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两种文化的争论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英国学者斯诺的一个著名演讲，随后很多人对此有过论述，但笔者认为，这些论述中缺少最为重要的一点即科学发展的条件问题。科学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自由探索与批评精神，但是这两种品质的实现是需要条件的，即民主机制的保障，没有民主机制，科学研究就是戴着镣铐的舞蹈，还哪有自由探索与批评精神存在的空间呢？在权大真理多的地方，科学也就沦落为权力的婢女。对此，只要想想20世纪50年代马寅初的人口论的命运就不难理解。而对于民主机制的研究与探讨恰恰是人文学科关注的核心问题。放眼全球，当今世界上科技发达地区大多是民主机制比较成熟的国家，很少有例外，这绝非偶然现象，而是一种具有内在因果关系的必然联系，其中的道理并不深奥。由此，可以推出，在人文学科非常孱弱的地区很难出现科技创新能力比较强的现象。遥想“五四”先哲坚持把德先生与赛先生并举，实在是如先知一般具有洞穿时代的眼光。毕竟，人文学科的使命就是倡导美德，并为整个社会的治理与秩序提供基本的知识支撑，缺少这些，科技发展的土壤也就不存在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蔑视人文学科的人是极度短视的，历史的温暖之处在于，它无数次验证了任何短视行为都是要为之付出代价的。
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在研究17世纪英格兰科技起飞时的社会背景时曾提出一个著名的默顿命题：清教主义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科学的发展。在默顿看来，清教主义促成的正统价值体系于无意中增进了现代科学。清教的不加掩饰的功利主义、对世俗的兴趣、有条不紊坚持不懈的行动、彻底的经验论、自由研究的权利乃至责任以及反传统主义，所有这一切的综合都是与科学中同样的价值观念相一致。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扩大一点，就会看到自15世纪以降，欧洲在意大利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下，人类的心灵逐渐摆脱宗教的桎梏，由此带来两大发现———重新发现人与重新发现自然，这是一次根本性的观念转变；随后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拉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17世纪英国通过光荣革命实现了社会的变迁；再加上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扩散，理性精神得以占领思想舞台；紧接着19世纪德国大学改革的确立，以及20世纪初美国实用主义的兴起，正是这些伟大的思想变革重新塑造了人们的世界观，才有了后来欧洲科学400年的腾飞。这个思想演变的谱系也揭示了五次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清晰路径与背后的思想变革之间的复杂互动模式。没有这一次次震撼心灵的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哪能有欧洲科学的快速崛起呢？为了能更好地说明问题，不妨拿第一次科学革命期间的中西对比来间接证明我们的命题。第一次科学革命的大体时间跨度是150年，即从1543年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为标志，到1687年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出版为标志，这期间人们在思想领域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光荣革命的洗礼，一种独立的现代人的人格形象开始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并演绎了人类的智力奇迹。反观这个时间段的中国，正是明末清初之际，到1644年清军入关，导致文化出现周期性震荡回落到谷底，余下的两百多年也仅仅是重新回到儒家的正统轨道，丝毫没有进步可言，人们的世界观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时代变了，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仍然沿袭着封建时代的主仆关系，从骨子里说仍是一个旧人，他们仍然生活在古代，仍然践行着学而优则仕的单一社会分层渠道，这些人的世界观几千年都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改变，这种状况又怎能带来科学的崛起呢？
