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L是个大忙人，我非常羡慕她什么时候都没空，倍儿女强人，威风八面。可忽然有一天，她问：“咱把你书里一段拿出来拍场戏呗？”我说行啊，一天工夫就把剧本写好了，她找了个拍过纪录片的小弟兄写了分镜头，然后开始到处打电话码演员。
“演。有劳务费吗？”
“没有，纯玩儿。”
“行，接了。”
一句多余的废话都没有。然后就是几个人安排档期，把闲七杂八的事后推，往一块凑呼。
演出这就开始了。
我最憷头开车去天津站，因为那儿的地下停车场跟迷宫似的，可为了表达我热烈的欢迎，按捺着一颗离天津站五公里就开始哆嗦的心，开着车去了。草台班子打首都来，除了WL我谁都不认识。我像盼亲人一样挤在出站口的第一排，皱着眉头，面带微笑。人跟倒饺子似的一批又一批出来，间或有几个拉箱子的，我绷着的兴奋劲儿差点让我翻铁栅栏就过去了，可那些人面无表情地打我面前过。奶奶的，都不是。
我开始跟WL没完没了地打电话，“出来了吗？”“出来了。”“哪儿呢？”“朝你走呢。”我们总是这样就草草把电话挂了，也不问问“我在哪”，眼都花了，看谁都像“你”。走了毛十五分钟，两列火车出站的人都走干净了，我还傻站着呢。
后来，终于看见他们了，打我背后抄过来的，两男两女拉着大箱子，还真跟剧组似的，行李挺隆重。我们握了握手，就算认识了。来到地下停车场，当着这么多人总不能说我压根不知道怎么出去，先在下面跟箭头绕了几圈，看见出口，把心一横，给着油就出去了，一见天我就傻了，跑河东去了。可还得装得跟个老司机似的一边攀谈一边开，可眼见越开越远，越来越没底，后背都是冷汗。我只好把车停在一个公共汽车站，问个等车的大姐中环线在哪儿。大姐像孙悟空一样，手搭凉棚，“前面有座桥，别上，走下面，左拐，又看见桥，别上，再走，又有个桥。上！一直开，再问问人。”我嘴里念叨着“别上，别上，上！”进了车里，WL问：“知道怎么走了吧？”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半个小时的路，我走了将近俩小时，奔赴到另一个演员家，天都黑了。我们在小区里那通绕啊，你找我来我找你，这演员还不如直接告我们楼栋口摆花圈的那单元就是。我们在白炽灯的照耀和和尚诵经声中小跑上楼。WL一进屋就说：“瞧这家装修得还真不错。”我们像来买房子的。演员是电台的主持人，人家是真演过点话剧什么的，见过大场面，直接问：“先拍哪场？”我跟WL对了对眼神，满眼睛都是：这还分场？
但我们都保有见风使舵的优良品质，WL果断地说：“室内第一场。大家再熟悉一下各自的台词，导演，你来安排。”她俨然就是制片人啊，导演俩手缩在袖子里倚着墙角做思考状，特艺术。
第一场
赵文雯的扮演者是意大利新闻社的美女，嘴里跟有烽火轮似的，说话特快，把中文都当意大利文说。她拿着打印纸盘腿坐在沙发里，念叨着我随手写下的一些对话，天灵灵地灵灵跟给人招魂似的。时不时还抬起头跟我挤眉弄眼儿，照顾八方。我对这闺女顿生好感，多哏儿啊。
主持人美女根本不需要看词，对答如流。赵文雯一会儿说错话，一会儿丢句子，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开始补拍。俩女的，坐在沙发里，一个嗑瓜子一个翻杂志，这是在我书里经常出现的场景。可今天的赵文雯跟打了鸡血似的，说话那个快啊，还大嗓门，抢答似的。
最通灵的是，有一场是俩人打电话，赵文雯在香港，而“我”在厕所的马桶上。机位对准厕所里的主持人，赵文雯藏在阳台一角，导演先给摄影手势，摄影给WL手势，WL给我手势，我再
告诉赵文雯“开始”。赵女接到我的指令后，对着电话开始诉说在香港的遭遇，你倒是断句啊，她不断句也不喘气，该说一分半钟的话，三十秒就说完了。主持人愣在那儿，半天说：“你说到哪儿了？都说完了吗？”GAME OVER
