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我们也在南京生活过一段。又以南京为据点，隔三差五地走走江南，比如苏州和无锡。是的，我们当然去过上海，是去消费的。买买衣服，尝尝上海菜，顺便逛逛黄埔江。在离开她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梦见自己背着行囊，走在火车站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我茫然极了，不知道要去哪里。况且我身无分文，得忍饥挨饿。身边的人走丢了，可我并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我在煌煌的太阳底下坐下来，泪水打湿了脸颊。
这几乎成了我永恒的梦境。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竟如此伤感，事实不是这样子的。事实上我们很快乐，我坚定地跟着她走。在1986—1989两年多时间里，我从未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错事。我不后悔，虽然我们常吵架，可是吵完以后又上路了。而且，那两年我们挥霍无度，用阿姐的话说，是“大把大把地花钱，大口大口地吃肉”。
现在我对于那段时光的回忆，首先就是火车站。火车站的候车大厅或者出站口。出站口外的红铁护栏。青白或者烈日下的天。一对男女走在摩肩擦踵的人群里。他们衣着摩登，表情恬淡自然，你很容易就把他们与周遭的环境区别开来。你也许会着意看他们两眼，心思稍稍动了一下。
你也许会猜他们的身份，这是枉然的。仅从衣着上看，他们是有钱人，在过上等生活，且很有修养。底下你也许会猜他们的关系，女的看不出年纪来，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男的几乎还是个孩子——肯定是个孩子，但是一双眼睛冷峻而木然，你也可以认为这是审慎。
只能认为这是一对姐弟，如果年龄差距再大一些，有可能是母子；再小一些，则可能是夫妻。总而言之，他们看上去很相爱，女的挽上男的胳膊，低声说着什么，笑了笑，很是亲密无间。
多年来，我一直记着这样的画面：一个少年跟着他的女人，走出火车站。那一瞬，出站口的风扑面而来；在他们的周围，是第一次进城的农民工，身穿劣质西服的小推销员，镶着金牙的暴发户，艳装的暗娼，朴素的知识分子……还有许多不明身份、神情暧昧的陌生人。——这是八十年代末期的中国：巨幅广告牌，骑自行车下班的人群，汽车的噪声和尾气，正在崛起的高楼……
这个少年就走在这其中，消消停停地随便看看。他不太去注意什么，因为他在恋爱。他并不知道，他走进的是一个高速运转的时代，他和他的爱情、他周围形形色色的人群是构成这个时代最形象贴切的一部分。
现在有必要来介绍一下阿姐是如何工作的。事实上，这工作在我们来广州的途中就开始了。车过天津的时候，阿姐稍事休息，开始和我闲聊。只三两句话，我就知道她意不在聊天，而是在扯谎。她说的是，到广州以后她的日程安排。先护送我回家，顺便看望一下我的父母，即她的姑父姑母，看他们能否托一下关系，因为她手里有一笔木材生意要做；当然了，她纯粹是帮朋友忙。
“你不懂，”她对我说，“我在机关，根本没有可能去做生意。想想真是心不甘，整一清水衙门。哼，说起来倒是好听，是在部里工作。有个鬼用！一星点好处也沾不着。这些年，经我手发财的人不知有多少个，自己却只能拿一份死工资，你说这心态能平衡吗？——也不是没想过下海，可当真要丢掉这份铁饭碗，又不是我这种性格的人能做得出的。”她摇了摇头，“唉”一声叹道：这难道就是时代的困惑吗？说完苦涩地笑。
“早几年下海的人都发了，像张小军。——你还记得吗？常去我们家的，你小时候见过，长着络腮胡子，你还叫过他小军叔叔。把一家人都乐坏了。”说完送一个眼风过来，示意我说话。
对于这个莫须有的小军叔叔，我只能说我记得，印象中确实有这么一个人，常来家里玩的，追过她。“他是你的同学吧？可看上去真显老——”
“你不懂。”她笑道，暗里感激地踢了我一脚。“他只比我大两岁，都是那胡子害的。现在他可是百万资产。”
我说，他是做什么生意的。
什么生意都做。先是卖服装，后来又和人合伙开饭店，现在深圳开一家贸易商行。说是贸易商行，她笑道，我看也是个幌子，当真做什么就不知道了。
我说，倒空卖空？
她抿嘴一乐道，没准。这次有空倒是要见见他，估计又得挨骂，什么“舍不得孩子打不得狼。都什么年代了”这一类的话，我听都听烦了。——她把手一扬。
话说到此，我大概理出个头绪来了。她是大学毕业，现在外经贸部工作，出身世家，关系直通中央。这次她是护送我回广州，我父亲是广州市委秘书长，母亲在物资局工作。我是来北京过暑假的。
我只能认为，这时的阿姐已经完全进入角色了。她话不多，神情极为斯文，虽身处高职，出身显赫，可看不出半点炫耀之意。她有苦楚，还有这个年纪的女人一点天真烂漫的想法。唔，也许她容易受骗。首先，她在火车上就不应该暴露身份，这样会被人利用。她会栽跟头的。
