巴黎大学索邦神学院读书，他与另外七名学生成立了兄弟会。八个年轻人立下誓言，要永远过最圣洁的生活，绝不贪恋荣华富贵，坚持正义，并且把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全部奉献给教会。几年以后，这个小型的兄弟会逐渐成为一个正规的组织，并且教皇保罗三世正式授予“耶稣会”的称号。
洛约拉曾经是一名军人，因此，他知道严格的纪律和对上级绝对服从的重要性。事实上，这两点就是耶稣会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耶稣会最擅长的就是教育，耶稣会的教师在有权力单独与学生进行交谈之前，事先会接受一系列完善的培训。老师和学生们共同吃住，一起做各种游戏活动，精心守护着他们的思想和灵魂，这种的教育方法果然效果显著。耶稣会培养出一批尽忠于天主教的教徒，使他们像生活在中世纪早期的人一样，严肃地看待自己的信仰与职责。
但是，精明的耶稣会不是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对穷人的教育上，他们还进入皇宫中，为未来的皇帝和国王们授课，做他们的私人教师。当我讲述30年战争时，你们就能理解耶稣会这一举动的目的了。但是，在恐怖的宗教狂热最后一次爆发之前，还发生了许多其他的重要的事情。
荷兰人的反抗
自从查理五世去世后，德国和奥地利就落入了他的兄弟斐迪南德手中，他其余的领地，包括西班牙、荷兰、印度群岛以及美洲全部由他的儿子菲利普统治。菲利普是查理五世和亲表妹（一位葡萄牙公主）生下的儿子，这种由近亲生下的孩子大多数会行动古怪，有精神不正常的表现。菲利普的儿子唐卡洛斯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疯子，后来被菲利普杀死。菲利普并不是疯子，但是他对教会的热情近似狂热，他认为自己是上帝派到人间解救人类的一名救世主。因此，如果有人胆敢不像他一样对上帝充满绝对的热情，那么这个人就会被视为人类的敌人，并且会从肉体铲除他，以免他的行为腐蚀周围虔诚信徒们的灵魂。
众所周知，那个时候的西班牙非常富有，在新世界发现的所有金银财宝源源不断地涌入卡斯蒂尔和阿拉贡的国库中。但是，西班牙同时也患有一种有损于国家力量的经济病。西班牙的农民们非常勤劳，妇女们比农民还要勤劳，但是西班牙的上层阶级却对所有劳动产生鄙视，只希望自己能够加入到陆海军或是担任政府的公职。摩尔人一直都是兢兢业业、辛勤工作的手艺人，但在很早以前他们就被全部驱逐出了西班牙。这种经济病带来的结果就是，作为世界宝库的西班牙实际上非常贫穷，因为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换取小麦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因为西班牙大多数人不愿意从事生产）。
菲利普是16世纪时最强大国家的主宰者，他的财源全部来源于征集商业中心荷兰的税收。然而，那些忘恩负义的弗兰芒人与荷兰人原本是路德与加尔文教义虔诚的追随者，他们不仅铲除了当地教堂里的全部偶像和圣像画，还对教皇宣称，自己不再是他们的牧羊人。从那以后，他们只能凭借新译的《圣经》训条和自己的良心做事。面对这种情形，菲利普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一方面，他绝对不会容忍荷兰臣民的所有异端举动，另一方面，他又确实需要他们在金钱方面的支持。如果他同意荷兰人转向新教徒并且不采取任何措施拯救他们的灵魂，就是没有完成上帝交给他的任务；如果他对荷兰实施镇压，把反抗的臣民全部烧死在火刑柱上，那他又会失去大部分财源。
菲利普的性格变幻莫测，遇事小心谨慎，不会很快就下结论，在如何解决荷兰人的争端上，他犹豫了很长时间。他时而宽容时而严厉，一会儿放任一会儿反对，所有的手段都试过了，然而荷兰人依然坚持自己的行为。于是，菲利普一怒之下派阿尔巴公爵（是他手下的一句强硬的、手段极其残酷的人）前往荷兰，奉劝固执的荷兰人及时忏悔，改过自新。阿尔巴先是砍下了部分宗教领袖的头。这些人非常愚蠢，竟然没有在他到达此地之前逃走。后来，在1572年，也就是法国的新教领袖在大规模的巴瑟洛缪之夜被全部杀死的那一年，阿尔巴对荷兰数座城市展开了大面积的袭击，把城市里的居民杀光，以此作为其他城市的警告。第二年，他又率领军队围困了荷兰的莱顿城（荷兰的制造业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