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新机器的到来，往日在小作坊里独立劳作的木匠们
不得不出卖劳动，被大机器雇佣。即使他们能挣到更多的钱，
可是他们同时也失去了自由，他们并不喜欢这种生活状况。
机器引发的社会变革
以前，世界上的所有工作都是那些由小作坊里的工人们独立完成的。他们手持着工具，任凭自己的想法打骂自己的学徒。在不违反行会规定的前提下，他们通常能经营任何他们想做的业务。他们的生活非常简朴，只有每天工作好几个小时才能勉强维持生计，但是，当时的他们是自己的主人。如果他们有一天醒来的时候，发现今天是个适合钓鱼的好天气，他们就会跑出去钓鱼。没有人会阻拦他们。
可是，当机器出现的时候，这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其实，机器只不过是一个提高效率的工具。一辆带着你飞驰的火车其实就是人类的一双快腿，一把能够把坚硬的铁板砸平的气锤也只不过是人类的一副力大无穷的铁拳。
然而，尽管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双快腿、一副大力拳，可是一辆火车、一台气锤或是一个棉花工厂却是一台天价的机械，它不是某个人能够得到的。通常，它们是由一伙人集资购买，然后按照投资的比例分享这些机器给他们赚取的利润。因此，当机器改进到有实际价值并且能谋得利润时，这些大型工具的生产商们就开始寻找能够支付现金的买主。
中世纪初，只有土地才能代表财富，因此，只有贵族才被人们视为有钱人。正如我在前面讲述过的，由于当时的社会采用的是一种古老的以物易物的交换制度，如用奶牛换马、用鸡蛋换蜂蜜，所以贵族们手中的金银根本没有用。十字军东征时期，城市的自由民从东西方之间再次兴起的贸易中聚敛了大笔财富，变成贵族和骑士们的重要对手。
法国大革命把贵族的财富彻底摧毁了，极大地提高了中产阶级（即“布尔乔亚”）在社会中的地位。大革命以后的动荡年月为中产阶级提供了一个发财的大好时机，他们积累了远远多于自己应得份额的大笔财富。教会的地产全部被国民公会没收了，并且全部拍卖掉。其中的贿赂的数额高得惊人。土地投机商们窃取了多达几千平方英里的价值连成的土地。在拿破仑战争中，他们大量囤积谷物和军火，从中牟取暴利。到了机器时代，他们拥有的财富早已远远超出他们生活所需，并且能够自己开设工厂，雇佣工人操纵机器。
这一举动改变了数十万人的生活状况。在短短的几年内，许多城市的人口数量成倍增长。市民们的真正“家园”如今也被那些粗糙而又简陋的建筑层层包围住了。这里就成了每天在工厂工作长达11至13个小时的工人们下班以后的栖息地，当汽笛响起时，他们又不得不从这里回到工厂。
在乡村，人们传说着要到城里挣大钱的消息。于是，习惯了野外生活的农民纷纷涌入了城市。他们在那些密不透风、布满烟尘污垢的车间里苦苦地挣扎着，健康的身体也很快垮掉了，最后他们不是在医院里死去就是在贫民院里悲惨地死去。
当然，从农村到工厂的巨大转变，并不是没有任何人反抗而顺利得进行的。由于一台机器的工作效率和100个人的工作效率相同，那些因此丢掉工作的其余99个人肯定会产生极大的不满，袭击工厂、烧毁机器的情况经常发生。然而，早在17世纪，社会上就已经出现了保险公司。作为保险公司的原则，厂主们的损失经常能得到弥补。
新的经济观
没过多久，更加先进的机器再次被安装使用了，工厂四周也围上了高墙，暴乱也停止了。在这个充满蒸汽味和钢铁味的新世界里，行会没有一丝生存地位。行会就像恐龙一样很快就消失了，工人们想要组织一个新式的工会。可是工厂主们凭借自己的财富，对各国的政治体系施加了更大更深的影响力。他们凭借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项禁止组织工会的法律，理由就是它严重地妨碍了工人们的工作和休息。
请你一定不要误认为，通过这项法律的国会议员们全都是居心不良的暴君，他们是大革命的忠实儿子。这是一个人人都可以“自由”谈论的时代，人们甚至经常会因为邻居们不够热爱自由而杀了他们。既然“自由”是当时人类的最高品德，那么工会就没有权利决定会员的工作以及劳动报酬。而且必须保证工人们能够随时在市场上按照自己的意愿出售自己的劳动力，而雇主们也同样能“自由地”经营他们的工厂。由于国家掌握的“重商主义”时代已经结束了，新的“自由经济”观认为，国家应该任凭其发展，让商业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和模式运行。
18世纪的下半叶不仅是一个知识与政治的动荡时代，而且旧的经济观念也被更加顺应局势的新经济观取代了。在法国革命爆发的前几年，路易十六的那位经常受挫的财政大臣蒂尔戈曾经宣布过“自由经济”的新教义。他生活在一个充满了繁文褥节、规章制度以及大小官僚所控制的国家，深知其中的弊病。蒂尔戈写道：“坚决取消政府监管，让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一切都会顺利运转的。”没过多长时间，他发表的著名“自由经济”理论就成了当时的经济学家们热烈呼吁的口号。
与此同时，英国的亚当·斯密正在写一篇巨著——《国富论》，这本书为“自由”和“贸易的自身权力”发出新一轮的呼吁。30年以后，当拿破仑跨台，欧洲的反动势力再次聚集在维也纳时，自由却在经济生活中赋予给了欧洲的老百姓（即使老百姓在政治领域中没有自由）。
我在这章的开头就已经提到了，大量的事实证明，机器的普遍使用给国家带来了极大的好处，社会的财富得到了迅猛的增长。甚至只依靠机器的力量就能负担全部反拿破仑战争的巨额开支。资本家（即出钱购买机器的人）牟取了难以想象的暴利。他们的野心慢慢滋长，开始对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们想要与直到现在还控制着大部分欧洲政府的土地贵族们较量一下。
在英国，国会议员产生依然是按照1265年的皇家法令推举出来的，居然在大批新兴的工业中心没有一位代表。1832年，资本家们想方设法通过修正法案，改革了选举制度，使工厂主获得了对立法机构产生更大影响的权力。但是，这一举动也引发了无数工人的强烈不满，因为政府中根本没有他们的代表。工人们发动了一场争取选举权的运动，他们把自己的要求全部写在了一份文件上，这就是在后来人尽皆知的“大宪章”。这份宪章的争论一天比一天激烈，直到 1848年爆发了欧洲革命还没有停止。由于英国政府害怕再次爆发一场雅各宾党流血革命，政府紧急召回了年过八旬的惠灵顿公爵来指挥军队，并且开始召募志愿军。伦敦处于严密的封锁状态，为镇压即将爆发的革命作了充足的准备。
最终，宪章运动由于领导者的无能而失败了，并没有发生暴力革命。新兴的富有工厂主阶级逐渐增强了控制政府的权力，大城市的工业环境依然不断蚕食着大片牧场和麦地，并把它们变成了阴暗拥挤的贫民窟。在每一个欧洲城市向现代化迈进的路途中，都会有这些贫民窟与他们共同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