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四月二日离开的湖南，到西安后，就有人在讲婚姻问题，说什么配对呀之类的话，但我并没有在意。我和崔曼琼当时想的都是进工厂。
一路的荒凉别人都已讲过，我就不说了，到了哈密，就有一部分人留了下来。我们当时也担心留在那里。我对对崔曼琼说，如果让我留下，我们一定不答应，因为前面还有更大的城市呢。其实，当时的迪化比哈密大不了多少。破破烂烂的，一片萧条。但总比绥来强得多。“一座城，两条街，三家店铺，四户人”，是它的真实写照，南方再穷困的乡镇也跟它差不了多少。我分到了二十六师政治部宣教科，任青年实习干事，负责团委的工作，崔曼琼则到了石河子二十二兵团直属机关政治处宣教股。我们当时都很高兴，原只想来当个工人的，不想都进了机关。同来的好多老乡都去了团里、营里开荒种地，与她们相比，我们吃的苦少多了，感到十分幸运。
其实，我们俩都已被人家看上了，所以才留下来的。
那时候，他们挑我们，家庭出身和人才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文化程度。然后就一层层被人挑选，当了别人的预备对象。我和崔曼琼的出身都挺好的，所以才留在了机关。
我们到达乌鲁木齐已是六月初，到二十二兵团政治部学习一个半月后分到二十六师，已快八月份了，但我十月份就与成皓生结了婚。
我到宣教科不久，成皓生就调到位于乌拉乌苏的十七团当政治处主任了。我们总共没说上十句话。
我记得那是结婚的前一天，新上任的宣教科科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文汇涓，有一项工作需要你去十七团一趟。
是什么工作呀？
你到了后，团里会给你安排的。
我到机关后，还没有到下面的部队去过，听了他的话，就十分高兴地同意了。
从绥来到乌拉乌苏有一百多公里路，我坐着一辆“六根棍”的马车，与师部的几个人一同出发了，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有待开发的荒原。很难见到一个村庄。摇摇晃晃地走了两天，我终于到达了乌拉乌苏。
除了劳动的人，那里什么也没有。我被直接带到了一间地窝子里。那是垫了木板，筑有土墙的地窝子，属“豪华地窝子”一类。我到那里后，没有任何人给我安排任何工作。我坐了一会儿，就坐不住了。我以为团里忙，把我给忘了，就主动去找他们。但他们见了，都笑嘻嘻的，神情也怪怪的，说让我先好好休息，到时自然会给我安排工作的。
我就到处瞎转着玩。
当天晚上，团政治处主任和他的几个干事涌了进来，撒了一点喜糖，一人倒了一杯白开水，就开始祝贺我与那主任喜结连理，白头偕老。
我一下就迷糊了，然后变得十分生气。我气愤地说，你们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
他们听后，反倒“哈哈哈”地笑起来。宣教股股长说，小文，你现在该知道你到十七团来的工作任务是什么了吧。他说完，当即宣读了结婚报告，当我听到“同意成皓生与文汇涓结为夫妻”时，我感到这一切太荒唐了。
我觉得自己的脸都气白了，我问，成皓生是谁？
他们把政治处主任推到我跟前，他就是成主任，他原来是师宣教科科长，你到师部不久，他才调到十七团的，你应该认识。
我原来只知他曾是“科长”、“主任”，现在我才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叫成皓生。
我当即就哭了。我说我不同意，你们连我的意见都没有征取！
这是革命的需要，这也是命令，你是军人，一定知道命令对于军人意味着什么！宣教股长口气生硬地对我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只知道哭。这里对于我来说，一下变得十分陌生。我觉得自己太孤单了。
成皓生是河北人，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比我大十岁，是“解放华北人民功臣”、“解放西北人民功臣”纪念章获得者。结婚之后，他告诉我，他是有意把我留在机关的，他从我档案中知道我家庭出身是工人，家庭背景也不复杂。当时在部队除了老红军、就是八路军了，他资格算老的，所以可以随便挑一个自己看中的女兵结婚。
一切都是如此突然，一切都显得不可思议。我连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我对她当时也没有任何感情基础。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只能在内心里祈祷他是一个好人，能对我好，能给予我幸福。