我躺下来，拿手枕着头，很注意去打量一下对床男人的反应。显然，阿姐的这些话是说给他听的。他也确实在听，架着腿，把一张报纸翻来覆去地看得籁籁直响。他大约三十六、七岁，戴着眼镜，格子衬衫牛仔裤，然而气质上我更相信他是个港商。看上去是有些阅历了，一幅精明世故的样子。很含蓄，而且谨慎。也许这是他第一次来大陆，看看投资环境，找找机会。
我忘了他们是怎么搭上话的。两天后我们走出火车站时，他们已谈成了一笔生意。在阿姐没能轻易拿到他包的情况下，他们交换了名片。（阿姐预备了各式各样的名片和身份证。她曾经告诉过我，这次她南下想做一番大事业。）
第二天下午，他们又约见面，是在中国大饭店。阿姐笑道，他要和我谈投资。她弯下腰朝镜子拍拍脸颊道，唔，这听起来不错。也许我会答应他，给他找几个下家，收取——广东话叫做佣金。或者拉几笔业务来，我拿提成。看起来，我们开了个好头。她拍拍我的肩膀道，祝我好运吧，小伙子。起身欲走。
我叫住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本应该放心她，这么多来来跌打滚爬惯了的，什么场面不能应付？可这是异地他乡，她的第一次。我想跟她一起去。
她站下来，脸色郑重地说，你不能去。第一，只会增麻烦；第二，不都说好了吗？这是我的工作，我不想让你掺和我的工作，这是规矩。
而我要说的是，在跟随她的两年多时间里，我确实没能破坏这规矩。她不允许。我是她身后的小男人。吃她的饭，花她的钱。后来我们在广州租房而居，她出去“工作”了，我便上街逛逛，打打桌球，看看闲景。天知道那段时间我有多无聊，我郁闷之极，闲得骨头都散了。
老实说，我不喜欢这种生活。我是个二流子，无赖，吃软饭的无用的家伙。有一阵子，我想去打工。这个阿姐倒是赞成的，她考虑到了我的自尊心，也想锻造我自食其力的能力。
她常说，你还是个孩子，我养你是应该的。可总有一天你会长大成人，那时候你就得养活自己，不管有多辛苦。
就这样，我在麦当劳做过三个月的收银员，又在一家合资企业做过业务员。在广州近两年时间里，我跑过推销，做过宣传员，也就是散发广告传单的。当我骑着自行车，穿行于广州的大街小巷，偶尔吹吹口哨，掉头看看姑娘，我觉得自己是快乐的。我为工作而工作，没什么压力。挣钱于我来说纯粹是为了挣面子。某一瞬间，我可以忘掉很多忧愁，不再为一个女人去担心受怕，不再想她的所作所为是对还是错，不再有羞耻心……这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快乐的。
这是我在广州的另一种生活。事实上，正是这样的生活为我以后做了铺垫，它让我变成一个适应性很强的人，能吃苦。这是阿姐带给我生活的积极性的一面。
而且我开始攒钱了，我喜欢这种感觉，因为阿姐不攒钱，我们两个人中必须有一个人得学会过日子。每月我抽取工资的一部分，还有她给我的零花钱一并存在银行，和她一起出门，我总是抢先买单。我的这种做派虽有点孩子气，慢慢地她也接受了，并且很愉快。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送她礼物的事。那是我十七岁那年，用凭生挣的第一份工资买的。我去商店挑了一只戒指，五百多块钱，这是我能付得起的最昂贵的价钱了。我想像着自己送她礼物时的情景，很慢很慢地替她戴上戒指，眼睛并不看她，说道，戴了我的戒指，以后可就是我的人了。虽是笑着说的，可是很认真。或者单膝下脆，就像电影里的那样，把戒指套在她的无名指上，向她求婚。
当然这只是我的想像，我是不会这样做的。那天晚上回家时，我只是把戒指盒放在床头柜上，轻描淡写了说了句，这是给你的。我想我脸稍稍红了一下，这是我第一次送女人礼物，我不知道是否合适。后来我又掘宝似的从纸袋里掏出别的东西，那是我给自己买的剃须刀，给家里买的牙膏牙刷，还有洗涤剂，当最后我把一包卫生巾拿出来时，她大笑了。
我也笑了，解释道，临时想起来的，日子就在这两天吧，怕万一……她一下子抱住我。似乎隔了很长时间，她把嘴唇贴在我耳边说，我很喜欢。钱都花光了吧？
我点头，很骄傲。我十七岁了，能挣钱了，能任性去买很多东西，并有快感。而我的同龄人用的还是家长的钱呢。
阿姐并不是每天都去“工作”，很多时候她闲滞在家，养养花睡睡觉，收拾一下屋子。晚上我下班回家了，见她在厨房里忙碌，满屋子的油烟，遮得灯光也暗淡了许多。我凑上前去像狗一样地嗅了嗅。这是我的幸福时光。
我的工作之所以时断时续，还是因为我上过两次美术班，这是阿姐给报的名。她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第一次是广州美院的暑假班，第二次是她从报纸上看来的一幅招生广告。我学了有半年多，也没能坚持下去。我想主要是心态变了，我沉不下来，很浮躁。更重要的一点是，学画得花很多钱。她确实有钱，可这是她的钱，不是我父亲的，我想这是最根本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