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九二年开始写小说的，时年三十五岁。步入中年仍有心于此，只因羡慕小说家把别人的生活拿过来给自己过，于是我这个高考语文没及格的工科学士，竟勉为其难地越俎代庖，舞文弄墨起来。
当时我认为，除了不懂遣词造句，反比许多作家更适合写小说。首先是，我到过许多地方，见过许多人，知道可以写什么。其次是，我会打电脑，这能免除用笔写稿誊稿的麻烦，也免得写出一手坏字到处丢人。再其次是，写小说只是业余爱好，既没有追求功名的野心，也没有卖字营生的压力，高兴怎么写就怎么写。其实我错了。当我扬起风帆正要乘风破浪时，才发觉我驾的是一条破船。而这条破船，是在**********时代只随便钉了几个钉子就下水了，载沉载浮，若泥船渡河，正岌岌可危呢。当我意识到绞尽脑汁想出来的一个句子，竟不如小学三年级学生写得自然，便十分沮丧，心里很难受。
幸好我不是那种爱面子的人，自尊心也很一般，因此我能够像小学生一样，跟着老师亦步亦趋地往前走。当时我给自己找了一个美国老师，他是海明威。海明威说，你要寻找准确的字眼，我就翻字典翻得特别勤，若手头没字典就不写东西，于今亦然。海明威又说，你要练习去写简单的陈述句，我就把一句话删了又删，尽量缩短它。海明威喜欢凌晨写作，我也早早起床，三点钟就从被窝里爬出来。海明威说，如果你删掉你所听说的重要事情或事件，故事即在艺术上加强效果。设想你把最喜欢的东西都舍去不要了，得到的肯定比原先的好。
本小说集内的“荒原之夜”和“午睡之前”，便是模仿海明威的两次尝试，连篇名都有模仿的痕迹。海明威小说中有“世界之都”、“士兵之家”以及“世界的光”、“雨中的猫”，都是我喜欢的。
虽然喜欢海明威，但明白我不是海明威，也成不了海明威。若始终一板一眼地模仿海明威，要么越写越生硬，要么什么都觉得不值得写。于是我开始注意毛姆，因为毛姆讲故事讲得好。本小说集内的“森林里的故事”和“一个懂古埃及语的女研究生”，都有模仿毛姆的痕迹。
你会用词了，你会写句子了，就看你能不能写出好故事来。幸运的是，我学着写小说的同时，还承担着另一项同样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天天给刚上幼儿园的女儿讲故事；必须用孩子能理解的普通词语，把诸如《白雪公主》、《青蛙王子》乃至《西游记》、《水浒传》，一个个讲出来。对小说而言，这是一种有效的训练。
另一种训练，便是写自己的梦。你晚上做梦了，那里面有人物有情节有故事，醒来后不管是夜里几点钟，立刻披衣起床，趁梦境尚未完全消失，把它不动脑筋地写出来。在最初的两年中，我写了八万余字的梦故事；其中有意思的几个梦，被我收录在本小说集内的“尘封的记忆”中。后来不再写梦时，对如何描写小说中的人物与环境，便有了些许分寸感。
我明白人的生命非常有限，写小说能够较多关注并反映其他人的生活和命运，就好像同时过着好几个人的生活，同时有了好几条生命，仿佛多活了若干年。
我认为，小说中没有哲学命题，也没有道德观念，因为这两者只包含在小说所反映的人类生活中，而不在小说中。古人讲“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因此我更注重如何准确而妥帖地表达，也就是如何遣词造句。
文字有唯美的，有简约的，有丰富变化的，有平淡无奇的，但无论哪一种，只要你用心表达，不固步自封，开放自己的词语体系而不是封闭它，你就会越发得心应手。不过有时候，不完善的结构，或稍嫌别扭的用词，反而产生强烈效果。
写作是一桩令人孤独的事情。把孤独当作生活乃至生命的础石，就会写出你的东西来。若成天出去吃饭会朋友，热闹是热闹了，但沉不下心来，写不出好东西。我的一篇悬念小说的开头，就说的是这个问题，用的是调侃语调。
“当作家的常面临两难选择。你正要埋头写小说时，就有朋友叫你出去吃饭，叫你写不成。如果不去吃，就接触不到生活，就没东西好写。我那少得可怜的几个短篇小说，就是在一顿顿饭局之余抽空写出来的……”
我的目力所及，笔力所至，多为当都市生活。但偶尔也涉及偏远题材，如“荒原之夜”写遥远的知青生活，“大凤小凤”写更遥远的民国生活，“国权老爹”和“小村的故事”写的是乡村人物，“闵介生和他的高个妻子”和“一个做姐姐的老姑娘”写的是**********时期的普通人的生活，“尘封的记忆”写睡梦中的潜意识，“一封遗书”写同性恋者的心理活动等等。
本小说集的最后一篇“这个世界有你的时候时间短”，是去年写的一个中篇。其写作意图是：以意识及颠覆意识的多角度表达，并以集中的和散点的意识流互为结构，描述现代生活的复杂斑斓。
幸运的是，经过一年半的片断练习，我的处女作“谢谢你，到此为止”（即本小说集内的“一个做姐姐的老姑娘” ），为《飞天》一九九三年九月期发表；我的短篇小说“一个懂古埃及语的女研究生”，为《上海文学》一九九四年五月期以首篇刊出，又被《新民晚报》缩写登载，并于二〇〇〇年八月获江苏省首届紫金山文学奖；我的中篇小说“森林里的故事”，为《人民文学》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期重点推荐。
二〇〇〇年以后，我开始写短篇悬念小说。我的短篇悬念小说集《范思哲香水》、《六人自杀晚餐》，计六十五篇四十万字，为花城出版社于二〇〇四年十月出版。其中的“死睡不醒”（曾刊载于《北京文学》）、“小妹失踪”、“我的越位故事”、“等待”诸篇，是从旧稿中移过去的。也就是说，它们本该归纳于本小说集内。
另外，有些早期的中短篇小说，因电脑出现存贮故障，不慎丢失了。本小说集内的“两个文人”，就是经朋友提醒，在因特网上找回来的，不然自己都忘了写过这个短篇。前几日看到一篇文章，才晓得自己还写过一个叫“家庭恩怨”的中篇小说。但即便如此，本小说集仍代表我的早期写作及我的中短篇小说的风格。
讲到“风格”二字，不免贻笑大方。不过若讲人与人有所不同，作品与作品亦有所不同，各行其是，各有特点，就算有风格了，也没啥不好意思的。俊有俊的风格，丑有丑的风格；巧有巧的风格，拙有拙的风格；抒情是一种风格，纪实是一种风格；华丽是一种风格，质朴是一种风格……
不过对我来说，风格的有无，委实无足轻重，因为我更介意有没有写，有没有东西写，以及怎样写。考虑怎样写，其实就是选择怎样的风格，但不同的是，考虑怎样写是作者的事，认为这是什么风格是读者的事。我觉得小说就像一棵生长着的树，它如何生长，形成怎样的风格，并非完全由作者掌控。写“一封遗书”时，小说原型是跳河自杀的，就打算让女主人公卧轨自杀，但写到最末了的时候，因为从远处开来的是一列载人的客车，就犹豫了一下，就没有卧轨；这不论对作者而言，还是对女主人公而言，都是瞬间的念头，并非预先设定。
2011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