我们几乎是从宣布结婚的那一刻才认识的，然后我们慢慢了解，在一种已被命定的情况下开始恋爱，开始培养感情。虽然从我们一同入伍的女兵身上，我知道这做起来很难，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成功，但我仍然尽量去做。因为不管怎样，这个人已是我一生一世不得不共同生活的人呀。
——我们那时可能是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很少想到过“离婚”这个词，要么是去适应和顺应对方，要么就是默默地忍受。我是有幸的。因为他的确很爱我，我们的感情慢慢培养起来了。
后来通过一起生活，我也认为他也值得我喜欢，他为人坦率，对人和蔼，喜欢学习，对工作认真负责，身上的确有一种老八路的风范。他当兵前文化水平很底，到了延安就开始学习，他到新疆的财富就是一撂子学习笔记本。这一点给我留下的印象尤其深。
那时候真是单纯，也可以说是傻呀，我到五三年了，因为原来说服役三年后，就可以回湖南了。我就跟丈夫说想回湖南去。丈夫只是笑，笑完了就说，是谁把你们从湖南接来的，你就去问问他你能不能回去。
他是跟我开玩笑，不想我真去问了。我找到那位征兵的干部，说，我们三年已满了，你说满三年后让我们回湖南，怎么没人提起呀？
他一听就笑了。说，不是要让你“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建设新新疆”嘛，怎么能回去呢？何况，你现在已有娃娃了，娃娃就是你的根，就像一棵树，不能轻易挪动了。你们湖南的左宗棠当年就是因为没让屯垦大军扎下根，所以才导致了雄心勃勃的屯垦大业“一代而终”的局面，我们不能这样。所以你还得在这里呆下去。
听了他的话，我不再说什么了。心想，真应了那句顺口溜了：结了婚，安下心，生了娃娃扎下根。
五四年前，我们还一直住在地窝子里，那时我们已有一儿一女，儿女俩都生在地窝子里，长在地窝子里，直到成皓生任十七团副政委，我们才搬进了房子里，那房子就一间，半边办公，半边住人。即使这样一间房子，也令许多人羡慕不已。毕竟人几千年前就住在房子里了，所以总觉得房子才是人住的地方，住在那里面心情要顺畅得多。
五五年，成皓生调任师政治部主任，当时我们用一架马车就搬了家，就两个背包，两个孩子。
那个时候是真真的人人平等，他是干部，但挖地照样挖，拉犁照样拉。我也没任何特殊的，和其他妇女一样，白天劳动，晚上做军鞋，我那时一晚上可纳两双鞋底，能上三双鞋帮。我们前三年同样没有工资，钱扣下搞建设了。二十万大军，一人少发一顶帽子办了八一糖厂，有一年少发了一套军衣建了十月拖拉机修配厂。那时候，谁也没有怨言，只觉得自豪，因为觉得自己为新疆作贡献了。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当年就得了肾炎。第二年住进了军区医院，五七年转往北京三〇一医院治疗，张仲翰政委专门请了一位日本的肾病专家来给他诊治，那专家说即使照顾得十分地好，最多也只能活八年。
我听后，心一下子就碎了。
从此以后，我的工作就是熬药、煎药、煎药，熬药，还得照顾三个孩子。里里外外全是我一个人，我常常十天半月没梳过一次头发，每天就是用帽子把头发一笼了事。我用了全部的心血和爱来照顾他，光熬的草药恐怕一火车皮也拉不下，就这样，在专家预计只能再活八年的他，多活了十二年，一九七二年，五十二岁的他给我留下三个孩子，离开了人世。
他去世后，左邻右舍都劝我为了孩子，为了自己，应该再找一个。但我没有同意。我把母亲接过来，照顾孩子，自己则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不想母亲后来的身体也不行了，最后，她只能躺在床上，吃喝拉撒睡都得在床上，我只有伺候她，到她去世，不觉十年时间已经过去了。
崔曼琼跟我的情况差不多。她虽然坚决不找老干部，但七七年，她的丈夫就去世了。
崔曼琼到石河子后，除五二年在兵团财务部工作过一年，其余的时间都是在石河子度过的。她留在兵团直属机关政治处就是当时的主任看上了她。主任当时已三十七岁，找她谈话，她见了面后，就在心里说人家跟她父亲差不多嘛。所以当即就不愿意。但又不好明说，只能以自己家里已经定婚为由来搪塞。那主任就问她未婚夫是谁，在干什么工作。崔曼琼就告诉了她未婚夫的名字。并说他父亲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旅长，已镇压了。她未婚夫在做生意。那主任知道这些情况后，知道她历史比较复杂，就算了。但她万万没有想到，那个早已与她没了任何往来的未婚夫使她在****中被打成了特务不说，还划成了历史反革命。这两大“罪行”人家只要愿意，就可能杀头的，她没被杀头，但受的罪可想而知。
