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过，男子汉分为两种：一种是表现型的，比如戏子，乃至那些很招人眼球的所谓英雄好汉。也许他们卸了妆，或者回到他们私人的空间里，或者遇到真正的挑战时，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另一种是实质型的，他们中间很多人的外表，甚至没有达到作为男人的基本要求，比如个子不够高，身体不够强壮，神态也不英武，既不帅也不酷，但是他们却默默地、持久地，或者在关键时刻撑起一片天。
理性上，我们当然认为后一种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但其实也未必，假的未必就不能成为真的。在日本作家中，最具有男子汉气质的，应该是三岛由纪夫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他所有的照片或影像资料，都给人很男人的印象。这当然也因为他是作家，是名人，他有特权向公众展示他的形象。在他去世前拍的写真集《蔷薇刑》里，更是集中体现了他这种形象。英武异常，浓眉大眼，目光凶狠，浑身肌肉，估计身材一定高大。但是其实，他恰恰是个小个子。所以在拍照时，他拒绝拍全身照，只拍半身。拍全身的，也要么是蹲着，要么是卧着。但是其中有一张例外，拍的是他的全身，然而是站在椅子上的，尽管如此还是现出了原形。
据一个跟他十分要好的演员回忆，曾经三岛参加一个舞会，穿着垫肩的服装，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那种服装能把人撑起来。那演员跟他跳舞时，手搭在他肩上，总是随垫肩滑下来，就打趣道：“呀，人在哪里？”三岛顿然生气，拂袖而去。
实际上，三岛由纪夫一直很有自卑心理。他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刚满四十九天，就被祖母强行抱走，进行封闭式的“贵族教育”。他上的是贵族学校学习院，但是在那里，他的家庭出身属于末流，也因此被同学们歧视。只有他回到家庭里，心灵才能得到抚慰。但是这又是怎样的家庭环境呢？祖母长年卧床，她的病房里有三个女护士，三个女佣人，她还从邻家挑来三个乖巧的小女孩来陪伴三岛。三岛就在这样一个“女人国”中度过了童年。让他恐慌的是，到了青春期，他发现自己喜欢的是男性。在那种年代，这绝对是难以启齿的。他终身没有摆脱这种情结。我们看到他在作品里不厌其烦地歌颂那些肌肉健壮，甚至野蛮粗鲁的男人，被紧身裤包裹着臀部的清厕夫、一身汗臭的操练后的士兵，还有象征男性的事物，比如波涛汹涌的大海、南国热辣辣的太阳、切腹时流淌的肚肠和鲜血。与其说他是在表现自我，毋宁说他是在自我掩饰，自我表现。
三岛由纪夫这一生，最让人震撼的是他的死。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死让他的英勇形象极大升华了。1970年11月25日，三岛写完了《丰饶之海》四部曲的最后一部《天人五衰》的最后部分：这个庭院里空荡荡的，本多心想：自己来到了一个既没有记忆，也没有任何地方的地方。庭院沐浴在夏日的阳光中，一派静寂……
然后将完成稿放进一个信封里，拿起红笔，在信封上写上“遗稿”二字，欲再套上两个信封。为什么要套上三层？有研究者说，这可能在表明“三界唯一心”。佛教里有“三界”之说，指的是过去、三岛由纪夫三岛由纪夫扮演的圣塞巴斯蒂安现世、来世。但是他接着又把“遗稿”二字涂掉了。为什么要把“遗稿”二字涂掉？应该是从技术上考虑。他和编辑约好十点来取的，这时候他已经离家，去干他的壮烈的事了。如果编辑取了稿子，回到出版社打开信封，想想吧，一重重地打开，就像帷幕一重重拉开，突然看到“遗稿”二字，这时候正好是午间电视新闻报道时间，电视上一定会报道他们的事件，这样会出现极好的效果。但是人不是那么机械的，假如编辑在回出版社的路上就打开了呢？在期待的时间前先看到了“遗稿”二字，就会把效果弄糟。所以他考虑再三，还是不敢迷恋这戏剧效果。但是他仍然在最外面的信封上写上了编辑的名字，一反常态地用了红笔，他一直是用黑笔的。
一个要死的人，居然对自己的死亡，作如此戏剧性的安排，不能不让人想到他是否真的想死。他是想死的，但是他仍然忘不了表演。对他来说，表演和真实已经是硬币的两个面，不能分开了。
