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写下这封信的时候，手边是同伴们送来的下一步行动准备的报告，另一边是最后一摞未复的来信在炉火中熊熊燃烧。这便是我此刻写信给你们的原因。我一直对自己说，我要回复我收到的每一封来信，你们费心写下书信，冒险暴露自己的姓名地址，期待得到回应，回复这些信，是我们起码该做的事。
战争又一次逼近。我绝对无法保留这些信，应该将其销毁。如果这些信件落到政府手中，会给许多好人和若干坏人招惹事端。此刻，焚烧信件的火焰腾起，火舌变换着色彩。火焰不时闪出
1994年12月
的艳蓝，充满虫声和朦胧闪电的夜晚，负载着预言和未清算的账目，寒冷的12月已然临近。我收到了不少信件，我曾设法回复了其中大半，但常常是我尚未处理完一摞，新的一批已到。“西西弗。”我对自己说。“也许是吞食普罗米修斯内脏的秃鹫。”我另一个自我补充道，他从不错过怀疑论的一击。
我应该坦诚地说，近来，来信渐渐少了。开始，我归咎于多管闲事的政府爪牙，其后我意识到，好人们累了，..他们不再写信..有时，他们不再抗争。
对，我知道，写封信当然不是占领冬宫，但是书信令我们远行。这天，我们在蒂华纳，那天在梅里达，有时在米却肯、或在蒙特雷、韦拉克鲁斯或瓜纳华托、奇瓦瓦、纳亚里特、克雷塔罗43或墨西哥城。有时，我们走得更远，去智利、巴拉圭、西班牙、意大利、日本。此时，信件不再有，而旅行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唇边的微笑，还有温暖着那些无眠的寒夜和振奋起那些疲惫炎热的长日。
总之，我说过，我决定回复所有的来信，而我们——游侠骑士，懂得如何信守诺言（爱情诺言不在此例）。如果你们大家都能接受这封公开信并感到自己是惟一的收信人，我将感谢你们的慷慨，那将极大地减轻我沉重的负疚感。
再见，既然你们无法抗议或表示异议（你们当然能，只是我听不到，因为邮件等等的原因），我将让疯狂的专制执掌着我灵活的手，信笔写完这封信。我想，佩索亚那几行充满诅咒和预言的诗句，也许是最好的开头..
那凝视
移转，
望向
无法看到的所在，
我们都言说着
不曾保有的一切。
是开端还是终结？
不该说出的1994年，如此这般月
42.费尔南多·佩索亚(Fernando Pessoa,1888—1935)，葡萄牙诗人与作家，生于里斯本，被认为是继卡蒙斯之后最伟大的葡语作家。43.以上地名均为墨西哥各州的州府或大城市。
敬启者：
我想说说自1月以来发生的几件事。你们中许多人写信来说“谢谢你们”。当我们在信中读到你们因我们的存在而满怀感激时，想像一下我们的惊异吧。比如说，我便如此惊异地发现了我的惊异，事实上，每当我到达我们的一个收信点时，我的部队给我最亲切的姿态，和那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然而，一旦我大感惊异，便会发生些不同寻常的事情。比如说，我会狠狠地咬着我的烟斗，咬断烟嘴。又比如说，我再找一只烟斗的时候，可能发现了一些糖果，令我铸成大错。那裹着一层玻璃纸的糖果发出的
的声音召唤着一种名叫“孩子们”的灾难，他们会从几十米外听见那召唤，要是风帮忙，几里地开外也能听到。一旦这种灾难发生，我，比如说，便会调大录音机的音量，以歌声淹没糖纸的喧嚣——
他有歌
便会唤起风暴，
他有伙伴
便会陷入孤独，
他走上正路
便会遭遇种种险境
令其止步。
但是，为那歌
值得忍受酣畅的风暴
为那陪伴
值得忍受绝望的孤独，
那步履匆匆间的剧痛
永远值得
置身险境
拥抱真理。
——赫里伯托走进小屋（所有这类故事永远发生在那些有着铁皮、纸板、茅草或尼龙屋顶的
小屋中），满脸“我可找着你了”的神情。我装作对他视而不见，轻松地打着口哨，吹着一首我忘了片名的电影插曲。反正，在电影里，每当口哨响起的时候，一个姑娘——好看极了的姑娘会微笑着走向我们的男主角。但是，我立刻意识到，不是什么姑娘，而是赫里伯托走了过来，他后头跟着抱个玉米芯娃娃的托妮塔。托妮塔——每当亲我一下便会抱怨“痒痒”，长着一口尖尖的小牙，快满五岁然后进军六岁的小姑娘，是副司令的小宝贝。赫里伯托，是拉坎顿丛林中鼻涕孩儿的头儿，率领着一支“反副司令水上纵队”的鸭群，身为大红蚂蚁和圣诞巧克力的天敌，安娜·玛丽娅的小心肝，简直是某些充满报复心的神灵降给副司令的天谴，以惩戒他僭越暴力和精通法律。什么？不对？行了，别太较真儿..