英国哲学家与历史学家奥克肖特（1901～1990）在提及这段历史时曾说，现代欧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即把罕见的精力献身于智力事业的人们及其团体的出现，这些人最关心自己的智力工作并为自己智力上的成就而感到自豪。他们识别自己所依据的是自己的各种信念，是关于这个世界的和他们自己的各种普遍观念，而不是各种实用的工作。反观中国文化，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几乎耗尽了其全部的创造性功能。借用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的内卷化（involution）概念来说明儒家文化的特点就是：这种文化达到过分成熟阶段后，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形态，外部扩张无力，则返回到内部，使内在结构无限复杂化与精细化。当一种文化进入到内卷化阶段，这种文化带来的只是群体之间交易成本的上升，进而导致整个社会进入退化轨道。更为困难的问题是，一旦我们默认了这套观念，我们很容易出现路径依赖现象。笔者私下里曾对学生们开玩笑说，儒家文化主导中国社会的两千余年，仅仅造就了四大发明，平均下来每500年出一件重大发明，你不觉得这种效率太低了吗？我们给了儒家文化两千年的时间来展现它的创造性，很遗憾，它并没有带领这个族群走向文明与富强，反而是导致族群内部关系错综复杂，内耗严重，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文化充其量是一种退化的世界观。建国后我们大力推行唯物主义，打压唯心主义，以此构建一元化的新的世界观，通过采取整齐划一的思想塑造模式，严重摧毁了群体世界观的开放性，长期对精神领域的严格管控，导致族群在思想领域极度贫乏，人们剩下的唯一出口就是热衷于庸俗的唯物主义。这样的世界观既没有丰富内容，也没有预见能力，是一个典型的退化的世界观。精神生活的匮乏是另一种形式贫困。笔者曾在多个场合说过：中国最落后的不是科技，而是人文知识。由此，也能约略推出中国人的世界观在哪些环节出了问题。
如果世界观落后了，那么拥有它的人会怎样呢？我们还是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吧。假设天文学家第谷和开普勒一起站在山顶上看夕阳落山，由于第谷信奉地心说（落后的世界观）而开普勒则信奉哥白尼的日心说（进步的世界观），那么两个人将对同一美景给出完全不同的解释，甚至他们看到的都是不同的东西。这还仅仅是世界观中的自然观的差异，即科学理论的差异，那么构成世界观的其他要素落后了又会怎样呢？再让我们看一个关于科学家对自己工作的伦理思考的案例。“二战”后期，美国的原子弹在日本广岛爆炸后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很多从事该项研究的物理学家开始思考自己工作的伦理责任问题。当时出现三种意见：其一，科学家对自己的科研成果负有完全伦理责任；其二，负有部分伦理责任；其三，完全没有责任。这样一些观点的差异就是由每个人头脑中世界观的差异造成的。试想这样的思考会在我们的科学家中发生吗？对此，笔者不想武断猜测，不过现实生活中，很少听到我们的科学家们会有此类公开的思考，更遑论有“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之类的价值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爱因斯坦的伟大不仅仅在其科学成就，更体现在他所拥有的价值判断与审美判断上。也许此刻需要补充一个说明：科学知识是普世的，真正的源于人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也是普世的，差别并没有传说的那么大，如果任意夸大这种差别只能理解为偷运私货。试想为什么你会对《泰坦尼克号》这部描写欧洲人爱情故事的电影流下激动的泪水呢？其实，人同此心，你也有过这类情感，或者能够理解这类情感。再比如，“二战”期间给犹太人发放“救命签证”的中国外交官何凤山，之所以受到后世高度赞誉，正是因为他的决定是基于普遍的人性。不敢想象，今天我们是否还会出现这样的外交官？如果普遍的人性是存在的，那么基于此的科学也是可能的，因而也是普遍的。
在我们的世界观构成中，只有自然观没有多少改造，其余部分大多被进行替换，毕竟我们还要仰仗源于自然观中的科技力量去维系社会的发展，以及为制度的合法性提供证明。即便这点也是有过惨痛教训的，“****”期间曾有人试图改造自然观，指责那些成果是资产阶级的学问，结果不但制约了科技的发展，也导致社会整体发展乏力并沦落为反智社会，这才不得不放弃此类愚蠢做法。世界观内容替换中的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过分强调唯物主义，如今其后果已然显现，很难想象，靠一群精致的功利主义者就可以把社会引领到文明的前沿。伴随市场化的发展，庸俗唯物主义滋生的贪婪野心已经无法控制，各种社会失范现象层出不穷，究其根源皆在于此。随着传统乌托邦的宏大叙事的瓦解，世俗生活越发践行崇低的价值取向，这是所有人不能接受的，思想的真空必然被填充，毕竟人不仅仅有物质生活，他还无比强烈地渴求精神生活。这些年各种宗教的大举进入以及邪教的衍生无不与此真空有关。当下高调出场的文化复古主义同样是想填补信仰真空留下的尴尬局面，毕竟这套体系在中国运行了两千多年，推行起来社会阻力比较小，问题是这套体系是一个退化的纲领，它源于农耕文明，与工业时代是不匹配的，它同样无法带领13亿人走向文明和现代。每遇危机便祭出古法绝非上策，对于古代的无原则崇拜是一种迷信，也是一种思想的懒惰行为。记得以前曾看过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的一句话：造就新加坡奇迹的不是靠什么儒家文化，而是依赖殖民地留下的法治体系。对此，我是深以为然的。
