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在《红楼艺术》第十一章《怡红院的境界》里说：“这就可见，‘焦棠两植’又是全部大书的‘核心之核心’，其重要无与伦比！”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周先生认为怡红院种植的红海棠是湘云的象征，所以他在后文中说：“在‘千红一哭’中，湘云独占红首，而不是钗、黛诸人。”他还说：“从本题讲，怡红院除了这个两植的象征之外，还有一个绛云轩，它可又是核心之核心，宝玉小时候自取的轩名，这时移到园中来了。”周先生故神其说的目的在于让读者相信他的“草草言之，已有如许之多的艺术层次，将多种手法错综在一起，来拱卫着一个遥传湘云之神彩的总目标。你看奇也不奇？美也不美？”说穿了，就是用大话让读者相信他的湘云最后嫁给宝玉的神话。
他在同书第十章《“补遗”与“横云断岭”》中说：“一般人只知书中有个林黛玉，以为她最重要，而不悟‘林家二玉’，一黛一红（小红本名林红玉），红比黛重要得多。”林红玉比林黛玉重要得多，也是欺人大话，她为什么会如此重要呢，因为在周先生虚构的世界里，小红和贾芸在日后曾帮助湘云与宝玉的结为夫妻。
周汝昌一方面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精裁细剪的生活实录”，另一方面又送给曹雪芹许多廉价大帽子：“大思想家、大诗人、大词曲家、大文豪、大美学家、大社会学家、大心理学家、大民俗学家、大典章制度学家、大园林建筑学家、大服装陈设专家、大音乐家、大医药学家……”⑤这是“大话欺人法”的最生动最典型的表现。
四、泼脏水法
所谓“泼脏水法”就是指把莫须有的罪名加给对方，或者用辱骂恐吓对待论敌，其斗争手段超出了学术的范围。周先生对高鹗后四十回的功过评论就用此法。（详见本书136页引文）
胡适在他的《红楼梦考证》中肯定了高鹗续书的悲剧结局；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说高鹗续《红楼梦》是一种失误，但肯定他“功大于过”。这是严肃学者对高鹗续补后四十回在学术层面所作的客观评价，为广大读者所认可。周汝昌在这里却把一盆脏水——他满嘴的恶言毒语一股脑倒给了高鹗。鲁迅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他老人家还说过，“含着血口喷人，首先弄脏了的是他自己的嘴”。周汝昌那种泼妇骂街式的语言，哪里有一丝一毫的学术色彩，哪里还有一点点学者的风度！至于他在《〈红楼梦〉“全璧”的背后》诬蔑高鹗是乾隆让和珅“重金延请为他续补‘红楼’的文士”，“高鹗自乾隆五十三年中举以后，屡考进士落第，颇有牢骚，及《红楼》‘全本’功成，他很快就中了进士——乾隆六十年乙卯科，和珅也正是充读卷官的，其中关系也有奥妙之处。则和珅欲酬高鹗，不过一句话耳。”一口脏水泼向三个人——乾隆、和珅与高鹗。
周汝昌用脏水喷人，最有名的还有对俞平伯先生与迷失了的“靖本”关系一事。他在《靖本〈石头记〉佚失之谜》（香港《明报月刊》1986年1月号）中深文周纳，诬陷俞平伯先生把靖应鹍藏本《石头记》藏匿起来了。这件事的当事人靖宽荣、王惠萍在《海外奇谈——答周汝昌〈靖本《石头记》佚失之谜〉》指出：“长期以来，周汝昌先生以研究‘红学’的专家自居，颇善于摇笔鼓舌，肇事生端。……大概周先生写这篇大作的动机，也和伪造曹雪芹佚诗的用心差不多，仅仅是要‘活跃’于红学界，充当‘出面解说此事的重要人物’吧！”韦奈在《致周汝昌——替俞平伯申冤》指出：“我外祖父一生为人耿直，对待学术问题，从来是虚怀若谷，不计个人恩怨。八十余年，堂堂正正地做人，老老实实地搞学问，‘藏书’之罪，无论如何人也加不到他的头上。”韦奈还特别指出，“在周文中如此专横跋扈之处，是处处可见的”。正因为其专横跋扈，所以才屡次用泼脏水法代替严肃的学术争鸣。