“听着！我有事儿跟你说！”赫里伯托走上前来，告诉我埃娃在哭呢，因为她想看看那匹会唱歌的马，可少校不让她看，因为他自己在看帕索里尼的《十日谈》。当然了，赫里伯托并未提到这个片名，而是我根据他的描述猜出来的，“少校在看裸体老女人的电影。对赫里伯托来说，
他说的是：”
所有裙子在膝盖以上的女人，都是“裸体”，所有年龄4岁以上的，像埃娃，都是“老太太”。我知道，
这些都只是赫里伯托为得到包着花玻璃纸的糖果系列诡计中的一步，对他，那糖果的呼唤简直像
雾中的泰坦尼克号发出的警笛。赫里伯托和它的鸭群赶来营救，因为这世上再没有比这更悲惨的
事了：竟没有孩子前来将一块糖从玻璃纸的监牢中营救出来！
另一边，托妮塔发现了一只“防泥”兔，换句话说，是只黑兔。于是，她决定把它泡在小水坑里，
以便通过所有必须的品质测试，评估其“防泥”性能的质量。
眼睁睁看着这场对“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最高司令部”的大举入侵，我只能装聋作哑，假装我极极极极其专注于写作。意识到这一点，赫里伯托画了一只鸭，大不敬地称之为：“副头”。我做出大受冒犯的样子，因为赫里伯托争辩说：我的鼻子和鸭的扁嘴一模一样。与此同时，托妮塔把泥兔放到石头上，她的玉米芯娃娃旁边，用挑剔的目光审视着它们。这让我明白了她何其不满于“防泥”质量的检测结果，因为她正以拒绝让我亲一下的固执摇着她的小脑袋。赫里伯托，面对着我的漠然，似乎终于放弃走开了。我为自己的全胜而得意洋洋。尔后，我意识到糖块不见了，这时我才回忆起我盯着那幅画的时候，赫里伯托怪里怪气的动作。他就在我的鼻子底下拿走了糖！就是在我这个知名度如此高的鼻子底下！我真是郁闷，还要加上有消息说萨利纳斯44打点行装去出席世贸大会了。对我说来，这似乎不公平，萨利纳斯称我们为“不法之徒”，要是他认识赫里伯
托，就会知道，和赫里伯托相比，我们实在比革命制度党的领袖们更遵纪守法。
44.萨利纳斯（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1988—1994年期间任墨西哥总统，是墨西哥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在其任期内全面实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政策，并与美国、加拿大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总之，我是在说，我在你们大家的来信中读到如此多的“谢谢你们”时的惊异。信有时寄给安娜·玛丽娅，寄给拉莫娜，或是给塔丘，莫伊，马里奥，劳拉，或给任何一个蒙面以显身，露面以藏身的男人和女人们。
我以我最虔诚的语调感谢你们如此多的“谢谢你们”，此时安娜·玛丽娅出现在门口。赫里伯托哭着，牵着她的手。她问我为什么不给赫里伯托一块糖吃。“不给他糖吃？”我盯着赫里伯托的小脸，可那块糖的证据此刻全掩盖在鼻涕眼泪下头。正是这副哭相赢得了安娜·玛丽娅。“对，”她说，“赫里伯托说他拿画跟你换糖，可你说话不算数。”我感到我成了不公正指控的牺牲品，因此摆出了一副革命制度党前总统摇身变为另一个位高权重的角色、爬上讲坛去发表其最佳演讲的嘴脸。安娜·玛丽娅一言不发地拿过糖口袋——让我们瞧瞧糖在哪儿吧——全给了赫里伯托！“拿着，”她说，“萨帕塔人永远说话算数。”
他们双双离去。我真是哀伤莫名，那糖可是为埃娃的生日准备的。我其实不知道埃娃几岁了。我问过她妈妈，她说是六岁。“可是你上次说她快四岁了。”我埋怨道。“对呀，她一满四岁，就开始算五岁了，也就是说，她就要到六岁了。”她笃定地解释道。我一边掰着手指头算着，一边怀疑那个教给我们1+1=2、6×8=48、以及所有莫测高深知识的教育系统。显然，在墨西哥东南群山里，那可不真实，在这里大行其道的是另一种数学逻辑。