第二次，“开始”后，赵文雯放慢语气，拿腔作调的跟调情似的，可你倒小点声啊，她那大嗓门，连楼下都听见了。哪像在香港打来的电话啊，一听就知道是在阳台，满屋子都是回声。
因为我们的机器太破，所以，演员对戏的时候我们不敢出任何声音，怕暴露了。憋着不乐，其实跟有屁不放一样难受，我站在过道，拿脑袋使劲顶墙。最后，导演让主持人对着镜头把书名说一下。美女一边往外啐瓜子皮，一边说：“有份儿！”导演说：“有范儿！”主持人说：“有份儿！”导演又张大嘴，让主持人看他的嘴型和舌头“有范儿！”，主持人说：“有——份儿！”
后来屋里人鸡一嘴鸭一嘴都在说“有范儿！”，轮到她，还是——“有份儿！”
我实在受不了了，突然跪在地上大笑，并拿手拍地。屋里的人大惊，跟着我笑完了之后，主持人又嗑了个瓜子说：“有范儿！！！”这回可算对了！然后她跟上了弦似的，“有范儿，有范儿”没完，我们收拾东西，奔赴下一场。
第二场
这一场冯冬笋要跟赵文雯拍拖。夜幕中，我们在一根老粗的电线杆子底下见面，冯冬笋把结婚时穿的西装都套上了，里面的衬衣扣子卡着脖颈，一见面就搓着手说：“哎呀，这是第一次我能明目张胆地跟美女约会，还是我老婆让我来的。”他嘿嘿笑着，眼睛挨个扫着，问我：“哪个是赵文雯啊？咱搞对象去。”
我们会说意大利语的姑娘点了点头，意思是，过马路就要动真格的了。
那天是刘若英天津演唱会。冯冬笋要去跟票贩子划价买票，原计划是我们跟拍，不做假，可冯冬笋怕挨打。事情是这样的。他问我：“我该怎么划价？”票贩子喊的是两张，我告他：“你直接问块钱一张卖吗？”冯冬笋立刻就站住了：“要真必须这么演，咱先买个头盔去，这不是找打吗？两张的直接问块钱卖吗，你自己觉得合适吗？要不你去划价。”还急了。我说：“那你觉得多少合适？”冯冬笋说：“我觉得吧，怎么也得一张。”奶奶的，一样找打的价儿。为了避免血光之灾，我们决定从自己人里挑一个演票贩子。
导演架好机位，腼腆的摄影要当票贩子，明显的赶鸭子上架。他小声地说“富余票，富余票”，声音大概连他自己都听不见。我们鼓励他OPEN点。他难能可贵地喊了一嗓子，俩搞对象的还没走进机位，我们的摄影被一群群众围在里面，“几张？多钱一张？”吓得这小伙子边躲一边从怀里掏出我随手从地上拣的饭馆广告说：“假的，假的。”
刚等这拨人过去，大家做好准备，给手势，一男一女，刚认识一分钟的男女挎着就来了，好不容易走到我们自己的票贩子旁边，冯冬笋问：“怎么卖的，能便宜吗？”忽然一个女群众扒拉开我们的演员站在正中间，“你有几张，我都包了。”票贩子再次被包围，俩演员倒给挤出来了。
人群逐渐散去，露出我们满脸无奈的摄影抖搂着手里的破广告纸。我们的戏全让人民群众给抢了。
因为在那条小道上重复拍摄的次数太多，冯冬笋拽着赵文雯逛小摊的时候，卖东西的大爷特认真地问：“你们是真买吗？”满脸怀疑。赵文雯受不了了，狂笑着就跑了。冯冬笋很冷静：“玫瑰花多少钱？”“块。”“要是块我就真买。”“那就块。”当老大不小的冯冬笋从人堆里露出头，冲我们挥舞着一推摁扭就亮的塑料玫瑰花，我们看见他居然给了大爷块钱，大爷找了他一把钱。一群人都块笑瘫了。
当我们子夜时收工，冯冬笋为了给大家留一个他戏外并不小气的印象，请大家去了个味道不错的狗食馆儿。
第三场
赵文雯在去香港前要去美发。她也不打哪买来个特夸张的假发，身上穿着个张曼玉式的包身服。专业的化妆师给她鼓捣完，她晃悠着一脑袋卷儿走着台步，旁若无人地摆着各种造型。有个刚洗完头的男人跟旁边人说：“这是在拍戏吧？”后来实在耐不住，过来搭讪，“你们是大学生吧？”有那么老的大学生吗？我说我。
我们于中午时分收工，又带他们去了一家冯冬笋推荐的狗食馆儿，味道不如夜里那家。
天津部分拍完，草台班子又回到北京拍另一些场景。据说他们还在女试衣间拍了点特写，我看到小样的时候，已经删得不剩什么了。真可惜！
最后那些影像支离破碎地留在各自的电脑里，成为我们纯玩儿的一场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