其实他一直在真实和虚假间跳来跳去的。好像几乎所有作家都这样。作家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人？这问题似乎很难回答。有道是，作品是作家真实心灵的反映，虚假的心灵，是创造不出好的作品的。这固然有真理性的一面，但真理总是太绝对。哪怕是被作家宣称为“回忆录”的作品，卢梭的《忏悔录》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坦白的回忆录，充满了不堪的自供，但研究者发现，里面其实有着不少杜撰成分，卢梭竭力把自己打扮成异类，不是只有掩饰才虚假，自曝也虚假，有人就喜欢装坏，有人喜欢恶作剧，希望被异议。其实卢梭并不像现在被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因为他并不是那么不堪，因此也未必有那么深邃的灵魂。当然三岛由纪夫不是这样，他真的不堪，所以他要真掩饰。他在难以遏制之下写就的那部《假面的告白》，号称“告白”，但前面又冠以“假面”二字。尽管不断有人指出这就是一部真实的“告白”小说，可以视为三岛的自传体作品，但他本人始终否认，从不松口，一直强调这是一部虚构的作品。
但是，人是不能绝对撒谎的，就像爱伦·坡《泄密的心》里的主人公。人心毕竟不是死亡密室。长期捂着的心，是要生出虫子的，包括对自曝的掩饰。三岛去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资料，其中有一封信，是他写给一个与他素昧平生的人的，那人叫式场隆三，是精神医学专家。这信写于1949年7月19日，也就是三岛的《假面的告白》出版后的第十四天。
他们未曾谋面，三岛为什么要写信给对方？并且还随信寄赠了《假面的告白》？三岛在信中说，随信寄赠的《假面的告白》中有关同性恋及其他主要情节，“全都是我亲身的感受和真实的叙述”。三岛找式场隆三，是因为他是个精神医学专家，是个医生，他需要向他倾诉，就像他在《假面的告白》里暴露一样。
一方面要暴露，一方面又要掩饰；一方面要掩饰，一方面又要暴露，他何苦呢？其实他写信给式场隆三，跟他写《假面的告白》是一种“同构”的方式，他也是在寻找治疗。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在精神方面出现了问题。虽然他在作品中宣泄，但因为掩饰，宣泄受到了阻滞。当然他可以私下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宣泄，过着假的生活，申诉呼喊，甚至杀人放火，这一切都不会让他承担社会后果，不会有法律责任，但恰因为如此，也不会得到彻底医治。一如罪恶没有被惩罚，罪恶就不会消失一样。那些使用了“障眼法”的写作，让他内心的紧张得不到释放。但是他又那么的相信写作，要不然他可以不写作，而实际上，在赴死之前，他仍然在写；在赴死之前，他仍然在构筑文学情节。
一大批精神医学领域的专家，曾经借助罗沙哈测试和直接接触，或通过三岛的作品和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举止，对三岛进行了长年的观察和诊断，企图从病迹学上，而不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三岛由纪夫。但文学，归根到底不就是精神病学吗？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设想：精神病人三岛由纪夫去了驻东京市谷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东部方面总部，疯狂地把总监绑架，跑到阳台上，对自卫队员说了许多疯疯癫癫的话。但这个疯子的演讲失败了，他退回室内，解开了上装的纽扣，席地而坐，双手握住短剑，刺入左腹，再缓缓地向右拖过……仿佛那不是他的身体。这是真实的情景，一个精神病人演出的真实情节。不是他的小说，不是他的照片，不是他的演讲，不是他的行为艺术。他的行为艺术迷惑了我们，也同时迷惑了他自己，他幻听幻觉，他被这种感觉套牢了，分不清哪个是行为艺术，哪个是行为。不，他分得清，只不过他是作家，别人可以把虚假当作真实而陶醉，而在他，假的仍然是假的，最后必须用真实的行为来实现。他就像卡夫卡《饥饿艺术家》里的艺术家，也许，他才因此是真作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