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塘，又译作“奥尔塘”，含义是驿站。现在的乌塘村，当年只有游牧牧民，近年才相对集中地出现了村落，随即也就把乌塘村所在的山沟，叫乌塘沟了。乌塘沟贯穿库鲁克塔格，从罗布荒原进入乌塘沟，也就走进了库鲁克塔格；走出乌塘沟，则是博斯腾湖东岸了。自古乌塘沟与兴地沟就是东西行旅穿行大山之途。乌塘村，斯文·赫定《中亚地图》标注为“苏盖提布拉克”，含义是柳树泉。苏盖提是一种新疆特有的河柳。沿山谷深入大山就像走在林荫道上。河柳为山谷撑起了一具遮阳伞。
第二天，我们进入山谷。在V形谷地休息时，突然见到对面的山梁上飘来一朵朵白色的云彩，一瞬间朵朵云彩就汇聚成一片白云。我正在思忖那究竟是岩羊还是野山羊时，一个牧人出现在对面的石缝间。那里的山壁至少六十五度角，他简直就是《骇客帝国》的垂直行走在墙上的人物。见到了我们，他挥舞着牧羊杖，双手举到头上，成了大写的Y。山谷中回荡着他向我们致意的欢呼声。随后，他驱赶着羊群度过山梁消失在山脊的另一边。
这是我对山民与大山的第一印象。这些世代在山中游牧的山民，他们是大山之子。
我们在库鲁克塔格纵深处往返六七个小时。路经了古代山民修建的栈道与台基，穿越了芨芨草丛，小心翼翼地走过车厢一样的岩石缝隙，见识了转场的牧人与羊群暂住的遗迹。在这外人罕至的深山，不但有一处处经过修整的洞窟，还有一处处在岩石上的刻画痕迹。就我见到的而言，有一人高的四个阿拉伯数字“1891”，有“毛主席万岁”（维吾尔文），有“2004年某某到此一游”（汉文）。那个胡杨与石板结构的古旧栈道只有十几公尺长，与川陕栈道相比虽然简陋，同样可以看出建造者的决心与毅力。可是，大山中的这些段落显然不是牧民们的“作品”，牧民从不把力气、时间花费到这种地方。那些利用简陋的工具，花了大力气在石坡雕凿出的台阶，则更奇怪了，对于牧民和他们的羊群纯粹属添置障碍，有害无利，谁会找这个麻烦呢？
我亲眼看到了大山中成片成片的洞窟，它无疑是经人工修整过的。这些洞窟不但引起我对山国的兴趣，而且也使我重新审视了佛教为塔里木接受、石窟寺的出现与东传等相关的问题。河谷的佛龛、乌塘山沟中的洞窟，这两组遗迹不但出现在同一个地理单元，形制又一脉相承。这不会是巧合。
关于西域文明，较早较具体的文字出自《史记》与《汉书》。山国是《汉书·西域传》记载的“西域三十六国”之一。这三十六个古国中，楼兰、于田、龟兹、疏勒等王国深刻影响了历史进程，关于它们的考察研究也连篇累牍。山国，则是神秘的、底蕴未详的“失踪”王国。据《汉书·西域传》对山国的简要记述看，这是只有五千人的小国家，“山出铁，民山居”。山国自己不生产粮食，粮食要向邻国购买。稍后一些的文献又称山国为“山王国”“墨山国”或“黑山国”。实际上，这就是中国典籍中关于山国的全部内容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楼兰、罗布泊，已经出了成百上千种书籍，仅研究者的简历，就可以编辑一本词典了。而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山国仍然是一个谜。当然，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定，文献记载的山国的位置就在库鲁克塔格山一带，但是还没有人从文献研究向实地考察迈出关键的一步。“民山居”是古山国仅有的具体记载，而我们则是它的第一批探索者。我们走出了历史文献，向库鲁克塔格索取一个古老王国的活的档案。库鲁克塔格是山国立国的根本，也是我们唯一可靠的凭据，而山国百姓则是库鲁克塔格早期的居民。至此，我不怀疑，那个“失踪”的古老王国就是库鲁克塔格文明的源头。库鲁克塔格山中的一切，都与神秘的山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关于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山国，一个相对被忽略的情况是：《后汉书·西域传》曾提到，东汉平帝永平末年，西域强国焉耆与龟兹联手攻杀了汉朝的西域都护陈睦，两千多戍守塞外的军士一并成为“春闺梦里人”。