时至今日，再去回想爱因斯坦为何喜欢读马赫等人的哲学著作就不难理解了，构建一个进步的世界观对于个人成长、社会进步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点就更显得至关重要了，否则就无法进行有效的交流，无法达成共识。我们之所以在国际上被孤立与此有关，我们的科技工作者之所以创新乏力也与此有关。
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说：城邦的最大美德就是追求正义，而要实现这个美德，就需要公民践行智慧、正义、勇敢与节制的美德。只有基于此，我们才会如苏格拉底所言：永远走一条向上的道路。
15.科技界的焦虑与道德困境
2014年8月5日，身陷小保方晴子论文造假丑闻的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发育和再生科学综合研究中心副主任笹井芳树在神户自杀身亡，年仅52岁。这则信息震惊世界，毕竟笹井芳树正值壮年，并且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科学家。
笹井芳树的自杀在国内引发广泛热议，主要观点大多集中于如下两点：其一，即便他在小保方论文事件中负有责任，也不应该走这条极端的道路，他的死亡是科学界的损失，很可惜；其二，相对于笹井芳树的决绝选择，评论者大多认为国内的学术道德底线太低。客观地说，笹井芳树的自杀，在中国获得了他所希望的理解与尊敬。对此，可以看作是公众以情绪化的方式，发泄对国内学界处理学术不端事件的方式以及对当事人表现的严重不满。这里不想多谈这些，笔者想就此事件关注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即科技界普遍存在的心理焦虑现象与尴尬的道德困境。
由于笹井芳树的遗书并没有完全公布，所以自杀动机尚需时日来揭示，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来深入这个问题，即：击溃“日本樱花”的最直接的导火索是什么？从已公布的部分遗书内容来看，其中有些句子很有线索作用：据兵库县警方曝光的消息，笹井留下了三封遗书，分别给小保方、CDB干部与研究室成员。给小保方的遗书大致写着“研究很快乐”、“请务必再现STAP细胞”等内容。还留下了“这不是你的错”、“请一步一步迈向新的人生”等鼓励的话语。据说另外几封遗书上则写的是关于引起骚动的道歉及表明自己“精神上很疲惫”等内容。这些透露出来的内容粗略描绘出笹井芳树生前最后时刻的一些心理状态，给小保方留下的文字揭示出如下心理状态：习惯性的神圣感（研究很快乐）、偏执性的执着（再现STAP细胞）、基于义理的无原则揽责以及祝福，最后那句谈到自己的崩溃（精神很疲惫）。之所以费如此多的笔墨分析这些文字，是因为这个悲剧性事件也印证了科技界普遍存在的焦虑现象。科技界外面看起来很光鲜，其实内部是没有光芒的。遥遥无期的漫长艰苦探索，竭尽全力的孤独前行，没人知道你在做什么，他们需要的只是狂喜的奇迹结果。
心理治疗中经常能够遇到的一种心理障碍即广泛性焦虑症（GAD），它大体有如下症状：过度担心或焦虑、坐立不安、紧张与急躁、疲惫、不能集中注意力、易怒、暴躁、睡眠出现故障等。据笔者这几年的观察，焦虑症在科技界远比在其他行业更为普遍，这是因为科技界是高度竞争性的领域，无形的内外压力时时存在，一旦最初的焦虑没有得到及时化解，它就会沉淀下来，并且具有累积效应，这份心理负担很难卸载，一旦超出个体心理承受极限就会出现整体性崩溃状态。可以猜想，小保方事件的曝光，铺天盖地的舆论围剿，以及来自同行与本部门的蔑视，这些年努力经营的事业城堡瞬间垮塌，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之重，原本就心理负荷很重的笹井芳树再也无力抵抗这些没有尽头的越来越重的心理压力的堆积。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所说：用适当方法自杀，可以洗刷污名并赢得身后好评。在笔者看来，一旦进入焦虑循环，如果没有精准的心理疏导，是很难走出这个怪圈的。走不出焦虑怪圈，自杀就是当事者可以想到的最好的摆脱困境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注中国科技界日益增加的焦虑问题也是此次事件能够给我们带来的经验教训之一。
科技界之所以容易出现焦虑问题，也与科技界所遭遇的道德困境息息相关。科技界的从业者大多经历各种选拔，被认为是这个社会中的精英，然后被社会赋予很多相关责任，与此同时，从业者自身对于行业所形成的习惯性神圣感与偏执性执着等，造成了不自觉的道德优越感，而现实社会却是按照低标准运行的，这种传统的认知定位与真实社会践行标准的落差导致群体心理焦虑的快速增加，因为这种模式是以一方自由的损失为代价的，一旦这种损失无法得到合理补偿，就会以焦虑的形式在群体心底累积，从而造成个体与社会的整体损失。正如网上的一句话所说：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健康的科学，需要健康的人。请关注科技界的焦虑症！
（20140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