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初夏，斯坦因再次抵达和阗，重新发掘了尼雅遗址，并且经安迪尔遗址，前往楼兰。步斯文·赫定等人后尘，斯坦因同样在罗布人的首府阿不旦组建了自己的驼队，1907年冬季，在米兰古城挖掘了着名的吐蕃戍堡与寺院。米兰大寺的“带翼天使”的壁画与“东国公主传入蚕丝”齐名，都是丝绸之路的形象化路标。
离开罗布荒原，斯坦因前往敦煌。在罗布泊与敦煌之间的荒漠，他发现了系列的汉代长城遗址，包括城障、烽火台、营地，确认了汉代玉门关的位置，出土了众多不同文字的文书。5月21日，斯坦因见到了敦煌石窟的住持、道士王圆箓，并且通过说服利诱，进入了藏经洞。藏经洞中堆积的高达3米的文书，使他叹为观止，从这个宝库攫取文书，当然比他在荒漠寻觅更便当快捷。敦煌藏经洞的劫经，斯坦因是始作俑者。
1908年11月，斯坦因回到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他的第二次中亚考察报告出版于1921年，名为“Serindia”——《西域》。英文中“西域”一词，就是由此而出现的。
这两次中亚探险，使斯坦因享誉世界，1910年被英国王室授予初级爵士。1912年晋升为爵士。
1913年6月，斯坦因开始第三次中亚探险。沿塔里木南缘绿洲重到罗布荒原，进而到敦煌。此后，沿额济纳河南下，考察了着名的黑城（喀喇浩特），夏季在祁连山的山南作了调查，1914年前往巴里坤，并且在吉木萨尔的北庭故城短暂停留。1914年8月来到吐鲁番，一直到1915年，发掘了吐鲁番的古城、石窟寺、墓葬。1916年，斯坦因回到克什米尔。本次考察的报告在1928年才出版，名为《亚洲腹地》。第三次探险，他尽量想扩展自己的活动空间，但他在河西与北疆的考古探险，从影响、收获等方面而言，不能与在和阗、罗布泊相比。
1930年，六十八岁的斯坦因开始进行自己的第四次中亚探险，但此行基本未能展开，就因当地政府制止而夭折。
1949年以前，新疆探险发现的热点大都与普尔热瓦尔斯基、斯文·赫定、斯坦因有关。不管怎么说，普尔热瓦尔斯基、斯文·赫定、斯坦因都是历史人物了，功过得失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他们三人的共同点之一是，终生未婚，将一生主要精力投入到在中国西部的探险与发现中。这三个人的接力，长达六七十年。对于斯坦因而言，他在中国西北的活动，终极成果是以西部的考古发现充实了国外的博物馆馆藏。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外国探险家从中国攫获文物宝藏的举动，受到广泛抨击，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愤慨谴责。特别是一些破坏性行为，比如用十字镐和手锯切割吐鲁番石窟寺壁画，收买奸商从整体上敲下“昭陵六骏”，为找宝而扰动古迹原貌等，更是造成了永久的伤痛。外国探险家进出中国西部的时期，正处在中国历史上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阶段。这期间，西太后居然将建造水师的钱挪为己用，结果皇宫与御花园都被践踏焚毁，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遑论文物古迹。1949年10月，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历史绝不可能重演。国家富强，经济发达，正是改革开放的目标。
三
关于斯坦因在西部的探险，可以借用尼雅佉卢文文书的发现作为讨论的范例。
斯坦因就是为英国博物馆搜集文物来的，他拿走了在尼雅遗址找到的所有七百多件佉卢文木牍。此后，这批文书出版了图录，进一步又出版了拉丁转写文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过英印学者的努力，终于成功破译了这种早已经没人使用，更没有人能识读的死文字，目前不但有专门研究佉卢文的学者，有佉卢文的辞典、语法，还成了西域研究的突破口。从此，在《史记》与《汉书》之外的另一部楼兰王国秘史，便呈现在人们面前。至今，它已经成了世界性的文化遗产。这个过程不但丰富了对西域文明的认识，而且在语言学、考古学等诸多领域开辟了新的研究视野。世界历史的“第一部《森林法》”，就是通过佉卢文破译成功，始为人们所知。
显然，斯坦因并不认为把这些当时无人能认识的木牍文书完整地从荒沙湮没的古遗址中拿走，由英国博物馆收藏，提供给相关学者研究，有什么不对。在那时恐怕没人这样想。事实上，世人正因此知道新疆，关注新疆，而所有的关注点都建立在“新疆的荒漠潜藏了珍贵的实物，这些实物足以改写人类文明史”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之上。