周汝昌在他的一条帚扫光20世纪红学史成就的名文《还“红学”以学》中说：“至今连这‘红学’的特定含义在大教授那儿都扯不清，则势必产生真红学与假红学的混乱。‘文学’范围的一般析赏评论不必说了，即如对小说作者的生卒与祖籍来作些考证——这其实也是一般从事文史工作者的起码‘基础课’，可是现在这也成了‘著名红学家’，可见这一‘界’的‘家’之滥竽之地步了。”他这盆脏水泼的是冯其庸先生和他的《曹雪芹家世新考》，进而还把冯先生当作“假红学”的代表。严肃的学术争鸣应该是指名道姓的批评，他却是用一种阴冷影射的语言来指斥对方。他之所以恨冯其庸，是因为《曹雪芹家世新考》论定曹雪芹的祖籍是辽宁省辽阳市，等于揭了他“丰润说”这个伪命题的底。
此外，它的脏水还向王利器、张国光先生泼过。这为大家所熟知，此不赘。
五、无中生有法
“无中生有法”指周汝昌先生能在“无”中找到论据，找出观点来。例如他在《〈红楼梦〉“全璧”的背后》的第十二节中说：
读到赵烈文《能静居笔记》引及宋翔凤的那一条，不禁大吃一惊！这条资料，自从蒋瑞藻在《小说考证拾遗》中引了以后，似未引起任何注意。后来我再转引它，那时所重视的只在于“钥空室中，三年，遂成此书”一点，别的就都草草看过，不作深思了。如今再读时，实在是惊心触目！你看那是怎么说的——
谒宋于庭丈于葑溪精舍，于翁言：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作也。”后遂以此书为珠遗事。曹实楝亭先生子，至衣食不给。……
这真是太重要了！这样关系重大的事，过去流水看“过”，视而不见，实可自愧。⑥
周先生的智慧我们平常人是赶不上的，他就在赵烈文记载宋翔凤的话中找到我们读不出的四层意思来：
1.曹雪芹的《石头记》一变而成为程高的《红楼梦》，正是“删改抽撤”政策的实施，其真正的主持者有一位大人先生，或者叫名公巨卿——此人正是善于改动原本、假手他人，别著一书、用以进呈讨好的和珅。考察一下，处处合符，般般对榫。宋翔凤的话，揭示了现代人已难理解的历史真实。（《献芹集》414页）
2.应该看到赵烈文记录宋翔凤的话的时候，他的拙笔（过分求所谓“洗练”）已经把事情大大简化了。换个方式说，我以为宋翔凤原话语意并非是说和珅只进呈了一次或只进呈了一类本子。再换个方式说，宋翔凤的话（被记录成了那个样子以后）仍然可以听得出：他是说，到和珅这一次（末一次）进呈的时候，乾隆皇帝点了头——表示“这样子行了”。这才是所谓“高庙阅而然之”的本事和本意。（《献芹集》416页）
3.我以为，宋翔凤的话，应该是所包较多的，和珅的进呈，并不是一次。他将所得之本呈交乾隆之后，就决定了《石头记》的命运：这部“邪书”不能让它照样“流毒”，必须加以“抽撤”。于是他们将八十回以后的原著，全部销毁，另觅“合宜”之人“撰成全部”。（《献芹集》417页）
4.可见宋翔凤的被简化了的原话是从曹雪芹当年如何开始写作《石头记》谈起，直讲到日后和珅如何进呈了那部“新全本”而获得御赏的整个过程的（乾隆也很喜欢“补阙”的，例如修四库书时发现《离骚图》已然不全，他下令补“齐”了）。他还为此“新全本”特意布置下“索隐红学”，连作者也散布“不知谁何”之说或“常州某孝廉”之论，——这全是他为了令人无从捉摸本来真相，藉以改变这部重要小说的性质的策略手段。（《献芹集》417—418页）
他看出赵烈文记录宋翔凤原话不具备的意思：对《红楼梦》实施“删改抽撤”政策的名公巨卿是和珅；他从宋翔凤的话中听出和珅向乾隆进呈的《红楼梦》有多次，乾隆“然之”的是最后一次进呈的一百二十回伪全本；曹雪芹全本《红楼梦》之所以不存在，是乾隆、和珅君臣合谋将八十回以后的原著，全部销毁了；他还复活了当年宋翔凤的原话是从曹雪芹当年如何开始写作《石头记》谈起，直讲到日后和珅如何进呈了那部“新全本”而获得御赏的整个过程。周先生就这样把“无中生有法”发展到了极致！但是，这不是红学，而是周汝昌先生首创的“龙门红学”！