永元六年（94年），西域都护班超发诸国兵讨焉耆、危须、尉犁、山国，“遂斩焉耆、尉犁二王首，传至京师，悬蛮夷邸。”“危须、尉犁、山国皆更立其王。”这是涉及西域政治格局的大事，可史书只有如上文字。就连以详尽着称的《后汉书·班超传》对此也语焉不详。这场汉与焉耆等国的战争，不但涉及塔里木东端与库鲁克塔格，也是影响山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这也说明在汉代，山国与焉耆、危须、尉犁这几个国家有特殊的联系，除了国土毗邻，恐怕也有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它们可以称为“东塔里木共同体”。
8月13日，探险考察队再次徒步进入乌塘沟，我落在大队的后面。在一处山岩经过人工修整的路段，我停下来，向对面峭壁张望，峭壁上是一个个大小不一、形制各异的石洞。石洞与石壁有人工修整过的痕迹，仿佛是一处穴居的中心。我冒险爬到山的半腰，极力向一个如同大张着的嘴的山洞探视，可以清楚地看到洞内情况，我马上就联想到河谷的佛龛，它们的一致之处就是洞壁有用泥涂抹过的痕迹。我相信它们的具体用途也许有别，它们的建造时期也许不同，但它们应该有同一个源头。而石壁最高处的一个洞窟，使我联想到敦煌最近新开放的石窟寺，它们简直像出自同一批工匠之手。
在西域三十六国之中，山国应该是率先接受了佛教的古国之一。佛教的石窟寺的格局与山国国民的生活方式（“民山居”）有必然联系。河谷佛龛群的存在，也为丝绸古道的实际走向、为库鲁克塔格早期居民的精神生活充实了新的内容。乌塘沟的洞窟就是山国的历史博物馆、民族风俗园。
四、兴地岩画
8月14日，车队驰出乌塘村，一路东行。库鲁克塔格的山前洪积扇平整开阔，我们的目的地是兴地。我们要去探访着名的兴地岩画。在行前我们并不知道，经历了20世纪的地覆天翻之变，兴地的一家村是否还有遗迹可寻。在二十年前，我随几个文学爱好者来兴地看过岩画。但那时，我对兴地所知有限，只是好奇而已。兴地远离交通线，地处偏僻，目前在一定程度上说兴地岩画已经成为探险史的章节，就连一些研究新疆岩画的专着，也没有为它设置专门的章节，更缺乏新的考察与研究。
沿山根走了几十公里，车队转向北进入大山。
进山的路极其险峻。说它险峻，因为它其实是一段现代栈道：完全没有依托，与山体垂直。抵达制高点，一幅惊人的画卷就立即打开了：在两道大山之间是苍莽开阔的平川，平川草木繁盛，与山外几乎是截然不同的世界。一条小河在平川划出了优美的曲线，一个山民宅院就驻守在河边，成了点睛之笔。
在山民宅院前的树荫下，吃过简单的午餐，我们立即就向有岩画的山谷进发了。一道道山溪在山间盘旋，想限定我们的步幅，但我没有耐心和山溪玩丢手绢的游戏，涉水照直向几公里外的兴地岩画走去。
兴地岩画是中国西部较早被发现的岩画。这些岩画内容丰富，数量众多，形象生动，早在20世纪初，就因斯坦因的报道引起世人关注。兴地岩画与小河遗址都是瑞典考古学家沃尔克·贝格曼《新疆考古记》最精彩的章节。
在兴地沟，其实有若干组岩画，有的甚至就刻绘在河床卵石上。兴地岩画的主体部分分布在一面巨大的、直接从溪水水面拔起的岩石上，画面长达十五六公尺，高约六公尺，据不完整统计，至少有三百幅刻绘图形。1928年春天、秋天，贝格曼两次专门考察记录了兴地岩画。他的贡献除了详尽报道了兴地岩画，还在于他对兴地岩画的年代的判断。他指出：最高处的岩画是最早刻画的，现在则需要搭制专门的脚手架才能够得着。古人不会那样做。这证明，那时的地面要比现在高得多。由于常年溪水的冲刷，地面实际一直在降低。那么，只要大致推算出地面降低值（也就是岩画的升高值），就有了岩画出现年代的上限。关于岩画断代之难，众所周知。不可能大致划定年代，对它的解读就如同演绎天书。贝格曼曾在中国西部作过八年的考古探险，他的思路确实有独到之处。
从1996年第一次认真阅读了《新疆考古记》，小河与兴地就成为我向往的殿堂。再次站在那画廊般的岩石之前，我已经忘记了自己是谁，来此地干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