“我们萨帕塔人是特殊的‘异类’。”莫纳卡曾经观察道，他告诉我说，要是他的刹车油跑光了，他就代之小便。再比如说，有一天，举行了一次生日晚会。“青年团”聚在一起组织了一场“萨帕塔奥运会”。主持人宣布跳远比赛开始，那其实是比谁跳得高。接着是跳高比赛，可那却是比谁跳得远。我正忙着掰手指头，里卡多中尉跑来告诉我说，大家都去了，要在黎明时分唱生日快乐歌。“上哪儿去唱小夜曲？”我问道。我十分高兴一切都上了正轨，在黎明时分唱“清晨”45相当合乎逻辑。“在墓地。”里卡多答道。“墓地？”我又开始掰手指头了。“对呀，是这样的，是一月战死的哥们儿的生日。”里卡多说着走了出去（下一个项目是拉力赛。）“好啊，”我自言自语，“给死人开生日晚会。墨西哥东南山里的..完美的逻辑。”我叹了口气。
我满心怀旧地叹息着，回忆着旧日的好时光。那时候，坏人是坏人，好人是好人。那时候，牛顿的苹果从不抗拒地心引力，直接从枝头落在孩子们手中。那时候的世界闻上去就像是开学第一天的教室：恐惧、神秘、新鲜迷人。我正不遗余力地叹息感慨着，未经任何预警，贝托走进来问有没有气球。不等我回答，他便动手在地图、行动命令、战报、烟灰、干鼻涕、钢笔染的红花、子弹带和一顶臭哄哄的滑雪帽中翻捡起来。贝托不知道从哪儿翻出了一袋气球和一张小朋友的照片——相当老了（是照片，不是小朋友）。贝托站了一分钟，要在气球和照片做出抉择，最后和所有孩子一样做出决定：两样全要。我一直在说，这哪是军事指挥部，根本是幼儿园。昨天我告诉莫伊，他应该在附近埋些有杀伤力的地雷。“你认为当兵的会摸到这儿来？”他忧心忡忡地问道。
我哆哆嗦嗦地答道：“当兵的我说不准，可小家伙们怎么办？”莫伊深有同感地点点头，然后跟我说起一个捕鸟的精巧设计：一个假洞，里面是树桩和毒药。我喜欢这个主意，可既然小家伙们不是鸟，我建议把所有的东西都通上电，门口架挺机关枪。莫伊想了一会儿，说他有更好的办法，然后便弃我而去。我要说什么来着？哦，对了！赫里伯托拿了埃娃的糖。所以我赶快打开通讯装置呼叫各营地搜索糖果，以便替补埃娃的那袋，正在这时，埃娃端着一小罐汤出现了。“我妈让我送来的，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她对我说，脸上那神情，要是再过十来年，肯定会挑起不止一场战争。我以丰富的措辞谢过她，然后——我又能如何？——说我有礼物给她。“在哪儿呢？”她说—问—要求着，而我开始冒汗：再没有什么比那恼怒的表情更可怕的东西了。埃娃的脸开始歪扭，简直像那部名为《萨托遇狼人》的电影46，我所能做的就是站在那儿前言不搭后语。
让事态更加严重的，是赫里伯托跑来看看“副司令是不是还被他气得发疯”。我露出了微笑，争取时间盘算着在赫里伯托的屁股上踢上一脚，这时埃娃注意到赫里伯托拿着一个几乎空了的糖果袋。她问他从哪儿得的，他说，用的是带糖味儿的含糊声音：“呼头。”我没有意识到他说的是“副头”，直到埃娃转过身来提醒我：“那，我的礼物呢？”听到“礼物”二字，赫里伯托的眼睛圆了，他扔掉那此时已空空如也的糖袋，凑到埃娃身边，用粘乎乎的犬儒的腔调说道：“对呀，我们的礼物呐？”“我们的？”我重复道，又盘算起踢那一脚，可这时我留意到安娜·玛丽娅正朝这儿走来。我立刻说：“藏起来了。”“在哪儿？”埃娃说，显然已烦透了故弄玄虚。可赫里伯托将其视作挑战，打开了我的背包。他掏出了毯子、测高仪、罗盘、烟叶、子弹匣、一只袜子。我喊着：“不在那儿！”他停下来接着要翻莫伊的背包，他就要解背包时，我说：”“你们得先猜个谜，然后才能知道礼物在哪儿。
此时，赫里伯托让莫伊背包上那紧紧扣住的皮带弄烦了，便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埃娃也坐下了。贝托和托妮塔也凑了过来。我点上烟斗，给自己点时间来度量一下我所陷入的这个谜题的尺寸。安东尼奥老人来到我身边，他做了个手势，指了指那尊银色的萨帕塔的塑像，提示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