当时，她对逼她结婚的人说过，我即使找个炊事员，也不找老干部。别人就有意给她介绍了食堂管理员巫明清。
巫明清是四八年抓壮丁出来的，在瓦子街战斗中被俘后当了解放战士，后任机枪班班长，进疆后是个排级干部，年龄要小些。但在战斗中受过伤，心脏不好，别人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有意让我们配对的，反正，巫明清的身体在他们婚后不久，就慢慢不行了。但他对崔曼琼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在****中。崔曼琼曾对我说过，如果不是巫明清对她的理解，他早就活不下去了。他对她说，除了人家把你打死，把你枪毙掉，否则，就一定要活着。他还说，人家不相信你，我是相信你的，不是有那么多老同志，老革命都在挨批挨整吗？她主要想不通的是，自己何以在一夜之间成了罪人。是的，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黑与白，是与非，世界一下变得让人恐惧了。那时候，有好多人被逼得上吊、触电、吃药、跳水，自杀了，受不了呀。但崔曼琼始终抱着要活下去的信念。她听了她丈夫的话，她对造反派说，你们要打死我，那是你们的事，你们不打死我，我就要活着。那个时候，女人显得比男人更有忍性，她可能不是为了什么真理呀，正义呀，她可能仅仅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或仅仅是活，就可以忍受下那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
崔曼琼从****一开始就受了冲击，收音机、烂手表都被想象成了“敌特”工具。没有那些人更有想象力的了。有人还怀疑她牙龄里可能装有一部敌人的电台，要把她的牙齿全部敲下来检查，游街批斗自然是少不了的，平时哪种活苦，哪种活累，就让她干。别人怎么打她，斗她，她从不掉泪，但后来平反念平反材料时，她却哭了。为什么？心中委屈呀，五年的苦降临到你头上就降临了。到最后，一纸“斗错了”的话就完了，而自己究竟为什么受了这些罪。却仍然不清楚。
反是平了，但她仍被弄到下面劳动去了，接受劳动改造，这自然少不了苦吃，熬啊熬，好不容易熬到****结束了，她的丈夫又去世了。哎呀，那心中的苦呀，真不知该怎么说。
我们结婚早的，因为找的大多是老红军，老八路，最低也参加过解放战争的，长征，打日本，后来又是保卫延安，解放陕甘宁，进军新疆，南征北战，谁没有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过？到了新疆，又是开荒屯田，身体就是铁打的，也会生锈呀，何况那是凡胎肉体呢，他们身体早就垮了。加之年龄又比我们大十几二十岁，这就注定了我们好多女兵得中年守寡。
有一份材料中说过，“当年组织分配结婚，多为老夫少妻，一般男比女大十几岁或二十多岁，有打油诗曰：‘婚姻法，婚姻法，男四十，女十八，跑到新疆找爸爸，配的是夫不是爸，生儿育女把根扎’。男性寿命本来就低于女性，不少人三四十岁即丧夫，孤儿寡母，少人照顾，日子难熬，很是苦恼，虽有再婚者，多是不幸福，有的再婚数次，最终仍孤身一人。他们为屯垦戍边做出了贡献，把苦涩埋在了心底。”
这说的的确是实情。你看看《我是湖南人——新疆石河子湘藉人名录》那本书就知道，在很多女兵的简介中，提及配偶时，多是“已故”两个字，看着的确让人心酸。
三.王建华：协理员把一封信塞到我的手里
我是五二年三月从长沙出发的，当时我才十六岁。那批女兵很多，共分了三个大队。我在三大队，有八百多人。那车队行进在路上，前面看不到头，后面看不到尾，尘土扬出几十里，显得十分有气势。
我到达二十七师时是在五月。新疆的大地正在苏醒。天山上白雪覆盖，像一面银白色的屏障，横在南北疆之间。到处是在缓慢消融的积雪，枝头刚刚萌出星星点点的绿意，几只乌鸦飞翔的姿式也显得轻盈起来，麻雀的叫声中也有了掩饰不住的欣喜，阳光不再浑浊，而是像流动的水一样明亮起来。
二十七师一共分去了一百多名女兵，我留在了政治部组织科，任见习干事，是一百多人中唯一留在师机关的。所以觉得十分幸运，我没有想到是师部协理员看上了我，有意把我留下的，和许多女兵一样，我当时并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