设想，假如当时斯坦因没有找到尼雅，或者他找到了，却因种种原因对佉卢文文书不置一顾，对于事情本身到底是好是坏呢？那时，当地政府肯定不会为这些文书做点什么。这样，就必然是继续交给风沙“管理”，也许还会有路经者有意无意地破坏了它们的原状与完整性，到了近一百年之后正式发掘时，还能剩下多少，甚至还能不能剩得下？请不要忘了那是在1901年。将这一过程还原为历史，对于认识西部文明更有教益。
在斯坦因的考察报告之中，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06年至1907年间，斯坦因来到罗布荒原。他原来以为在这地角天涯可以不受任何牵制，为所欲为。但是一件对他来说颇感意外的事，使他彻底改变了看法。在罗布荒原南部，行进中的驼队突然被拦截在小路边，胆敢拦截高头大马、人多势众的“洋大人”的，竟然是两个身着弊旧的五品官服的伯克，原来，是罗布人在行使管理职权。
清初，罗布人的首领被康熙封为五品官，是罗布区域行政领导。在斯坦因眼中，罗布人首领的官服虽然早不是新的，但即便补缀之处也中规中矩。他们一点也不含糊地要求检验来者的护照。他们是代表中国（大清）政府在行使职权。当时斯坦因颇为感慨。
这些年来他走遍西部，所至之处不但没有人敢非难，甚至没有人想到该问一问“客从何来”？这两个不卑不亢的五品官，换个地方他根本不会予以理睬，然而正是他们不可置疑地证实：即便在罗布荒原这样的绝地，清政府的权威仍然存在，他不能、也不应该为所欲为。关于罗布荒原与罗布荒原的主人罗布人，还有什么比这更有说服力？
1914年2月，斯坦因在罗布泊北部的古道前行。这是丝绸之路早已被遗忘的路段，古道依库鲁克塔格山走向分布，山前洪积扇曾是商旅密集的区域。
在整个行程之中，他见不到人类存在的遗迹，没有旅行者，没有驿站，只有板结的盐壳阻碍行程。骆驼蹄子一个个被盐壳磨破，鲜血淋淋，使得“瀚海之舟”却步不前，不得不为骆驼装备新的“掌”，也就是将熟牛皮硬缝在骆驼掌之上，成为骆驼的皮鞋。
旅途空前沉闷，在荒野，他突然发现了一些中国钱币，居然是“开元通宝”。这些方孔铜钱有序地分布在荒野，一个一个距离大致相同，一共大约二百枚，那就是两串钱了。
失落的钱币再次证明，往古时期这里曾是驼队的坦途，行色匆匆的商团携带着通行货币（硬通货），但是其中一串的绳子被磨断，钱币就一个一个跌落在路上，接着又是一串，可行色匆匆的行旅始终没有发现这个不应有的过失。这说明，从那时以后，这条路就阻断了，一千多年间再没有人往来通行，直到他们到来。否则，钱就是钱，不会被弃置在路旁而不被捡拾起来的。——斯坦因走的路是最后的丝绸古道。这与斯文·赫定预言的罗布泊经历了一千五百年终于回到汉唐时期的故址，可谓异曲同工，颇耐人寻味。
斯坦因的自传《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他多次在中国西部作考古探险的纪实之作。《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之中，许多内容是独家的，比如关于疏勒河流域的古长城的发现，比如在河西与额济纳的行程等。当然，更多的篇章是与其他探险家相辅相成，比如在和阗、在罗布泊、在吐鲁番。
就新疆探险史而言，斯坦因与斯文·赫定一直是有竞争，也有呼应。就自传而言，《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一出版，便与斯文·赫定的自传《亚洲腹地旅行记》（《我的探险生涯》）并称为“中亚探险”的“二记”。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普尔热瓦尔斯基、斯文·赫定、斯坦因受到超乎寻常的关注，是因为新疆自身所具有的特殊魅力所致，是发现新疆历史过程的标志。他们三人，代表了探险史的三个不同方面（或说阶段）。
20世纪的新疆，是古老文明的再发现时期，异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是丝绸之路走进每一个人心中的时期；是让世人用另一幅眼光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互动的时期，曲折生动，又历尽劫难。然而已经被遗忘的丝绸之路，就这样重新将不同文明结系在了一起，“世界上离开海洋最远的地方”——新疆，就这样走向了世界。这个过程是如此真实可信，它对整个西部历史的影响不容置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